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语言和文化“偏见”】
我还是躲在鲁迅先生那瘦弱的身影下，以免被那些只知盲目崇拜而不知比较批判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泼大粪。
Q：“作为一名汉语写作者，我却陷入语言学的困境，从而越来越悲哀地感觉到这种智力的先天不足。”这个语言学的困境有哪些？为此你做了怎样的克制？
A：现 代汉语，由于其语法结构的粗糙，很难进行致密的思想。而象形表意文字，很难把抽象的概念完整又细致地表达出来。以梵文为载体的纯抽象的佛教思想在东汉末年 传入中国之后，经由象形文字的扭曲，几乎全都变成了具象化的东西。英国历史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因此才不得不感叹：佛教最终被改造成了彻头彻尾的中国货。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肇始的一场对西方文明的嫁接，最后又因语言文字的不同，而把西方文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中国货。
Q：你理想中的口语语言体系和文学语言体系是怎样的？
A：以 鲁迅为代表，有一群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主张废除汉字，创造拼音文字。在文化学的意义上，我不是一个极端的外科手术医生，我愿意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更有历史远 见和现实感的文明嫁接师。或许日文（象形字与假名）对汉语是一种很好的借鉴，也就是说，我们的汉语文应该在保持象形表意文字（具象符号）的同时，另外创造 一套表音符号（抽象）系统，用来表达非具象的概念。每一种语言都留有文明嫁接的痕迹。汉语中满是来自梵文、日文和英文的外来字。如果不经象形的扭曲，或许 我们更能准确地理解这些外来字真正的涵义，譬如佛陀、自由、民主与共和等等。
Q：有人在网上说你对中国文化和孔子有偏见，对此你怎么看？
A：以 此观之，鲁迅对中国文化和孔子更有偏见。我还是躲在鲁迅先生那瘦弱的身影下，以免被那些只知盲目崇拜而不知比较批判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泼大粪。实际上，他们 是一群仰赖老祖宗菲薄的遗产穷过日子的思想懒汉。只要他们稍微翻翻书，就知道朱熹王阳明他们是从佛教里偷取思想的。只要他们稍微了解一下苏格拉底、乔达 摩·悉达多和耶稣，就知道孔丘同志是个跑官专家。只要他们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自己整日吃的恶果必定不是产自一粒善的种子。
【关于写作题材】
我是个少年∏，努力按照各个伟大宗教的教义生活。
只为自己写作。
Q：你的作品中涉及大量宗教和藏区题材，为何要作这种选择？与你的个人信仰或精神世界有何关联？
A：越 是被禁止的，就越是藏着诱人的秘密。文学难道不是去探究秘密吗？探究秘密难道就不能检验一个作家的勇气吗？而宗教一直伴随着人类，从来不曾消亡。当然，人 类的贪婪、傲慢和愚蠢也一再玷污宗教的纯洁，致使宗教一度被体制化，譬如罗马天主教、伊斯兰哈里发和西藏的喇嘛王国等政教合一体制。我把这种被体制化的宗 教叫做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一样丑恶。幸运的是，总有宗教天才一再反叛这种宗教政治，譬如加尔文的新教改革，譬如苏菲教徒对伊斯兰奢靡的教士阶层的反叛。
我 个人的信仰与宗教政治无关，所以我不加入任何有组织的宗教团体。我阅读佛经，也读《圣经》，还读《古兰经》和《圣训》。我是个少年∏，努力按照各个伟大宗 教的教义生活。当然，如有学识和修为皆具圆满的大师，不管他是一位喇嘛，还是一位苏菲，或是一位神父，我都愿意终生追随。
Q：是否考虑过这种选择对外容易讨巧，而对内则易为当局不喜？
A：我 说过，自《寂静玛尼歌》之后，我只为自己写作，从不考虑出版。当然，客观的结果是，涉及宗教和西藏的小说在台湾较易出版而且颇有市场。联合文学在2010 年之前引进过三位大陆作家，最年轻的是我，另两位是我的前辈：莫言和余华。时任联合文学主编的王聪威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透露，我是唯一给他们出版社赚钱的 大陆作家，言下之意是另两位文学前辈让它们赔钱了。当然，莫言先生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想联合文学应该是又赚钱了。无疑，当我开始只为自己写作时，我 就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写作必然不能见容于大陆，因为我解除了曾经作为记者而加诸我身的镣铐。写作不能有丝毫的精神阉割。
Q：你的作品中也涉及到一些族群冲突，甚至有仇杀情节，对此你作何考虑？
A：我 们的历史一直充斥着族群冲突乃至仇杀，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治之手巨大的阴影一直将其遮蔽着。自9·11之后，族群冲突成了世界关注的新闻乃至文化 话题。当然，在此之前，世界性的族群冲突又夹杂着殖民主义的罪恶。非洲黑人作家索因卡，或是白人作家多丽丝·莱辛、南戈尔丁和库切都曾关注过这种殖民主义 下的族群冲突。族群冲突不仅是个历史性的主题，而且是个世界性的主题。美国学者亨廷顿甚至写出了西方蓝色文明遭受中国黄色文明和伊斯兰绿色文明之威胁的 《文明的冲突》。但是，族群冲突这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主题在中国文学中尚属空白。我想去填补这个空白。在结束了十年西藏研究并写出3本西藏小说和一本非虚 构作品《西藏的忧伤》（待出）之后，我开始将目光投向新疆。
Q：“故乡死亡”的主题，里子应该不算是个新命题，比如鲁迅也写过，你即将完成的故乡三部曲和他的有何异同？
A：关 于鲁迅的“故乡死亡”主题，我没有研究。我的“故乡三部曲”分别涉及三个主题：死亡、生命和救赎。第一部《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探讨的是肉体的死亡和农 耕文明的死亡；第二部《蜂王的夏天》（待出）讲述的是人们对超越政治的个体生命的救助以及对超越种属关系的大生物圈的关爱。第三部《九月曼札》（待写）讲 述一个陷入道德困境的人对自己的灵魂完成的最后救赎。
Q：在《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里，尕桂最后在“水”里寻找到了形而上的“故乡”，你如今寻找到了“故乡”么？
A：如今，我感觉到了某种形而上学意义上“故乡”的存在，但我尚在寻找中。我渴望着早日觅得途径，以便终生寓居其中。
【关于孤独与克制】
我害怕恶业的报应，所以尽量言说善知识和真思考。
Q：你曾提到，自己的写作初衷是“看人可不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你现在找到了答案么？
A：找到了。我觉得自己正在幸福地生活下去。
Q：台湾联文文学出版社评价你的小说“更多地体现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禁欲主义者的清洁和宗教徒般的救赎。”你怎样评价自己的小说？
A：这句话本来是编辑写的，我做了提炼，因此，这句话也是我对自己小说的评价，当然，仅限于已经出版的西藏小说。在此之后，我的小说写作将转向智力型和知识型的写作，像《哈扎尔辞典》或是《玫瑰的名字》那种。
Q：类似的作家张承志，同样有宗教背景（伊斯兰），创作中注重心灵力量，在90年代还是“抵抗投降运动”的重要人物。你如何看待？你是否可与其相比或受过影响？
A：张 承志先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位值得尊敬的作家之一。他在1980年代之后脱离体制，成为一个自由作家，他精通蒙古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并且是位信仰虔诚 的穆斯林。但是，他那种左派红卫兵的好斗气质和偏狭的文明冲突观，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我更愿意将各民族创造的文明在我的知识和思想系谱树上完成一次又一次 的嫁接。我也不愿意将自己归为某一类人的代言人。
Q：你说自己绝对不会在文中出现色情和暴力，做一个好人比做一个艺术家重要。为何要作这种克制？你有没有在写作中遇到非得要这两种因素，才可表达的情况，怎样克制自己（比如《寂静玛尼歌》的开头，也算是边缘性描写）？
A：关 于对色情和暴力的克制，我是在创作了3部小说之后才逐渐确定的。写作是一种文字的言说。根据佛教的教义，一个人的身（体）语（言）意（识）必将产生业（因 果）。我不愿因言说而制造恶业。没有人能够逃离自己身语意所生的业。我害怕恶业的报应，所以尽量言说善知识和真思考。所有呈现在纸面上的文字，都是写作者 意识的投射。在我的意识里，有比色情和暴力更为宝贵的东西。
Q：在追求“时髦”和“经验有效性”的当代文坛，这样的写法是否会为你带来某种寂寞？
A：我已一再陈述：我不为读者写作，当然更不会为文坛写作。我为超越人之上的某种存在而写作。人到四十，开始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最高存在对你的呵护，你就不会再有人世的孤独和寂寞了。
Q：你现在是创意写作的老师，问一个很通俗的问题——“怎样作小说”？写作可以教和学习吗？
A：我 一直仰慕的摄影大师约瑟夫·寇德卡曾有机会去大学教摄影，但他拒绝了。他认为摄影是不可教的。同样，我认为小说也是不可教的。我只是尝试着去培养大学生的 文学鉴赏力。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但是，你应该有能力欣赏文学作品，或者至少，为了你生命的品质，你可以分辨那些是有毒食品，哪些是绿色食品。在我们 的文学体制中，一直是绿色食品的管道被堵塞，而垃圾食品的管道则畅通无阻。我们太多的人长期被垃圾文学所污染，从而对健康文学过敏。
【关于电影】
该是文学借鉴电影的时候了。
Q：你的电影语言和文学语言都在寻求对线性叙述的突破，如何平衡这种突破中产生的障碍？
A：从技术层面上讲，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突破线性叙述，于我而言，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以数学的和谐，为小说和电影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结构，就像卡尔维诺小说《看不见的城市》那样。
Q：严歌苓说她的作品要有“抗拍性”，作为作家和导演，对文学作品的“抗拍性”你怎么看？
A：恰 恰相反，我的“故乡三部曲”的第二、第三部曲，就是一种专为电影拍摄而写作的小说。我将这种小说命名为电影小说。电影小说这一提法最早来自法国作家兼导演 阿兰·罗伯-格里耶。我尝试着创造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借用电影的诸多表达技巧。有一段时间，电影借鉴文学，甚至有诸多小说改编成了电影。随着电影这一第七 艺术变得越来越成熟，那些伟大的导演创造了新的叙述方式。该是文学借鉴电影的时候了。
Q：如果不考虑钱的问题，《蜂王的夏天》会是一部怎样的电影？想由谁来演？
A：《蜂王的夏天》是一部线性叙述的电影，极为克制和冷静。养蜂人是我第一部电影里的一位演员，就是那位扛着皮影树漫游大地的皮影艺人，被养蜂人救助的大学生和养蜂人的女儿需要职业演员，因为二人有爱情戏。
如果不考虑钱的问题，我希望是台湾演员张震来饰演大学生，大陆演员余男来饰演养蜂人的女儿八月。我特别喜欢余男在王小帅电影《图雅的婚事》里精彩的演出。
【关于信仰和自我】
我逐渐游离于宗教团体之外。到处都是宗教和知识的偏见。
Q：你对佛教、基督教等均表现出较大兴趣，而又说过自己没有明确信哪种宗教。为什么？是不愿将自己交出去，还是“信”得不够？或者过于理性？
A：从 仪式上讲，我皈依的是藏传佛教宁玛巴，但我看不惯弥漫在信徒和上师之间的那种迷信和偶像崇拜，也看不惯那些来自西藏的僧人追逐金钱的丑陋和对现代科学的无 知。于是，我逐渐游离于宗教团体之外。到处都是宗教和知识的偏见。其实，对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伟大的宗教，它们都是有着科学理性精神的。听惯了 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信徒彼此的诋毁和攻讦，我才以宗教比较学的心态，对各个伟大的宗教兼容并蓄。
Q：你觉得信仰的力量在你身上是怎样体现的？宗教的缺位，会带来什么？
A：信 仰首先以禁忌和戒律的力量，来限制我的自私、贪婪、懒惰、傲慢……然后，信仰以实证的力量，让我对生死充满自信。不能说宗教的缺位会带来什么，因为宗教几 乎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可能变成宗教政治。应该问信仰的缺位会带来什么？我想，信仰的缺失会带来极端的自私自利和毫无节制的贪婪，会带来对死亡彻骨的恐惧，尤 为明显的，会带来传销组织、邪教徒和广场舞。
Q：你曾说你自己是孤独的人，但也有强烈的和人分享的欲望，可以再说说你身上还有哪些对立面？它们彼此的拉锯，对你的创作和生命有何影响？
A：我一直对我稍具教养的外表下深埋的暴力感到担忧和厌恶。我很担心自己在面对敌人的刀剑时，不是以微笑接受死亡，而是以暴力抗击暴力。我很担心自己在面对不公的审判时，不会坦然说出：“我没有敌人。”
Q：我个人也喜欢你在05年辞职时的自我评价——天生偏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具有狮子座人铺张炫耀的劣迹，同时兼具感恩和侠义的美德。过了快10年，这个自我评价还适用吗？有何改变。
A：十年之后，我变成了一个既不偏左也不偏右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不愿废话只想与人交流思想的人，在无人交流时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至于感恩的美德，依然存在，但对中国江湖式的侠义，多有怀疑，因为普世的美德和超世俗的正义更加令我倾心。
Q：十年来，你的身份也增加了更多的标签，从作家、导演到佛教徒、教师，还有父亲等等，谈谈这些身份所赋予你和改变你的东西？明年四十，将近 “不惑”，有何感想或新的打算？
A：渴 望有伟大的小说和电影作品被我创造出来，而这往往造成一种焦虑，且又承担着对父母养老送终对儿女抚育成人的双重使命，从而不得不在世俗中挣钱度日，因此也 就难有充裕的时间阅读和写作。人到四十，世俗疑惑确实不多，但形而上的困惑则更多，于是，我急切地渴望着一位学识渊博、品行高洁的精神导师出现在我面前。
Q：谢谢接受访问，愿生活与创作顺意。
【关于柴春芽】
柴 春芽，1975年出生于甘肃陇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1999年毕业于西北师大政法系；曾在兰州和西安的平面媒体任深度报导的文字记者，后在广州任副刊编辑 和图片编辑；2002年进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先后任《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摄影记者；2005年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一个高山牧场义 务执教，执教期间完成大型纪实摄影《戈麦高地上的康巴人》；多次游历安多、卫和康巴三大藏区，并去尼泊尔和印度流亡藏人社区旅行考察；著有小说《西藏流浪 记》、《西藏红羊皮书》和《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均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西藏流浪记》更名为《寂静玛尼歌》后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 版；2010年受邀成为大陆首批赴台湾常驻作家之一；编剧并导演独立剧情长片《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并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台湾行人出版社出版同名电影 小说；另有长篇小说《我们都是水的女儿》及图文集《风马旗下的忧伤》等待出版；目前在一所私立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