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粉碎四人帮，并非像后来渲染的那样，立刻引起全社会的狂欢。人们只是私下议论，表面上仍很平静。张光年先生平时没有去处，黑帮之间忌讳串联，隔膜久了也不知底细，只有靠往来的朋友了解情况。我把医院里和社会上的传闻告诉他，他觉得可信就郑重地点头，无稽之谈便笑笑。然后问，还有吗？
两星期后，中央文件正式下达，许多传闻得到证实。人们涌到街上去游行，敲锣打鼓扭秧歌，官方还破例放了烟火。对于饱受患难的知识分子们来说，感受更深切一些。张光年先生游行后写了一首诗，最有魅力的一句我还记得：让飞散的火星落入我的花发……
为迎合社会各界的高涨情绪，北京体育馆举办一场又一场文艺演出，数万人的场馆里，头发花白的军人和知识分子占了不少。延安时期的歌曲成为主旋律，压轴节目则是张光年先生的朗诵和《黄河大合唱》，依然是排山倒海的气势。那一阵，张光年先生的心情格外地好，却也有点累。他开玩笑说，我快成演员了。
张光年先生复职较早，兼任数家文艺报刊主编，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工作，经常都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观念碰撞和人事纠纷。一些人想保住文革中的既得利益；一些人想回到文革前，收复失地；一些人则想实现压抑已久的抱负，向现代世界和文学自身靠拢。每种人都搏命般努力，需要妥善应对。
第四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筹备之际，接到上面提名，要求以选举方式，恢复文革前几位大佬的位置。然而，从四九年到文革，文坛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经几位大佬之手，扳倒的宿将和整治的作家不少。即使落难，也未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反感和戒惧。张光年先生于是“自作主张”，让代表们自由选举。
新一届作家协会主席和副主席，由老牌无政府主义者巴金领衔，其他则是丁玲、艾青、王蒙、刘宾雁、冯至、冯牧、陈荒煤等十余人，包括张光年先生，清一色的黑帮和右派。不仅将上面的旨意抛到一边，蛰伏民间多年的右派们，还不顾斯文地四下拜票，表现出“庸俗的资产阶级那一套”。
文联各大协会纷纷效仿，实行自由选举。曲艺家协会选出侯宝林先生，却被他谢绝了，“小才五”荣登主席之位。党政部门正在倡导开明风气，选举结果得到确认。中顾委却轮番开会，对张光年先生进行批判。他是中顾委委员，违背原则是要受追究的。张光年先生私下说，大不了回家研究《文心雕龙》。
多年后，事过境迁，邻居王翔云女士透露，当初抛开上面的提名，其实是胡耀邦的意思，张光年先生自己扛了。她曾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主管人事的，知道些内情也不奇怪。像这种有悖“政治理性”的事，还有一些，比如在家里会见诗人北岛。有关部门对北岛盯得很紧，他是知道的。
按常理，自己抗争得到的东西，一旦占据，对后来的抗争者，便有很强的“护食”心态，十分的警惕、排斥和不屑。惟有超越一己的得失，方能对后来者抱以感同身受的理解和支持。可见，张光年先生所说的政治态度严肃，不仅包括必要的洞察、审慎和规避，也包括必要的担当。
五、
八十年代中后期，张光年先生卸任。自从年轻时迷上《文心雕龙》，他就有一个愿望，用白话将《文心雕龙》“译”出，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愿望盘桓在心头四十多年，积累了不少笔记，晚年才得以专门研究。他的最后一个头衔，是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他是研究者，也是众望所归的组织者。
我大学毕业后，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与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每次见面，张光年先生都好奇地问东问西，从政策走向到实践细节，直至头脑出勾画出完整的轮廓。他的经济学知识一点也不差，反而可以凭广博的见闻，对近现代经济史提出自己的看法。概括式、经验式、文心雕龙式的，令我很受启发。
市场机制的导入，引起全社会的不适。尤其是缺乏保障的普通人，改革的预期与现实落差很大，失望和懊恼的情绪在蔓延。人们开始上街，在广场聚集，张光年先生再一次陷入忧虑之中。他的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出门也不方便，于是像十几年前一样，我和一些故人，成为他获取社会消息的来源。
张光年先生仍是中顾委委员，随着局势吃紧，会议频繁起来。一天我和他聊到晚上近十点，仍有电话召集开会，而且不准请假！第二天他问我，听说过清华学生造武器的事吗？我骇然，问谁说的。你们市委书记呀。我问老邓什么反应。龙颜大怒嘛！我们市委书记呢？主动请缨啊！张光年先生的表情既严峻又不满。
十多年后，在一家酒吧，巧遇当年的学生领袖。我问及此事，他满脸诧异，造武器？我怎么不知道？顶多有一些水果刀，还有社会上能看到的那种刮刀！我们猜测，消息可能是基层执勤人员捕风捉影的讹传，或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面对强大的野战军，凭空杜撰出来在心理上加以抗衡的。
然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消息却来得很是时候，地方官正愁打不开僵局自身难保呢，高层强硬派也庆幸地捕捉到这宛如灵感般稍纵即逝的籍口。无论怎样，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冲突中，清华学生造武器的事，都是一个诡秘的疑点。如同伊拉克战争前的虚假情报，成为激发决策的最后一根刺。
我头脑中保存着许多张光年先生的画面，印象最深的是那天早晨。我特地晚一点去看他，估计他没有休息好。按响门铃，黄叶绿女士出来开门。回到客厅，她和张光年先生并排坐在一起，像两个等待宣布结果的学生。我怔怔地望着他们，不知说什么好。黄叶绿女士小声问，开枪了？我点点头，哽咽起来。
黄叶绿女士猛地起身，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张光年先生一点声音也没有。我抬头看他，不禁吃了一惊。他的整个脸几乎是紫色的，全部被泪水浸湿，身体向前佝偻着，两只手合在一起，怕冷似的放在两腿中间，像一个委屈的孩子。难以想象，这便是那位秉承着黄河灵魂的歌者。
那一刻，他是否感到前所未有的幻灭？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那份痛，和那份悲凉。在生命的丧失和心灵的创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规划落空，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事灾难。锁在抽屉里的小本子都将取出，罗织罪状、清算异己了。立足未稳的改革派轰然倒下，那是付出多少代价才换来的局面啊！
就像历史中一再上演的那样，狂热者从对立的两端轮流搅局，互相创造机会，剥夺一个民族和平发展的机会。一条大河，极尽迂曲，徒然耗去奔涌的活力。然而，不论怎样迂曲，毕竟“奔流到海不复回”。一段沉寂后，改革再次启动。黄河文明的魅力，也许就是在无尽的艰难苦恨中，那种绝处逢生的复元机制吧。
六、
我虽然年轻得多，却有些麻痹了。张光年先生却保持着少年般的纯真，每次外出，他都兴致勃勃地考察，经济、政治、民间社会和文化动态，从中印证美好、进步和希望。这份对于故土的近乎痴迂的情愫，白桦先生曾在电影《苦恋》中有所表达，张光年先生体现得更充分一些。
那是从众多的典籍和历史事件中产生的信念，是在西方文明参照下，对自身价值的领略，也是对祖邦沦落的不舍和不甘。所以，不论复兴的努力以怎样的面目出现，不论怎样被顽劣和屑小之徒所乘，或在庸碌的围困下，陷入怎样的尴尬和孤独，都无法改变他们内心的赤诚。
张光年先生的晚年，是在平静和舒缓中度过的。一面调养气息、对抗疾病，一面专注《文心雕龙》的译释。饱读诗书和历经忧患，最终都有助于他参悟先贤的境界。二00二年，张光年先生去世，享年八十九岁。遵照他的意愿，在临近源头的一座铁索桥上，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入黄河……
在可查到的官方资料里，张光年先生的一生，贯穿着一条革命主线。十二岁上街演讲，十三岁凭借家乡老河口书店，传递情报，主持地下小组活动，几乎是一名政治神童。但大学期间，他递呈的名片上，却写着“无政府主义者张光年”。真正贯穿他一生的，更像是一条美学主线，以及美学浸润下的人性主线。
张光年先生著述丰富，最广为人知的，是《黄河大合唱》。即使在乐曲中，也融入了他的情怀。人们从中听到的，不仅是抗日战争和左翼文艺，而且是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冼星海先生也说，他写出了五千年。大合唱超越变换的时局，犹如黄河超越两岸的朝代。围绕黄河展开的话题，都可以从中找到光影和词根。
农耕、治理、灾难、抗争、大河文明、英雄史诗、亚细亚生产方式、改革、现代转型等等。那里面有历史，也有现实和未来。就像《黄河大合唱》开篇引诵的那样：“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黄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记的话，那么，你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