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上遇到的朋友
发布: 2014-10-31 15:25 | 作者: 何葆国
江康没再坚持，有人来找他，他就一边忙去了。吃饱了肚子的响器班各就各位，锣鼓唢呐又响起来了，那两个穿戏服的女子对着手上的小镜子，开始给自己补妆。所有人都忙碌起来，只有我，此时，突然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多余人。我在问自己，为什么一大早从福州赶到马铺这个小城来送别曲洪康？只是为了弥补自己二十多年来的愧疚吗？只是为了自己的内心今后免于不安吗？
响器班停歇下来，那两个哭丧的女子又粉墨登场了，她们扑在铁棺材（现在我知道那是个空棺材）上，做着各种仰天长啸、捶胸顿足的动作，哭喊声尖利而凄惨。
我转身走到了角落里，不知为什么，胃里一阵翻涌，我用手在肚子上揉搓几下，还是禁不住恶心，蹲在墙角往水沟里呕吐起来。那两个女子的哭丧声盖住了我的呕吐声。刚刚吃下的那碗卤面全部被我吐出来了。
你怎么啦？背后传来林桂娟的声音。
我连忙站起身，用手抹了一把嘴说，没事。
你不要紧吧？中暑还是中毒？林桂娟关切地问。
我摆摆手说，没事，没事，不要紧。
林桂娟走上前，伸出一只手准备搀扶我，但还没有具体实施，又把手收了回去，她说，我带你去休息会儿吧，你晚上总要住的，我带你去一个同事开的家庭旅馆，就在外面大街上。
我想了想说，好吧。
2
这是一间刚开业不久的家庭旅馆，装修得俗气，但条件设施不错，我要了一个单间，比我想象的要大许多，临街的窗前还有一对沙发，方几上有整套的茶具。
林桂娟向老板要了两包铁观音上来，实际上我是不大喝茶的，一般喝白开水，林桂娟说，我来泡，便开始忙着取水、烧水、洗茶具。我把自己整个人安放在沙发里，徐徐呼了一口气。
你变化也不小，要是在街上见到，我也不敢认。在卫生间洗茶具的林桂娟说。
头都有点秃了，也是，奔五了。我说。
我毕业后就没回去过学校，我们有开同学会，我没去，你们有开吗？林桂娟说。
我们也有开，2004年开一次，2009年又开一次，我都没去。我说。
林桂娟端着洗好的茶具走出来，烧水壶里的水也烧开了，她把茶具冲烫一遍，开了一袋茶叶倒在茶壶里，冲入开水，倒出两杯茶，我伸手就要端起一杯，她说这是第一冲，洗茶的，不能喝。我等她第二冲泡出了两杯茶，才端起一杯喝到嘴里，也没喝出什么妙处，只觉得口渴了。
我差不多连喝了三杯，林桂娟才端起一杯，放到嘴唇边轻轻啜了一口，发出轻微的吱的一声，然后又啜一口。我知道闽南人喝茶都这副德性，他们嘲笑我这样喝茶是牛饮。
毕业这么多年，你都做了些什么？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情况？林桂娟说，她抬起眼睛看着我，就像在课堂上老师提问学生一样。
好吧，我说。我说着把身子坐挺了一些，我听到自己的音调里拖着一声长长的叹息，我的叙述是寡淡无味的，我好像是在说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的经历，我眼前像是有一组黑白电影的镜头慢慢摇过去，墙上没有撕干净的标语，宿舍楼通道上贴满了各种紧急通知，有人在走廊上喝啤酒，然后把酒瓶子砸碎在地上……这些画面近年来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当然我不用跟林桂娟讲述这些，她也是同一时代的过来人，应该感同身受。我说，我毕业后，分到福州的一所中专学校，在那一年算是相当好的分配，我上了6年的课，这期间结婚生子，1996年我停薪留职下海了，到泉州做生意，开头与人合伙，后来自己单干，亏得一塌糊涂，2000年我赶紧回到学校，上课上不了，就承包学校的食堂，这回赚了，赚得挺好，但学校换了新校长之后，我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先是被举报，接着被双规，不久移送司法处理，贪污罪，我贪污了自己赚的钱，然后被判刑4年半，这期间离了婚，坐了3年半的牢，2009年9月出来，做点小生意，聊以为生，就这样。
你的经历比较曲折，你还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林桂娟说。
说说你吧。我说。
我毕业后，分配回来马铺，先是在一个乡镇中学教了3年书，然后调到马铺一中，就一直教到现在，这前后都二十几年了，去年我儿子都考上大学了，老公现在一个乡下当副乡长，就这样。林桂娟说。
我发现林桂娟最后模仿了我的用词和语气，我认真看了她一眼，然后非常认真地说，林桂娟，你当年和曲洪康是不是在谈恋爱？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关于你们的情况？虽然事情过去了二十几年，但我这些年来不知为什么，总是想起读大学的那些往事。希望你，告诉我。
林桂娟低下头，低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时泪花闪闪的，说曲洪康都死了，还说这些做什么？
正是因为他死了，有些话才可以敞开来说，不是因为他死了，我也不会来到马铺，也不会在葬礼上遇到你。我说。
其实、其实……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说起来非常遥远。林桂娟说。
时间是过去了许久，可是我总感觉就在眼前一样，历历在目。我说。
林桂娟又低下了头，起身往卫生间走去，砰地把门关上，我听到里面传出一阵轻微的啜泣声，那是用手堵住嘴巴从指缝间流出来的内心的恸哭。
我一时惶然，不知所措了。林桂娟从卫生间走出来，对我笑了一下，这笑有些刻意，也有些酸涩，可是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过去送洪康最后一程。林桂娟说。
我默默站起身。
3
旅馆出来不远的巷道口停着殡仪馆的车，我们赶紧往小巷里大步走去。那锣鼓、唢呐和铙钹奏出一个个高潮，持续不断地轰鸣着，所有人已经起立，列成了几个纵队。那铁棺材套上了棺罩和两根圆木担，我知道曲洪康已经在里面，这个惨遭病魔摧残的老同学，此时，我们的距离只有几步，却是阴阳两隔。我的眼泪失控地夺眶而出。
走在最前头的是一个怀抱遗像的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曲洪康无妻无子，他只能是曲江康或其他堂兄弟的儿子，接着是一中年人执一纸旗幡，下来便是四个男子抓着圆木担，抬起了铁棺材，那两个哭丧的女子紧随其后，踮着碎步，载歌载舞似的，响器班继续着高潮迭起的吹吹打打，最后便是我们这些七零八落的送葬的人。林桂娟从斜刺里跑来，往我肩膀上搭了一块毛巾，这是马铺的习俗吧，我看见周围送葬的人肩上都搭着一块毛巾。
送葬的队伍缓缓走在小巷里，有人从后面跑上来，手里抓着两把被遗忘的花圈，嘴里嚷嚷着什么，跑到那缓缓移动的铁棺材边，把花圈压在铁棺材的棺罩上，抬铁棺材的几个男子不满地骂了几声，花圈上的纸花落了一地。
我和林桂娟几乎并排走着，我们都低着头，我无法揣测她此时的心情，实际上我也说不清自己此时心里在想什么，很多往事涌到心头，有曲洪康留在宿舍里的音容笑貌，还有他站在文科楼顶上那一声长啸，现在，这一切，随着曲洪康即将化为一把灰，也能化为一股青烟飘散该多好。在我的前后有人边走边搭话，还有人停下来接手机。这个约摸二三十人的送葬队列越发地零乱，倒是前面那两个哭丧的女子和响器班步调一致，有板有眼，维护着这个葬礼应有的仪式感和严肃感。
走出小巷，送葬队伍折成了几段，抬铁棺材的那四个男子大步走到殡仪馆专车的屁股后面，车后门已经洞开，他们从肩上卸下圆木担，铁棺材砰地被撂到地上，我不知道里面的曲洪康是否摔痛了？或许这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次痛了。有人拿下棺罩上面的花圈掼在地上，然后取下棺罩，两个男子用手抬起铁棺材，一头搁在车厢上，猛力往前一推，整个铁棺材就全部滑进了车厢。我看到曲江康等人上了车，然后车的两扇门合上了，车喀隆喀隆地开走。
我和林桂娟目送着，那车拐个弯就消失了。我和林桂娟收回眼光，相视一眼，无言以对。送葬队伍就地解散，那两个哭丧的女子眉开眼笑地说起什么，响器班也各自收起家伙，分头散开了。耳边失去了那些热闹的响声，整个场面就像墓地一样荒凉。
有人在我肩膀拍了一下，我扭头一看，是一个戴墨镜的男子，穿着很整齐，他摘下墨镜对我咧嘴笑了一下，但我还是想不起这个人。他年纪似乎比我小一点，保养良好，脸色红润。
记不得我啦？我可认得出你。那人说着又把墨镜戴上。
我差点就要叫出这个人的名字，但最后还是叫不出，摇了一下头。
我是方新斌。
当他吐出最后一个音节，我已经想起这个人了，他是曲洪康的高中同学，也是同年考上福州的大学，只不过他在另外一所学校，经常到我们宿舍来找曲洪康，有一次曲洪康不知去哪，我还招待他在食堂吃过饭。他应该也是来送别曲洪康的，只是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对了，他也是林桂娟的高中同学，有一次曲洪康请吃拌面，他和林桂娟都在场，我听着他们三个马铺老乡唧哩呱啦说着鸟语，还当众表示了不满。
想起来了吧？方新斌一只手向我握过来，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同时递到我手上。
是你。我没握他的手，只是接过他的名片。
有空联系我，名片上都有手机，老朋友了，有空好好聊，我现在还有事，我先走了。方新斌说着向我挥了一下手，也未等我的反应，便向街道对面停着的一辆红色轿车走去。
我看了一下名片，置顶的是“马铺县烟草专卖局局长”，下面还有一堆排得很拥挤的头衔：马铺县政协常委、马铺县商会常务副会长、马铺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马铺县收藏家学会顾问、马铺县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马铺县游泳协会名誉会长、马铺县兰花学会副秘书长。再抬头看他，他已经钻进那红色车里，车向前开走了。
林桂娟不知从哪冒出来，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说，这个方新斌你没看到吗？
别说他。林桂娟说。地上飘着花圈上散落下来的纸花和纸条，她看见一张纸条便踩了一脚上去，然后挪开了鞋子，我发现那印着鞋痕的纸条上有“新斌”两个字，这应该是方新斌所送的花圈上的纸条。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不由怔怔地看她。
走，我们去吃饭，你该饿坏了。林桂娟说。
4
这肯定不能算是午餐，也不能说是晚餐，尴尬的时间注定了这餐饭的特别。在旅馆楼下的这家小饭店里，我和林桂娟开了一间包厢，隔着一张大圆桌，各怀心思，等待着上菜。此时，我们都感觉到饿了，必须吃饱肚子，才有力气说话，才有力气回首那些不堪的往事。
因为没有其他客人，我们的主食——炒粉条和菜接二连三地上来了。没有客套和谦让，抄起筷子、汤匙和勺子，埋头不语，风卷残云。等最后一道菜上来时，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打了个饱嗝，林桂娟说，你真是饿坏了。我说，你也吃不少。林桂娟说，是呀，其实中午在那边，我都没吃卤面。
就这样，我们吃饱了肚子，隔着一张圆桌相视了一眼，我相信她能明白我眼神里的期待。
记忆中的林桂娟快人快语，像一只百灵鸟，但那是上世纪的事情了，岁月流逝，把她变成了一个稍显木讷、语速滞缓的中老年妇女。如果不是因为曲洪康，我不可能认识她，也正是因为曲洪康的葬礼，我们阔别二十几年后再度相逢。曲洪康是我们之间绕不过去的一块石头，牢牢地嵌入我们这大半生的时光里。
说说吧，你刚才为什么一脚踩住地上那写有方新斌名字的纸条？我说。
这个，我从曲洪康说起吧，我和曲洪康的关系，应该说是彼此的初恋，但那个年代很单纯，我们只是牵牵手，什么也没做过，你也知道，曲洪康很上进，功课也很好，他想毕业分回马铺，因为他父亲死得早，家里有一个母亲还有一个在读高中的妹妹，他想回到马铺一中教书，教书是他喜欢的事，同时也可以照顾到家里，但是毕业前，发生了那么大件的事情，当时大家差不多都上街了吧，一般上街也没什么事，当然那年大家分配都不如以前，这时，有人写信向学校和系里告密，举报曲洪康游行时发表过演讲，还是几张大字报的拟稿人，你也知道，当时学校不分青红皂白，曲洪康就被记过处分，分回马铺后，因为是犯了重大政治错误的人，他无法留在城里，被分配到当时马铺最偏远的一个乡村学校，也就在那时，他主动提出跟我分手，蹊跷的是，曲洪康的妹妹也在那年突然失踪了，至今二十多年下落不明，你没见过，他妹妹长得很漂亮的，正是从那时开始，曲洪康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抽烟、酗酒、打架，还有赌博，他在乡下一直无法调动，跟学校领导和同事的关系也搞得非常差，我跟他写过信，希望他振作一点，被他回信骂得狗血喷头，不久我结婚了，我也不便和他再有什么联系，后来他从学校辞职，跑到了厦门，我不大清楚他做的什么，反正混得不大好，但这期间他在厦门和一个安徽还是河北的女人结婚，有一年春节我在马铺街头遇见过他和那个女人，怎么说呢，长得很丑，后来就听说他离婚了，离开厦门去了广东，然后就是2006年吧，他回来了，孤身一人，回到老街上和他母亲一起住在老厝里，看样子他离发财很远，甚至可以说穷困潦倒，度日维艰，他深居简出，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也不上网，从不与人联系，我见过他一次，你无法想象，他穿得非常脏，头发乱，胡子长，非常邋遢，全身散发一股异味，看起来几乎就是一个拾破烂的流浪者，你要是回想起他八十年代的样子，意气风发的，踌躇满志的，你真的会有一种崩溃的感觉，听说他是2010年感觉得了重症的，也没去治，就偶尔喝一些中草药，终于挺到了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