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门里志（节选）
发布: 2014-5-30 05:43 | 作者: 袁劲梅
小鬼造反
“批斗会”后来又开过几次，次次“对家属开放”。每次都有一两个重点批斗对象，一大群爸爸妈妈陪斗；每次都是在燕吟家楼下的空房间里开；每次，都有红卫兵先说一段激烈愤怒的话。
红卫兵的革命气概撞进我的童话世界，我的各色童话就像气球，一松手，追随而上，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当国王、当士兵、当农民、当面包师，还有一个好事可干：当革命家。“革命家”说起话来气吞山河：“说我们狂妄，我们就是狂妄。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你们敢不老实，我们就立即镇压！我们不但要打倒青门里的牛鬼蛇神，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我吃惊地发现：话原来是可以这么说的。说得痛快，听得痛快。听了一遍又一遍， 这些红色话语就像小图钉，一个字一个字钉进我的小脑。成了我的唐诗三百首。懂不懂另当别论，小时候背下的，长到再老也忘不掉：
你们这些剥削阶级，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也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你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还在。你们人还在，心不死。我们革命、造反，在你们看来叫“犯上作乱”，在我们看来叫“夺权”。敢造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革命者以天下为已任，这就是我们的“狂妄”，我们旗帜鲜明……
有几次，“皮旦”带一群女红卫兵请来一个农民老大妈做忆苦思甜。老大妈说着乡下的土话，把“可怜”说成“苦怜”。说很多很多“苦怜”。“苦怜”很多东西。“苦怜”冬天冷，“苦怜”吃不饱，“苦怜”地主家的女儿用鞋底抽她脸，“苦怜”地主婆的锥子，“苦怜”地主没得钱……。我们的父母非常虔诚地听。那个禽兽窝一样的地主之家，为富不仁，集人性之万恶于一身。这些“苦怜”是从另外一个世界发出来的抱怨。因为他们离那个世界很远，自己的好生活和那里的“苦怜”一比，就让他们产生了负罪感，觉得那些抱怨全是冲着他们的，他们凭什么在青门里过“有仙则灵”的生活？他们对“苦怜”的穷人有罪恶感。然后他们就检讨自己。交代自己浪费过粮食，或者拿鱼喂过猫，拿米喂过鸡。能一直追究到自己小时候的剥削阶级生活。红卫兵就说：“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敲响了你们这些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时不时地，还有很凶的红卫兵，把他们推来搡去，说他们避重就轻，不老实。他们也很温顺地忍耐着。一排，低着头。蔡教授头抬着，傻呼呼地东张西望，“皮旦”走过去，把一块沉重的小黑板挂他脖子上了，说：“你最不老实。”
我们小鬼或挤在门口看，或坐在窗台上。有时候里面乱哄哄的，到底说些什么，谁也听不清。我们那些文化父母脑袋里想什么？痛苦不痛苦？羞愧不羞愧？根本不是那时人想的问题。“想”是一种能力，是人走出丛林的本事。在那个特殊时期，成了奢侈。就像大人吃完饭，能静下心来喝杯茶一样。我们小鬼，没到“人”的水平，感兴趣的却只是“吃”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一屋子里的红卫兵们，看他们当时满脸通红的样子，兴奋点其实也是在“吃”的过程中，不在“想”。
只喜欢“吃”，不喜欢“想”的动物是有的；只喜欢“忘记”，不喜欢“想”的动物也是有的；没有“忘记”，却不敢“想”的动物更多。荒唐，是在狂热的情绪和整个世界不理智的沉默中诞生的。
后来，在一次批斗会上，我突然开窍，明白了：青门里四十八家原来是一窝牛鬼蛇神。这“牛鬼蛇神”就是青门里的标志。这里的人家都是民国旧大学残留下来的文人,他们聚集在国民党旧都，在青门里进进出出。这群牛鬼蛇神拒绝了国民党，选择了留下来跟共产党干革命，就算他们和工人农民在一条路上走过，可革命成功却不是靠他们。他们人数太少，且生活在“有仙则灵”的青门里。他们只会“说说话”，不会“打仗”。革命成功是靠工人农民。他们以为工人农民想要的东西跟他们想要的一样，结果，却大不一样。工农要“吃饭”，他们却还要“说话”、“说话”，说个不停。所以，他们不是出生反动，就是自己反动。现在，我们要把这群牛鬼蛇神改造成老农民。工人，他们是不配当的。
在看懂了这一点之后，我决定：草头王揭杆而起，我也要革命了。我把革命计划对那群七、八岁的小同党一说，个个都叫好。破坏是最容易见成效的事。为什么不干？
我们各自看好自己父母站立认罪的位置，像盯准了一些靶子。然后全都跑到楼上燕吟家，口里叫着：“进入阵地！”。
我跑回家，拖来一大箱工程式大积木，块块都是“革命的武装力量“。榆钱帮着我一起吭哧吭哧抬到燕吟家。每个小孩子发一块，大家坐在地板上，对准位置。长方形，三角形，半圆形，各自在自己父母头顶上敲。嘴里叫着“打倒！打倒！”
一时间，震天动地，楼上楼下，战场一般。“皮旦”和两个女红卫兵冲上来，看见我们一群野孩子敲锣打鼓的架式，反倒笑得停不住。问是谁出的点子？小孩子个个邀功。倒把我的本事抹杀了。只是在拖积木回家的时候，碰见贝贝和伽伽在院子里逗兔子，我才得到机会把刚才的革命业绩讲了给他们听。贝贝听了笑，伽伽却抱起兔子说：“我想去看安无为。”
安无为，依然是我的童话。她的小圆脸是一朵粉红色的指甲花，开在另一个世界。她的笑，是另一个世界里的语言。提到安无为，我就只好再一次人格分裂。放下革命，拿起童话。一只脚才被黑猩猩缰住，撕斗了一回；另一只又迈进了博诺波猿的乐土，再爱它一回。我们这代人的多面性从小就被时势雕刻来雕刻去。
安无为住在我家，没有户口，但在她没走之前，她是我家人。吕阿姨把她和我弟弟并排放在床上，一个小，一个大。吕阿姨又给我一粒水果糖，叫我给他俩甜甜心，再自己吃。我把水果糖放在我弟弟嘴边，让他吸两下，又放到安无为嘴里，让她也吸两下，然后再送进自己嘴里。伽伽放下兔子，从兜里掏出几颗奶油糖，叫我慢慢喂。好看的糖纸也归我。榆钱集洋画，我集糖纸。积多了，叫“发财”。
安无为一笑，我弟弟也笑。张奶奶在这个时候，也抱着会好过来了，三个小红嘴一齐笑，世界上就全是快乐。这样的小时刻，像青门里石头路的缝隙中突然开出了一朵小黄花，挺着黑眼睛一样的蕊儿，冲着你吹一只快活的口哨。很好，很自然。不像“革命”，是要扩大了放在历史舞台上看的暴动戏。
我妈从批斗会陪斗回来，看我们围在一起乐。也走过来，站在一边看我们逗那三个小红嘴，看着，自己也伸了手指来摸他们的小脸，学着他们“喔、喔、喔”的小声音，冒出两句诗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然后嘱咐吕阿姨：“安无为要尽快送走呀。小孩子不能带长，带长了就送不走了。既然已经找到她妈了，为什么还不送回去？”
在那些有批斗会的日子，青门里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有些事情一点没变。
我们变成小禽兽
批斗会开创了一种新的氛围和语境，听多了，我们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小喇叭玩了一头臭汗，跑回家吃饭。她爸爸一开门，小喇叭就对她爸爸说：“抄你妈！”小喇叭爸爸顿时变了脸，举起巴掌就要打小喇叭的屁股，小喇叭转着圈子藏自己的屁股。张奶奶赶紧把小喇叭抱起来往外跑，求饶说：“别打，别打，小孩子不懂是啥意思。小喇叭爸爸跟着追，说：“不打，长成小禽兽。”
我也挨了打，因为我开口闭口说“枪毙”。那时候，我对金箍棒的渴望变成了对“手枪”的渴望。我腰里扎一根红带子，左边别一把纸枪，右边别一把纸枪。见了人就拔出来，双双抵住人家的胸口，说：“枪毙你！”我决定要当“双枪老太婆”了。那时候，江湖上有一大批女孩儿都想当“双枪老太婆”。那个腰扎皮带，满面风霜的华云山游击队老太太就是我心中的大美人，她每条绉纹里都夹着冷峻，左手一抬，枪毙一个国民党；右手一抬，枪毙一个大叛徒。杀人，叫“蹦豆子”。
“枪毙！我枪毙你！”我说。
我妈警告我：“苏邶风你要再说‘枪毙’，我就揍你屁股。”我妈刚走，吕阿姨说：“行了，这下看你还敢说‘枪毙’。再说，你妈就揍你了。”我说：“她还揍我呢？我马上枪毙她。”话音刚落，吕阿姨给我一记耳光。
我气哼哼地对吕阿姨唱：“你打我，我不怕，我到北京找我爸，我爸有个机关枪，照你身上打三枪。”吕阿姨不理我，蹬在地下拣韭菜。我就又唱：“你打我，我不怕，我到北京找我爸，我爸有个大喇叭，吹你一身稀巴巴。”吕阿姨说：“我是下人，你就吹我一身稀巴巴好了。你妈是诗人，是你的上人，你不能对她不敬。”
我不唱了。
那年头，人人舞枪弄棍。毛主席说了：要武。就连燕吟也玩起了武的，手里提着个皮弹弓，兜里装着牛皮纸子弹，口头禅成了：“妈的头！”。他爸也没饶过他。他说一句“妈的头”，碗里的红烧肉就被他爸拿走一块，喂他家小狗吃。浪费也得这样。肉，喂到连猫狗都不如的小孩子肚里更浪费。等燕吟家的花狗吃圆了肚子，燕吟的口头禅换成了“这个……这个。” 红烧肉就没再被拿走。
我们聪明的小脑袋很快认清了界线。我们青门里的牛鬼蛇神父母，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笔一挥，在青门里给我们划下了一道金圈：小鬼：你们的革命我们容忍了，革翻了天，我们也还是喜欢你们。但是，却不准骂人。人只能吃人饭，说人话。青门里的文人只接受人的语言。这条界线，我们的父母再不是人，也要坚守着，像是把守着一条最后的战壕，尽管他们前面阵地已经全部沦陷，后面的山头也完全失守。他们守着的那一条细长的战壕，却依然是他们的生死线，“小鬼”别想逾越雷池一步。在语言问题上，我们的文人父母集体较真，是我们没想到的。在使不使用“恶性语言”的问题上，我们“小鬼”坚持了一阵，自动撒退，另劈战场。不跟我们这些“子乎者也”的父母较量了。除此之外，青门里的父母对我们充满愧疚。他们放手让我们在青门里胡闹。只要不出青门里，弄脏了衣服，撕破了裤子也不挨骂。我们小鬼的革命行动就在一个界线内日益扩大。
我们口里喊着：“暴动，暴动，革命是暴动！”站在青门里大门口，手里拿着小棍子。谁家父母进门，都要被我们用小棍子在肚皮上戳一下，叫“挖肚脐”。我们对父母的肚脐极感兴趣。父母的肚子是一块我们不能知道的地方。我们被告知：那是我们的来处。我们如何进去，又如何出来，却没有人告诉我们了。我们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得靠我们自己来探讨。我当时坚定的认为：人是从父母肚脐里冒出来的。“人”到底是什么，后来让我想了一辈子。
青门里的父母基本上是配合我们的革命行动的。我长大之后，才知道青门里文化的精髓是“宽容”。这点好东西可能是他们通过五四从西洋民主概念中舶来的；也可能是从他们对我们的愧疚感中产生的；也可能是30年代民国的文化遗风；也可能是他们倒霉的政治地位取消了他们管小孩的权力。反正，我们是这“宽容”的得益者，长得野，长得开，不戴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