以《探索诗》为例，403篇作品的每一篇，陈超都进行了文本细读，对于已经经典化了的文本也要重新进行更为严格的细读。当时，大家都在谈北岛的《回答》，近乎经典化了，但陈超看到了《回答》本身的政治符号意味，以及背后人们把它作为北岛“泪眼模糊的一代人的英雄形象”的象征。因此他不选，他选北岛最好的但没有被广泛接受的诗，比如《触电》、《语言》。还有舒婷，不选《致橡树》，“无非是一种正面的爱情观”，而是选了同样写爱情但更有层次和复杂的《？。！》。这样的选择没有任性，更没有个人好恶，只是完全基于对当时诗歌生态和未来趋向把握前提下的文本价值判断。据陈超生前描述，北岛看到《探索诗》后很高兴，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作品问题专家（针对文本本身的批评家）。
能够做到不浮于表面的批评，还在于陈超的“公共性”，他的诗歌写作既无法归于某个流派，他本人也不以流派和主义框定、判断诗歌（当然，批评上的叙述要求和编排体例上的方便不在此列）。不属于某一个流派，也就不必天然地为他们说话，或不自觉地被诗学观念左右，所以他能认可西川的知识分子写作，也能欣赏于坚的口语诗实验。
更为关键的是，陈超的批评是指向未来的，这一点很多诗人、诗评人都讨论过，比如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大解曾评论道，“他的关注点始终定位在前沿探索者，并对这些不断更替和前行的个体或诗群进行持久的跟踪，从他所开列的名单中，基本可以看出中国诗歌近30年的大致走向。”臧棣也说，陈超特别注意诗歌整体的动向，不仅呈现好的，也揭示不好的苗头。不仅如此，他也以此要求自己的学生，“老师常说，你们搞文艺理论，要看到未来5到10年的趋势。”陈超的学生马庆云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所以，陈超在《探索诗》中重新“发现”当时被遮蔽的多多，推介王寅、陆忆敏、郁郁等不属于重要流派的新生代，在《打开诗的漂流瓶》里俯瞰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也揭示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性。但是，作为“排在最靠前的几个合格批评家之一”（敬文东语）的陈超，其作为诗人的一面却被长期遮蔽。
被遮蔽和终究无法遮蔽的诗人
中国现代诗歌文库编委所编的《中国现代诗歌大全》收藏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初的519位诗人，其中看不到陈超。而在中国作家网陈超主页上，也只能看到他的文论和批评。这正是长久以来，诗歌界普遍关注和看重陈超作为诗评家的一面，而遗漏或忽略其诗人一面的缩影。
在陈超多重的身份中，他排出了如下顺序：诗人、诗歌批评家、大学教授。显然，陈超最看重的还是其诗人的身份。
进入河北师大后，陈超开始了“自觉”的诗歌写作。1978年，石家庄成立了一个跨校大学生诗歌社团——新松社，编辑油印刊物《新松》、《崛起》，发起人和社长就是陈超。那个年代，各个学校的文学社风起云涌，几乎每个省都有。新松社得到了河北师大团委的支持，不但提供油印机器，还出钱帮助印刷。陈超他们借助新松社这个平台，与全国其他文学社团交流，相互寄刊物。在这个期间，陈超完成了自制诗集《解冻》，为两个时代的转换做了一个注脚。
但实际上，早熟的陈超从一开始起，他的诗歌写作就不是单纯的历史性写作。他敏锐而冷静地观察着20世纪80年代先锋诗的发展、后朦胧诗时代的各种写作可能，但是他既没有刻意与时代进行对话，也从没想过要和某一种诗歌潮流相呼应。
20世纪80年代后期，陈超写了组诗《诗歌写作》，包括《曲喻与白描》、《一个新词》、《荷尔德林，雪》、《史蒂文斯，和弯曲的时间》，实际上接近“元诗”，就是关于诗歌写作的诗。这在很大程度上受陈力川翻译的瓦雷里诗和马拉美、瓦雷里诗论的影响，他们的诗就是关于诗的诗，是在探讨诗歌写作可能性的诗。在后来陈超的很多诗歌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元诗色彩，比如《未来的旧录像带》。
这种写作和当时的诗歌界是比较疏远的，和整个时代的风气也不一样，自然不利于在当时诗坛或之后的文学史书写中占位。陈超也想过这个问题，但他就是想区别于第三代的口语诗和新古典主义。
然而，“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疯狂加速的时候，陈超在紧张的‘楔入’与绷紧的语词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不适与尴尬”（霍俊明语），他自然地作出反应，写了如《风车》、《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博物馆或火焰》、《青铜墓地》等诗。在《博物馆或火焰》中，他开篇就说“紧跟着到来的就是老式的事物。/我，书呆子，一个生活节制者/被时代裁成两半。多余的部分。”这首诗西川看后很喜欢，写了一封信给陈超，说多希望“让一个书呆子和命运交锋”这样的句子是他写出来的。尽管是与命运交锋的书呆子，是“悬在两个时代脱钩的瞬间”的“被挟持者”，但陈超仍然充满自信：“我的旅行存在于另外的向度。”（《博物馆或火焰》）。
甚至是自负。当时陈超并不担心他与整个诗歌潮流拉开的距离，会成为遮蔽他诗人身份的要素。他觉得，在当时“真正为我看中的诗人眼里，他们认为我已经是非常出色的诗人了，无论是口语诗派还是新古典主义诗人”。除了上举西川的例子外，于坚也曾对陈超说，他的诗写的比他评论的那些人（有所指），写得都好。于坚说，他和陈超的诗歌不一样，但有共同的地方，就是对自己想说什么是明白的，不是靠激情写作。陈超认为，尽管他的诗也晦涩，但比较有经验的读者，能知道他每一个句子想说什么，他的诗是绝对清楚的，“没有一句是靠灵感蒙世的”。
但如果从读者的接受状态来说，陈超还是被长期遮蔽了。这在霍俊明看来，更大的原因是陈超在诗评家一面的“高拔”，造成了对他诗歌写作方面的消磁。对于这一点，陈超倒是很淡然，“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占了”。他说杨炼、于坚、西川、欧阳江河作为诗歌理论家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们这方面也不同程度地被“遮蔽”了，“作为一个具有象征资本的人出现，你只能占一个象征资本”，但是真正内行的少数诗人能够知道他诗歌的分量。
正是在这些少数诗人的揭示下，陈超诗歌的分量缓慢地渗透出来。2000年，陈超以组诗《诗艺与交谈》获得《作家》诗歌奖。人们逐渐看到，那个在黑暗冰冷的雨夜擦亮语言灯盏的模糊身影，在板结梗硬的冬日，努力撬动冰层和土壤、不懈挖掘语言鲜活的春天照面的诗人。
诗篇过处，万籁都是悲响
因为鲁迅文学奖评委和河北省作协副主席两个“官方”背景的身份，陈超的自杀，在一片哀悼和叹息声中，网络上也夹杂了猜测和指责。但作家任晓雯也指出，这些指责多是把体制内的人等同该死，是骂贪官式的，而不是基于了解和阅读基础上的。
陈超的为人，臧棣对澎湃新闻记者的说法是，生活中的温厚长者，批评上敏锐但不尖刻的诚实学者。臧棣在陈超死后发表微博简短评论：“陈超，一个真正懂当代诗，又宽厚善待诗人的批评家。当代诗受益于他的智慧，敏锐，精准，宽厚，而对他的回报却如此之少。”诗人、批评家唐晓渡也曾说，陈超是一个不事张扬，甚至有点羞涩的人。在学生马庆云眼中，陈超豁达、坦诚。
陈超生前有个好友写了一部评价当代小说家的批评著作，里面涉及对王朔的批评，找他写序。这种友情序言，在当代中国文坛中司空见惯，赞美是题中之意。但陈超在序言中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对王朔的批评，还进行了自己的解读。这件事对马庆云影响很大，感受到陈超到批评不可避亲的学品。但这种行事风格，也让陈超感到疲惫。2011年8月，陈超在诗生活网站专栏上发表声明：“近年来，诗人个人出版诗集日益频繁，毫不夸张地说，今年几乎每月都有相识或未识的诗人找本人作序、作评。虽然我知道这是诸位对我的信任，但实在没有时间，不胜其累。自今日起，本人声明不再接受任何人作序、作评的约请。多年来，本人抹不开面子，今立字为证。”
对于陈超的死，《中国艺术报》副总编辑康伟说“暴烈之死，必有暴烈之痛”，媒体纷纷猜测可能和他对诗坛的失望或家庭的重负有关。但陈超在《打开诗的漂流瓶》中回答“为什么诗歌读者如此之少”这个当下诗歌争论时说，“返观新诗八十年的历史，现在的诗可以傲视过去任何巅峰时期的诗……就数量而言，当下能数得上的优秀诗人，比过去八十年还要多得多。”显然，他认为这个时代，诗歌的状态是不错的，对诗歌写作和诗人没有那么大的失望。而在2014年完稿的《诗野游牧》（尚未出版）中，霍俊明看到陈超的言说方式充满轻松、舒朗、清逸，用陈超自己的话是“‘现代诗话’（陈超的诗歌批评方式之一）像哈根达斯一样教我欣喜，感到甜”。
同样让陈超感到欣喜和甜的，还有西西，他美丽的妻子。西西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早前也参与诗歌讨论和写作。大学毕业前夕，陈超完成了诗集《给西西》。两人走到一起，曾是石家庄文人圈的一段佳话。尽管后来，西西早就不再写诗，“但是没有她在并不平坦岁月里给陈超的强力支撑，陈超的诗歌和评论的写作可能会是另一番状况。”再后来，他们的儿子陈扬降生后不久，身患重病，让三个人都饱受折磨。但阳光并未抛弃不幸的生命，他们同样照耀在陈超身上。陈超曾写过一首名为《与西西逆风骑车经过玉米田》的诗，“金红头发童子军在风中集合/绿领带系得潦草而飘逸/腰身一齐弯向东方/金子的心，无辜闪亮//这时，我们正骑车逆风冲上斜坡/我突然想加入这单纯的集体！/谢谢天，一切最终都会如愿/拜托你那时将我撒入这片绿吸墨纸的大地”，这首诗，霍俊明将之视为他们在不平坦岁月中的心灵履历的呈现，秋风向晚，逆风，上坡，都显示了当时生活的艰难与辛酸。正像在另外一首《秋日郊外散步》中写的那样，“有一道暗影就伴随一道光芒。……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凉又发热的沙土路，/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
所有的揣测都是无端的，和虚妄的。陈超的生命诗学，“关心的不是‘我’在场，恰恰是‘我’的消失。”他努力“隐去诗人的面目，将生命的活力让给诗歌本身。”曾经，陈超见证了“逝者正找回还乡的草径，/诗篇过处，万籁都是悲响。”或许，他自己也已经找到了那丛草茎，走在还乡的路上。
（本文参考《陈超访谈录访》（《新诗评论》2009第一辑）、《打开诗歌漂流瓶的人》（河北师大学报），霍俊明、大解、敬文东诸人评论等资料）来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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