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诗人陈超之死:悬在两个时代脱钩的瞬间

发布: 2014-11-13 14:57 | 作者: 徐萧



        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
        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浅淡。
        但桃花的骨骸比泥淖高一些,
        它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
        
        这是著名诗人、批评家陈超的诗歌《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开篇的几行诗句,写于1990年9月。24年后的10月31日凌晨,陈超选择从16楼跳下,似乎以身回应着“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陈超的离去,他离去的方式,让亲友们悲恸、错愕,继而震动了整个诗坛、批评界,甚至文学场。然后,公众和媒体加入进来,人们顺利地想到了海子、顾城,接着自然地问出那个永远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诗人为什么容易自杀。
        从海子、戈麦到顾城,“诗人之死”在大众、媒体和少数批评家有意无意的共同渲染下,成为了一个公共的印象,蚀刻到“诗人”的身份标签里,似乎自杀这种行为会自动附着在诗人身上,似乎诗人这个群体也多少带有宿命般地“追求”、“迷恋”死亡,通过自杀反抗现实、完成自我的悲剧英雄或疯子的特质。
        是的,凡是这么提问的几乎无需别人做出解答。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提问,问的意味少,而更多的是在表明一种便利的立场或者情绪。发问之前,能够对预设的前提——诗人容易自杀,或诗人自杀的多——进行推敲的人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一旦进行了切实的思考,就会明白这个前提并不存在,相应地也就不会发问。人们不去问为何医生、律师、教师容易自杀(事实上,这些行业自杀率都要高于诗人群体),而放大诗人的死,除了上述那种通过“共谋”而固定下来的宿命意味的想象外,还在于人们愿意相信诗人天然地脆弱、敏感,甚至病态。
        但陈超不是的。他是“少数几个能直接影响诗人的批评家之一”(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论家奖授奖辞),是诗人西川希望“偷走”诗句的诗人,也是深受学生爱戴的精神导师。“他的离去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吊唁陈超时说。
        
        诗歌使他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
        
        1958年,“大跃进”正式在全国展开,文学自然也要“跃进”,3月8日,中国作协书记处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人民日报》则发表了题为《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响亮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报道。就在这年10月,陈超出生在山西太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政治,在1958年的中国是主导命题,甚至在之后的二十几年持续而深刻地笼罩着每一个中国知识人。文学只能在其巨大的暗影里喘息、匍匐,但也在缓慢生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巨大进展的主要来源就是那批匍匐的50后、60后:王小波、顾城、莫言、海子、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苏童、西川、欧阳江河……还有陈超。
        家庭和个人性情使然,陈超从小就爱读书。父母在“破四旧”时偷偷藏了十几本书,其中的《红楼梦》,尤其是里面的诗词开启了他的文学世界,模仿着写旧诗,成为他最初的“创作经验”。后来,他把《红楼梦》带到了下放的知青农场,读了数遍。
        1974年的春天,陈超16岁,来到了河北省获鹿县李村,做了两年的知青。在农场,他读到了《巴金文集》、《人民文学》,也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学作品,包括穆旦译的普希金、钱春绮译的海涅、戴望舒译的洛尔迦,也包括契诃夫、《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基本上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过来的浪漫主义诗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等。书不多,他就反复读,然后写笔记。这些厚厚的笔记现在已经发黄,但还在,静静地封存着一个人也是一代人的精神断面。
        这些阅读资源和陈超后来的写作发生了联系,其中普希金的诗对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普希金从来不把感情分为应该表现的和不应该表现的,对自己的绝对忠实让年轻的陈超感到震撼。比如“一切是幻影、虚妄/一切是污秽和垃圾/只有酒杯和美色——/这才是生活的乐趣”,这句诗不仅在当时,即便就现在来说,都被认为是带有某种享乐主义、颓废的东西,“但是普希金就直接把它说出来了”。后来他写的《秋日郊外散步》等带押韵的新格律诗,就和普希金的影响有关。
        在当时,普希金的诗和整个时代的大的社会思潮是相悖的、不合拍的,但陈超被其吸引并不是出自明确的对抗意识。“毕竟年纪小,胆儿也小”,陈超后来在接受访谈时回忆道,“但是我似乎天生对政治性的说教就没有兴趣,再加上已经到了‘文革’后期,思想禁锢开始有些松动。也不是对时代先知先觉,而是从本能上来说,我从小就不求上进,也就不信那一套。”他觉得,虽然他欣赏的作品和当时的整个教育资源以及政治体系是相悖的,但那时的主导意识形态又是和人的自然本性相悖的。“当时并不是在理性上有多么深刻的认识,而是一种本能。比如说爱情和美酒就是比道德说教更令我舒服,那我就本能地选择了它。”
        两年后,陈超进入石家庄拖拉机厂,这次是作为一名学徒车工,开始进行自觉的诗歌写作,并且自制了诗集《柳叶刀集》,里面既有绝句、律诗、词等旧体诗歌,也有普希金、海涅式的浪漫主义新诗。诗集的名字,用陈超自己的话讲,是“偷”来的。陈超当时有个师傅,是个不苟言笑的天津人。后来一次偶然的文学上的交谈,让他重新“发现”了这个车工师傅。文学史上常见的相见恨晚出现在“文革”时代的中国工厂里。陈超把生日后不久写的一首诗朗诵给他,“偷生燕赵地,寒鹤倚衰林,残英犹在目,秋风已吹心。淅淅添泪眼,阵阵暮云深,怅望东天月,长啸欲损神。”
        这一时期的写作,基本是模仿,陈超觉得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当时的诗里一句“清晨一只军舰鸟飞到了我的窗前”,但实际上华北没有军舰鸟,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军舰鸟。“可是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就用了,都是从看的那些浪漫主义诗歌里边来的。”尽管我们无法判断,那些拖着沉重肉身进行的阅读和写作,在塑造一个新生代诗人过程中的重要程度,但毫无疑问,它们慰藉了一个文学青年孤独的青春,用批评家霍俊明的话,“是诗歌使得陈超当年的这样一个年轻人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
        
        成为思考者,细读探索诗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陈超考入了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四年,陈超在河北师大图书馆里完成了接受的转向、知识系谱的调整。除了聂鲁达、波德莱尔、马雅可夫斯基,陈超开始接触到艾吕雅、阿拉贡、沃兹涅辛斯基等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也在《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刊物上读到了瓦雷里、艾略特、马拉美。当时的陈超和同辈文人一样,对新思想、新知识有一种饥饿感,大家急切地探寻着自我和时代的褶皱。
        很快,中国文学在翻译狂潮中迎来闪耀的黄金时代。整个20世纪80年代,有两套译著是绕不过去的。一是三联出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里面有尼采、胡塞尔,也有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尔、德里达;还有一套是上海译文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这两套书陈超都读了,都半懂不懂。陈超熟悉的诗评界中,唐晓渡、程光炜、耿占春、陈仲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惠于这些书。在他看来,这使得这一代人的知识系谱往好了说是比较有活力,说难听一点就是精神资源紊乱,也让他们多少都有点想当思考者,或者说有思想家的气质。
        两套书中有很多属于文艺学,包括诗学,如雅各布逊的《语言学与诗学》、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以及什克洛夫斯基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刘小枫选编的《接受美学译文集》等。但对陈超影响最大的还是现代人本哲学的作品,比如海德格尔、尼采、萨特、本雅明、胡塞尔、伽达默尔,和“西马”诸人。此外,科学哲学里的波普尔则对陈超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作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整个改变了我的世界”。
        陈超相信,他们这一代人虽然各自的道路不一样,但都和这些东西有关。
        毕业之后,陈超留在了河北师大教当代文学。因为自己古文论方面比较薄弱,他争取到一个名额前往山东大学进修。当时陈超觉得,自己对西方文论有强烈的兴趣,且自认为有慧眼慧心,可以自学,能够自动甄别要点和好坏,找到对其有用的;但在古文论方面需要一个强迫性的学习机会。很多人认为陈超是完全西式的,但只要细读一下他1989年出版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以下简称《探索诗》),就会知道其实他在里面运用了很多古典的批评资源。
        陈超在山东大学的一个意外之喜是接触到了陆凡——山大美国文学研究所的前卫老太太。此前陈超就读过陆凡翻译的当代美国文学史,里面介绍了加里·斯奈德、罗伯特·勃莱这些人。在1984年,这是相当具有视野和胆识的。于是陈超就去旁听她的课,经常与她交流。陆凡告诉他,欧美正规大学的文学教学就是细读,因为这是一种必要的训练。当时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和他编的《新批评文集》已经出版,对陈超影响挺大,陈超觉得,中国缺乏“新批评”和文本细读。作为一种训练,1985年起,陈超从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开始,选了129位诗人的403篇作品,一首一首解读,就成了影响巨大的《探索诗》。
        当时,象征派诗选、现代派诗选、九叶派诗选都已经出版,朦胧诗也出了很多,材料容易获得。新生代诗歌虽然绝大部分没有公开发表,但通过《他们》、《非非》等民间刊物得到了认可,所以也没费什么功夫整理,陈超也觉得基本没漏掉重要的诗人。《探索诗》初版印了1.5万册,硬精装,在当时是很豪华的,享受了经典著作的待遇。1994年,《探索诗》获得了中国作协的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
        此后,《生命诗学论稿》(1994)、《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2002)、《打开诗的漂流瓶》(2003)、《最新先锋诗论选》(2003)、《中国先锋诗歌论》(2007)、《游荡者说——论诗与思》(2007)相继出版,“这些书籍的编选、鉴赏,不是浮在表面的,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臧棣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谈及陈超对当代诗歌的诸多贡献时这样评价。
        今天市面上各种“诗歌选”琳琅满目,但很大一部分是“诗人选”。诗歌选基于文本的价值,是从批评的角度出发。诗人选则不是,更看中流派、名头,甚至是“江湖”关系。基于流派、名头的诗歌选对加深诗歌理解、推动诗歌进程是无效的,而基于关系的则只是为了抢占山头、占据话语权。臧棣说陈超的编选、鉴赏不是浮在表面的,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因为陈超在做这些工作时,一直坚持的是文本细读,这让他的择选是带有批评性眼光的。并且,不像新批评对于历史意识的排斥,陈超的文本细读,不满足于文本本身,他还关注文本与社会历史、个人历史的勾连,这又使他的批评性带有开放和欢迎的态度。

21/212>

最新评论

删除 引用 Guest  post at 2014-11-17 14:09:21
这篇文字,让我认识了一个真切的陈超。活着,或者死去,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删除 引用 Guest  post at 2014-11-16 00:43:42
???

查看全部评论……(共2条)

发表评论

seccode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