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吟爸爸把我放在一块大白幕布前，给我一根棒棒糖，说：“这是麦克风，放到嘴边，不要吃。唱。”我就唱了一个“红梅花儿开”。燕吟爸爸头歪到左，又歪到右，全神贯注看我的脸。然后在纸上画草图。画得认认真真。画完了，我就要看，燕吟爸爸给我看了。我觉得：在那草图上，我就像一个棒棒糖，圆头圆脑，嘴巴撅着，一脸傻样。燕吟爸爸说：“你这孩子就是甜。天生的小乐童。”说完，就把这张画藏进画夹，又转过脸，小声对我说：“这是我们俩的秘密。你看见我藏哪儿。这张我留着，说不定以后还能用你这张脸当乐童的。”
这张画完，燕吟爸爸很高兴，说：“停了不少时候没画了。今天我们歪打正着。又画上了。以后，该画的时候就得画，不能错过。你再长大了，脸上的这神情就没了。来，再画一张。”燕吟爸爸又给了我一个手电筒，说：“这是手榴弹，高高举过头顶。”我不但举过了头顶，还学着电影里的女英雄高呼：“同志们，冲呀！”燕吟就把门冲开进来了。
我很喜欢让燕吟爸爸画我。大多数时候，我并不要做什么动作。燕吟爸爸让我坐着不动，他把灯光调到东调到西，左一张右一张，把我画下来。我坐得时间长了，不耐烦了，我们俩就聊天。燕吟爸爸说：“棒棒糖那张，以后可以画个乐童吹萧，手榴弹那张，以后可以画个反弹琵琶。”我就说：“那你也得给我画一张腰里插枪的。”燕吟爸爸说：“你腰里插枪就可惜了。”我说：“宣传画上的人儿不是我吗？”燕吟爸爸说：“是你。是你的形儿。你的神儿，我给你收着。”
有一天，“皮旦”突然破门而入，斥问：“你到底在干什么？宣传画怎么一张也没画完？！”燕吟爸爸就赶紧堆着笑脸说：“你们革命小将忙去吧，我这才找了个女孩子给我当模特儿。有模特儿，就画得快啦。再过两天，画一定出来了。”“皮旦”对我们这样叫喊的时候，样子很凶，跟她的小尖脸很不相配。
“皮旦”为什么要这么凶，我并不能理解。就在和燕吟爸爸聊天的时候，把这个迷惑说出来了。我说：“她杀了‘蘑菇’和‘雪球’。那么好看的兔子，她为什么要杀？”燕吟爸爸想了一想说：“小风，你长大以后去读历史吧。从前，我们国家有个将军，叫孙武，为证明什么人到他手里都能被训练成士兵，还杀了两个美人呢。有太多的时候人身不由已。为了一些目的，往一个位置一站，就有太多的东西从四面八方逼过来，让人变形儿。”
后来，我就真读了历史，并且一直读到猿猴阶段。我终于从读史中认识到：
要是有一种东西能逼着人去玩凶狠，而一群人就真的蜂涌而去了。无论顶着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或借口，这都说明，我们的历史实在还没有进化好。一碰就“返祖”了。我们“心”的某个地方喜欢用残酷来证明我们的存在。并把其它人当作证明工具。我们的举止很“野兽”，和猿猴群体为了争夺地盘或食物而厮杀没有本质区别。我们把江山当作“蟠桃”，你被我打下树去，树就是我这一群猢狲占的。我们说：“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把“政权”这样一个为民行事的机构，推到极至，压在所有人头顶上。当子孙的还要继续革命，直打进大家的天灵盖，到意识形态闹革命，红旗一定要插到五湖四海，争领土一样。我们把一帮人整另一帮人叫作“历史赋予的使命”，却不知我们其实是在经历一次人类文明史上的大返祖。
如果一个民族集体返祖，那一定是这个文化的某些基因出了毛病。在我会读历史之后，我证实了玩“残酷”还真是我们历史特有的。我们的文化很老很长很不讲理。允许暴力，对“不同”却不宽容。容不得不同意见、不同信仰、不同主张、不同鼻子、不同生活方式。一个仇，过十年也要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强行把女人脚折断裹起来的时间比放开让它自由长的时间长二十倍。我们对“暴力”的反思止于能否给我们带来利益，如能，我们就无端仇视所谓“敌人”——那些妨碍了我们的同类。青门里的那一点儿经历，不过才让我看到冰山一角。在我们的历史中，只要能无端地造出一些仇狠，我们就可以将对手五马分尸，沉潭喂鳖，千刀万剐。用点儿什么宫刑，劓刑，刖刑，剐刑，墨刑根本就跟开玩笑似的，用完了刑，你该写史书的还得写史书，该做木匠的还得做木匠，该当孝子的还得当孝子。该是猫的还得是猫，该是狗的还得是狗。你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该感谢圣恩浩荡还得感谢圣恩浩荡。总之，没哪个国家的极刑、恶刑有我们的花样多。就是杀人也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座座古城的武门雄风就是靠这些大刑撑着的。
那个大刑具是我们自己造的，专门用来对付我们自己。我们高高兴兴地当着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皮旦”那样的红卫兵碰巧被时代拧在了一个带刀刃的位置上。她们不肯忏悔，是因为当时，时代没有给她们选择的权力。但“螺丝钉”的悲剧是不会怀疑自己的位置。作为“螺丝钉”，他们对集体返祖可以不承担责任，但作为“人”他们要承担责任。在当“人”的问题上他们是有选择余地的。至少，他们可以选择不把手举向同类。当人是比当猿猴困难的。因为你得直立行走。
当年，小小年纪的我，在报怨“皮旦”野蛮之后没多久，却出乎预料地在我自己和我的小伙伴身上看到了那条“人”和“野兽”的界限。我自已和“皮旦“的区别，不过就是年龄上的那几年。“小鬼”是还没制作好的“螺丝钉”。待用。在我的“待用期”，我就已经不是好东西了。
我妈的头发让我很难为情。我妈说：“事情弄错了。你想想：你妈怎么会是坏人？我教你唱得第一首歌是不是《东方红》？”这个证据很有力。但凡有人提到我妈，我就把这个证据拿出来。
青门里外面五十米有个小杂货店，没有名字。大家都叫它“门口小店”。青门里小鬼兜里的一点小钱儿，最后都是跑进了“门口小店”，换成了话梅、糖果或油球。有一天我去打酱油，又稍带给自己买了一块麦芽糖。“门口小店”的胡妈，一脸细碎的皱纹,面孔像块洗旧了的府绸。她在把麦芽糖递给我的时候，脸凑近过来，那块“府绸”在眉心处揪起了一个疙瘩，扁圆鼻子呈蜗牛状，以一种管闲事的姿态卧在疙瘩下。她拉着我的手，以一种同情加幸灾乐祸的调子说：“你妈也给剃了阴阳头吧？大热天还得捂个帽子。遭罪。”
我立刻就把我的“证据”说了出来。但胡妈还不让我走。我就用脚踢柜台，想把手抽回来。胡妈说：“你别走，我还有话要问你：你妈每月拿多少钱？扣了吧？”
胡妈问了又一个让我不高兴的问题。
紧挨着“门口小店”，是吕阿姨的女儿红鸟的老虎灶。“红鸟，红鸟。”我叫喊起来。红鸟是我的好朋友。我经常把听过的童话在灶堂前讲给她听，好的童话都应该存在老虎灶的火焰里。红鸟自己不会讲故事，但喜欢听故事。她戴条蓝围裙，上面绣了一只大红鸟，笨笨的，不会飞的样子。那天红鸟图凉快，正坐在老虎灶外面的台阶上补袜子，头顶上用粗粗的红毛线扎了一撮辫子，鸡冠花一样歪在头上。她也听见了胡妈的话，正抬起头往这边看。听见我叫她，立刻跑进“门口小店”，推了胡妈一把，拿过酱油瓶塞到我手里，说：“小风妹妹快回家。”红鸟从脸到屁股都很好看，就是腿瘸。她穿长围裙，可以把瘸腿遮一遮。一跑还是能看出来。
胡妈让我很生气。酱油瓶往家里一放，转身出来就想干坏事。我也到了一个身不由已的位置上。“好”和“坏”这样的道德概念没有情感，但人却是一身的情感。把情感放到故事里，人成了活的历史，却又是一团乱麻的是非曲直。反正青门里一片牛鬼蛇神，跟哪一个捣蛋都可以释放坏情绪。只是没想到，那一日我和我的小同伙们干的坏事，其实和“皮旦”干的一样性质。开始，我还为自己争辩：那天都是因为胡妈。但是，后来，我发现：人要是不愿意承担责任，干什么坏事都是可以找到理由的。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人，还是一只丛林中的野生动物。我干的这件事，就该让我悔恨终生，无论啥时候想起，都要骂自己“不是人”。
生活在一个“恶”没有限制的“返祖”时代，我们小小的聪明才智变得比大大的笨蛋还要危险。我们在青门里一露头，“教训”就是到盖我们头上的历史烙印。虽然年纪小，我们对社会的罪恶也脱不了干系。
在这个不玩“革命”，就无处撒气的日子里，我带着小喇叭在榆钱爷爷家门口挖洞。榆钱站在门口看。他知道我们要干什么，这样的勾当小鬼们一起干过几次，还都是榆钱领头，点子也是他想出来的。不参与的只有小竹子，小竹子情愿坐在桃树上吹口琴。有些时候，小竹子喜欢独往独行，不扎堆儿。这一次挖洞是在榆钱自己家门口，榆钱就不便领导了，正好，我邪劲十足，我就了领头。我们挖了一个一尺深的坑儿，男孩子往里面撒尿，女孩子往里面倒阴沟泥。榆钱也跟着乐，把他家床底下一木盒石灰也倒进来了。然后，我们在坑上盖上树枝树叶，洒上细土。外表也看不出什么。我们这样干的时候，快乐无比，就像孙悟空进了蟠桃园，又吃又糟。也许，红卫兵的抄家，也创造这样的快感。
坏事干完，大家又去玩别的。我们挖的那个陷人坑很快被我忘了。到了傍晚，陈爷爷手里捧着一包热毛栗子回来了，看见我和小喇叭在疯跑，叫住我们，往我俩手里塞了几个，笑咪咪地不说话，看着我们吃了一粒才往回走。刚走到门口，一脚踩进了陷人坑，臭尿烂泥溅了一身。白裤子臭了一条腿，毛栗子也撒了。我第二粒毛栗子刚送进嘴里，就这么张着嘴，停在一种想笑，又笑不出来的位置上。到了晚上，我觉得，要是不找点事干，就老想到陈爷爷一白裤子臭尿的狼狈形像，不舒服。于是就跑到贝贝和伽伽那里去呆坐了半天，没告诉贝贝伽伽陷人坑的事。故意谈一些我对安无为的好和安无为如何可爱、滑稽。以此肯定自己依然还是“好人”。
到了半夜，突然听见榆钱鬼哭狼嚎地叫饶命。我跑下楼去趴在他家门上看。陈爷爷怒火万丈，挥着大棍子打榆钱的屁股，一下接一下。榆钱奶奶抱着一个木头盒子坐在地下哭。我从来没见过陈爷爷打人。我爸以前打我，陈爷爷还来救，把我抱他家去和榆钱一起吃饭，让我切身感受“圣人接孩子”的好处。这夜，却不知为了什么事要这样狠揍榆钱。后来，我爸去救了榆钱。
第二天，我从大人的谈话中知道：榆钱倒进臭尿烂泥里的一木盒“石灰”是他父亲的骨灰。榆钱的父亲是右派，很早自杀了。母亲在父亲死后，也成了右派。下放回山东老家，在乡下又嫁了人，榆钱从小就跟爷爷奶奶过日子。只不过我们都知道，榆钱有一个我们都没有的家庭作业：定期给他妈妈写信。他妈也定期给他回信。他不知道妈妈长得什么样，但信写多了，榆钱认的字就比我们多，造句，眼晴一转就是一个。榆钱有一个死了的爸爸和一个抽象的妈妈。因为榆钱的父亲是右派，骨灰只敢藏在床底下，也没告诉榆钱，怕他有负担。谁也没想到，榆钱这个浑球，就这样把他父亲扔进“革命”中，从肉体到精神都消灭了。
革命不是好东西。那是走投无路时玩的最后一招，叫：“老子拚了”。我们却好，拿来当“班”上，小的天天有，大的七八年来一次。从孙中山起，玩了一百多年。好像不玩这个，就不知路在何方。从来没有想过，很多糟糕的情形，其实就是革命造成的结果。当年文革的暴力，是继续革命的结果。当今社会的腐败，也是那场“继续革命”的结果。国民党杀了共产党；共产党又杀国民党。烈士陵园里的那些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烈士，许许多多不都是死在中国人手里？我们一直在玩“黑猩猩的游戏”，还玩出了一本《孙子兵法》。在“暴”字上又玩出了“诈”。
这些“革命”的结果，或迟或早都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付被扔进革命烈火里的骨殖是我后来的老公公，也不知道我们的“革命”正是我后来婚姻失败的起点。但是，这次革命体验使我隐约起了一个怀疑：我们人恐怕不是孙悟空变的，是“老车虎”变的。要不怎么我们吃肉，孙悟空不吃肉呢？如果孙猴子从前吃果子就高兴，后来变到非得杀鸡、杀牛、杀地主才高兴，这叫什么“进化”？
打完榆钱，陈爷爷又后悔。第二天，把我们几个小鬼都招到他家去，对我们说：“你们都长大了。陈爷爷再给你们讲最后一个童话，从此就不再给你们讲童话了。”对陈爷爷给我们的这个惩罚，我是很痛心的。但是知道我们这次错大发，就低着头不说话。陈爷爷的最后一个故事并不好听。太简单，没有情节。好像很容易懂，其实，我们都是似懂非懂。但是，在我后来的生活中，这个故事一次又一次冒出来。让我心里一惊又一惊。
陈爷爷的故事是：古希腊人说，人的灵魂有三部分组成：两匹马，一个驭手。一匹好马，白色，毛色光亮，气宇轩昂，追求真理、人格和光荣，不需要鞭策。另一匹坏马，黑色，眼睛不好，耳不好，脾气坏，力气大，上窜下跳，满身兽性，要不停地鞭打，才能跟着白马拉着车子向前跑。所以，驭手只能是理性。驾驭好马，管住坏马。
“这就是我们人，”爷爷说。“如果许多声音在叫喊：把黑马放出来，把黑马放出来，你也不能放。”
我小声对榆钱说：“我们当白马吧。”榆钱故意不看陈爷爷，说：“我就当黑马。谁叫他打我的。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屁股成什么样子了？坐都不能坐了。他自己就是一匹老黑马。”
陈爷爷一愣，嘟囔道：“我成老黑马了，我怎么成了老黑马？我也行了暴。可悲呀。可悲呀。”
榆钱有几天没出来玩。再出来的时候，无端就打架。他在家几天，用竹蔑和筷子做了把弓箭，开门一箭射就射到小喇叭脸上，那根筷子箭居然粘在小喇叭脸上，晃了两下才掉下来，吓得小喇叭嚎啕大哭。
小喇叭大哭的时候，补锅补壶的小铜匠来了，工匠挑子没带，举了一个破铜锣，铜槌没有，一身烂泥，一边走，一边喊：“圣旨到！奴才——我也—造反啦！”
原来，小铜匠的爷爷是宫廷里的银匠。被查出来之后，小铜匠就入了遣送回乡的地主富农坏分子类。也没斗他，也没整他，小铜匠就突然吓疯了。一说话就把革命和效忠混一块。也许，“听话”和“效忠”是他意识最深处的“安全区”。他走到小喇叭身边，拍拍小喇叭说：“听话就没事，社稷为大。”又把几天没刷牙的臭嘴贴到我的耳朵边，诡秘地说：“迁豪了吧。旧人能不迁？”小喇叭倒是不哭了，我俩瞪着他。他就解释道：“圣旨说‘造反有理’，哪个奴才也不敢落后。”又换成表决心的调子提高嗓门说：“日本人进城的时候，人人都以为‘听话’就没事了，结果一群一群被杀死了。我盼这‘造反’的圣旨盼了二十八年。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小铜匠的这段疯疯癫癫的表忠心和陈爷爷最后的关于白马黑马和理性的童话，在我长大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同时出现。到我和科安农研究黑猩猩和博诺波猿的时候，我把“黑马”翻译成“黑猩猩”；把“白马”翻译成“博诺波猿”。那个让我们成为“人”的驭手——“理性”，在我们文化的驭手座上空着。我们的驭手座上，或坐着一个情感充沛的“忠臣”，或坐着一个情感充沛的“奴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