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为关
发布: 2014-9-04 14:00 | 作者: 周闻道
面对历史尘烟，山海关，究竟有多少难释隐忍。
我始终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只是个美丽的传说，就像歌词里说的，精美的石头会唱歌。毫无疑问，私和俗，是世界的纷争之源。我们有个认识误区，似乎不知道的，就是美好的，比如我们对西侯度人、元谋人、蓝田人、周口店人等原始人类生活方式的猜测，比如历史学家们对原始共产主义和“禅让”制的描绘。我更相信人性的一些劣性本质，比如私与欲，是与人俱在的，只要有人，就必然存在。文字的记载只是个佐证，但从中看见的，也更多是这种劣性的尾巴。我们借助文字，走进公元前两千多年，走进夏商更替。我们看到，禹治后期，传说中的“禅让”制度已开始解体，出现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争权夺利。“天下国家，本为一理”。谁能否认，后来的部族厮杀，朝代更替，直至现在的地区冲突，霸权主义，军备竞赛，都源自最原始的利益魔咒。有了争，就有斗；有了斗，就有了战；有了战，就有了进攻与防守，就有了壕沟地堡，关陕长城，有了直至现在的导弹与拦截系统。历史的演进竟是如此令人震惊：争斗的推波助澜，一道小小的围墙，竟演变成了太空下这个星球最蔚然醒目的大观，演变成如今的卫星、导弹与黑客。
解释说，山海关的命名，与地形地貌有关，即一边临海，一边连山，所谓依山襟海。对此，我一直心存质疑。这么重要个“天下第一关”，万里长城之首，命名会如此肤浅简单吗？我更相信，这里的命名是有深刻考究的。从耗尽国力，修筑万里长城，到山海关的命名，都是一种寄托：抵御外侮，祈求国泰民安。
山海为关，修筑长城，沿用的都是同一种思维：希望借助于自然屏障和人工工事，来保障国家安全。
可是，这靠得住吗？
眼前的孟姜女庙和那个凄美的传说，也许都是个隐喻。
时值中午，早秋的阳光仍有些闷热，垂拂的枯藤，把阳光切割得光怪陆离，海风推着海浪，一层一层过来，带着些微的腥味，弄不清那腥味是来自风，或者海，还是长城。转了半天，有些累了，我借助一溜古长城的阴影，找了一块石头坐下。面朝大海，却没有春暖花开，有的只是吊古的沉郁与轻叹。大海坦荡，城砖厚实，每一波海浪就是一段历史，每一块城砖就是一部典藏，天上的乱云，把阳光分割遮蔽得遍体鳞伤。不远处的长城上，有两条巨大裂缝，是唐山大地震时留下的。但传说并不是这样。据说，那就是孟姜女哭塌长城的地方。她千里寻夫而不见，只好柔肠寸断、呼天呛地地哭泣，一连哭了七七四十九天，直哭山海动容，长城崩塌。前一段崩塌了，眼看这里快崩塌，她停止了哭，所以留下一段裂痕。长城崩塌了，孟姜女死了，投海而死。一位刚烈而善良的女子，来之于海，回归于海。我坐在长城的尽头，这块坚固的石头上，双目注视着眼前的长城和海，希望从一块秦砖，一波汉水中，找到那个故事的蛛丝马迹，找到那个多情女子。她的寻找，她的哭声，和哭声里的崩塌，究竟意味着什么，蕴含着什么，竟有那么大的力量。传说不可信吗，一个故事，一个传说，哪怕是虚妄的，神话般的，能够一朝一朝，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了几千年，本身不就反映了一种人心背向——再坚固的长城，也敌不过柔软的民心。难道这就是佛莱所说的原型，文学的原型，历史的原型，生活的原型，民心的原型，兴衰存亡的原型。
原型不是现象，而是根性的真实。山海为关，可御外侮，多么豪壮铿锵的深谋远虑。此刻，我就在山海关，坐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我不需要雄才大略，豪言壮语，只需要山海作证，这种冷兵器时代的定律，究竟为多少岌岌可危的王朝，带来了最后的拯救。
据史书记载，最早的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始修于燕王，起因便是防御。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中，燕国国土最小、兵马最少、力量最弱，随时都有被邻国吃掉的危险。卧薪尝胆之下，为了保国卫土，燕王征用民夫，在国疆边界山顶，布置烽火台，筑起高高的城墙。后来的历朝历代帝王，都把修筑完善长城，作为抵御外敌入侵的军事大举。因此，长城在不同时期，又有了不同的称谓，比如方城、堑、长堑、城堑、墙堑、塞垣、塞围、长城塞、亭障、障塞、壕堑、界壕、边墙、边垣；修筑长城，还创造了古代建筑文明，如万年灰与燕京城、冰道运石、山羊驮砖、击石燕鸣，等等。
修筑长城决心最大，耗资最大的，当属秦、明两代。可是，两朝君王，都没有预料到国破家亡的真正原因。
秦王的思考不能说没有道理，将早些时候修建的一些断断续续，点状分布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这样，“癣疥之疾再重，也侵入不到膏肓”。为修筑长城，秦王调用了占全国人口近一成的民工，穿越崇山峻岭，严寒酷暑，积土垒石，凡十余载。殊不知，除了外忧，有时，内患才是更大的危险。他一面加紧修筑御敌的长城，一面却在天天树敌，自毁更重要的长城——民心。如果说，秦王焚书坑儒伤害的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和良知，那么，暴政与奢糜， 伤害的便是他的根基。去看看秦王的宫殿吧，如果在那个年代，靠着人走步行，你得要准备足够的时间，三天五天肯定不行，得以年计。三五天连阿房宫都走不完啊——“蜀山兀，阿房出”，不仅是简单的修建，而是创世；“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和“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也不仅仅是规模和气派。“咸阳之旁二百里内”，还有“宫观二百七十”；“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这些遍布宫内宫外，关里关外的宫殿，给人留下了多少想象的空间。
拥有的一切怎可失去，江山，社禝，宫殿，嫔妃。于是，灭六国后，秦始皇就在考虑防御和今后的事。
就像修建万里长城，希望这个帝国永远不亡一样，秦王还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他派了亲信徐福，满世界寻找长生不老药。结果，药没寻到，不仅自己53岁就驾崩了；国力耗尽，官逼民反，国家也很快驾崩了。显然，秦始皇不是不知道长生不可能的，寻找，不过是欲望的最后一搏。不然，他就不会在一面寻找的同时，一面在为自己修墓，骊山陵墓。从皇登基时就开始修，前后30余年，每年用工70余万。墓外围两千米，层高55米，从内装铜铸顶、水银河流湖泊，到守卫的石俑兵马和机关处处，都是民脂民膏垒成。不，应该叫掘墓。横征暴敛，穷奢极侈，徭役沉重，严刑峻法，老百姓苦不堪言下，实物的长城修成了，民心的长城却早已崩塌。那崩塌不是来自于孟姜女的哭声，而是陈胜、吴广的一声怒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随之而来的李斯腰斩、赵高专权、巨鹿大战、刘邦入关，就连派去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徐福，也见利起异心，有去无回了……
民心已去，国之将倾。威严的山海，长城，关隘，都只是个摆设，最多不过是这场改朝换代中的冷峻看客。
明朝的灭亡，更是耐人寻味。
此刻，我所在的山海关老龙头，就是明长城的东尽头。一边倚山，一边临海，典型的山海之关也。国家文物局历经两年勘测宣布，中国历代修建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分布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陕西、甘肃、青海等15个省区。也就是说，古老的长城，与半个中国联在一起。在明长城8851.8千米中，人工墙体6259千米，壕堑359千米，天然险2232千米。其东部险要地段，大都用坚硬的条石和青砖砌成。在现存长城中，明长城占了大头。在那个施工条件落后，山川险峻的恶劣条件下，明长城是怎么修建的，并不难想象，难以想象的是，它的投入与功效之间的关系。
没想到的是，一个对山海长城倾注了无限心血，寄予了无限愿望的王朝，最后的灭亡，竟与山海长城有直接关联。
不错，威胁主要来自北方。那些北方的游牧部落，“大兴师征之，则遁逃伏慝，不可得而诛也；师还则寇钞又起；留卒戍守，则劳费不资，故惟有筑长城以防之。”可以说，这令朝廷苦不堪言。长城之筑，不仅可以省戍役，防寇钞，还可休兵而息民。历史学家们也喜欢从客观上寻找防患的原因。《新书·过秦》谓，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也说，“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
可是，明王朝却忽略了内政，忽略了自身的暴政、贪腐和八旗子弟的庸懒无能，忽略了皇亲贵族、地主豪绅对土地的霸占和对农民的盘剥，忽略了连年天灾人祸，已让广大民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沦入人相食的绝境，忽略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一连串的忽略，终于让一个因欠债而被迫当牧羊官，一名在银川打小工的驿卒——李自成撕开缺口。统摄人心的口号，并不新鲜，也不深邃，可都是针对时弊的，如 “均田免赋”、“贵贱均田”，“五年不征”，“割富济贫”，“不当差﹑不纳粮”，及稳定物价、废除八股、安置流民、颁布新历、赈济贫民等。起义军在高迎祥、李自成率领下，攻城掠池，左征右战，荥阳大会、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直取北京，直至建立大顺政权，崇祯帝自缢煤山。直到此时，上帝仍给了明王朝最后一个拯救的机会，那就是起义军内部的战略失误、离间争斗、贪欲自灭，特别是闯王的心腹大将刘宗敏，对清军镇关大将吴三桂爱妾陈圆圆的占有，让原本打算投奔闯王的吴三桂，冲冠大怒，转投清军。
关门被打开了，不是侵略者，而是自己人。山海为关，徒留一个惊世的历史悲叹！
是的，关门自开后，吴清联军越关而进，西入中原，如入无人之境。清军从誓师伐明，到攻占北京，竟不足一月。灭亡了，襁褓中的大顺；灭亡了，摇摇欲坠的大明。灭亡于一种文化深处的劣性——贪腐，内讧与私欲。其实，何止大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整个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
资本的本性是趋利，资本的力量强大以后，总是要寻求可以获利的地方，包括越海破关，攻城掠地。
这是世界近代史的主线：资本的输入抗拒。西方资本向东方扩张，单靠资本的力量很难办到，因为这里有庞大的大清帝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以及它们铸就那道坚固围墙，从观念到体制。排它与拒绝，是围墙的本性。还有山海相隔，有万里长城，有关隘重重。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西方列强选择了鸦片，充当刺向东方的软刀子。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硬与硬，硬与软的对决中，中国更大的软肋——制度和国民性，被列强一枪刺中。于是，西方殖民主义者长驱直入，开始了疯狂的侵略掠夺。
甲午战前，中国的国家观念、外交理念、民智意识，相比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落后了一大截。可怕的不是这种差距，而是对这种差距的误读。中国驻日外交公使汪凤藻和中国驻朝鲜商务总办袁世凯都认为，日本在1889年宣布新宪法之后，搞多党政治，互相争斗，打得不可开交，日本是最没有力量的时候。明明是暗藏利剑，李鸿章却很感动，感动于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达成的天津共识。感动的李鸿章还临时发挥说，如果将来朝鲜再发生类似事情，中国军队向朝鲜出兵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通过外交渠道告诉日本。于是，提前告知，不仅成了为侵略漂白的堂堂理由，还成了日本1894年对华侵略时引用的依据。日本在干涉朝鲜内政时，故伎重演，仍然是借口改制及建立廉洁政府。就这样，侵略变成了正义，不仅没有受到谴责，还赢来世界一片道义支持声。什么是天理，天理就是强者堂皇的说词。当一只孤立无助的爱犬，咬住战败落水的邓世昌衣角，慢慢沉入黄海的时候，整个清王朝已经沉没了。在一个没落腐败烂透的王朝面前，山海有什么用，长城有什么用，关隘有什么用！
中国近代战争中的一系列大败，是制度之败，国家之败。山海之关，长城军队，不过是这场大败名义上的承接者。真正的长城，不在山海，不是泥砌砖垒，而是人心。
拯救是一种被动的希望。不是没有，比如《拯救大兵瑞恩》。不要以为，这只是一部好莱乌大片。其实，它是一个生动的历史原型，或者说现实原型。要理解，须翻开从一战到二战的历史。
时空拉回到欧亚大陆，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历史。
山海依旧，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版图。几家欢喜几家忧。喜的是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希腊和罗马尼亚。他们胜了，不仅迎来了微笑和香槟，还获得了领土和赔偿。忧的是德意志、奥匈和奥斯曼。他们败了，原本强大的帝国，因败而纷纷瓦解，国之不国。另一方面，1917年的俄国苏维埃革命，也让原本作为参战国之一的俄罗斯帝国，跟着宣告寿终正寝。
世界流行着和平主义的声音，柔软、和美而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