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认识张光年先生，是因为与他的儿子张安东同龄。父辈是同事，又在一条胡同里住着，自然玩到一起。他家在胡同西口，大门的样子有点怪，十几块竖长的门板，只开中间一扇。长长的甬道东侧，是等距的几个院子，住着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和副书记们。西侧是厢房，作家高行健曾住在那里。
文革开始后，书记刘白羽最先受到冲击。宅院腾出来，成为《人民文学》编辑部。直至停刊，院子荒废，我们都在那里玩。玩够了就去安东家洗手，领取他妈妈黄叶绿女士分发的糖果。表情严肃的张光年先生，偶尔礼貌地问一声，你爸爸还好吧？不久，作家们轮流遭批斗，全下放到干校去了。
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看上去一派自然风光，水质却很差。作家们的衣服、皮肤和头发，都渐渐染上锈色，腑脏的伤害可想而知。驻地距火车站约40里，口粮需各位自己去运。张光年先生胳膊受过伤，使不上劲，便将裤腿扎起来，装上米，跨在脖子上。一次雨后路滑，他不慎坠入粪坑，险些丧命。
干校期间，陆续有作家去世，还有病倒和瘫痪的。主管方只得允许一部分病重的和年龄大的回城，张光年先生就在其中。安东一度寄养在舅舅家，此时也接回来。我仍独自一人生活，便常去串门。张光年先生已经六十多岁，赋闲在家，除了看书，就是像农夫一样侍弄瓜菜。
作家们各有不少藏书，文革抄家，大多丟失。所幸我可以和邻居互相交换，读到一些。聊得最多的，是《文艺报》合订本。张光年先生曾是主编，那也是我翻阅较勤的，紫绢封皮都磨破了，露出里面的黄纸板。我说起对一些作家的看法，张光年先生不作声，只对他认可的作家略加补充。
比如何其芳先生，他劝我读一读《画梦录》，虽然是像我那个年龄写的，却是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我说还有一个叫华夫的，评论写得很棒。张光年先生怔了怔，用手挠一下鬓角说，华夫？那就是我嘛！封笔多年，他好像连自己的笔名也快要忘记了。他通常写诗和歌词署名光未然，写评论署名华夫。
张光年先生英文很好，我多次看到他将中英两版《资本论》摊在桌上，对照阅读，用尺子比着在书上画线。那被称作无产阶级圣经的巨著，他是不是在寻找革命走样的原因呢？张光年先生还说起过“黑八论”，反正我对文坛掌故一无所知。那都是批判他的罪名，却是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人性论”。
冬天，炉子上水壶吱吱响，屋里并不暖和。我去看他，连大衣也不敢脱。他却只穿一件毛衣，外面套一件中山装。我问他冷不冷，他说可以一边看书一边练气功，把气运到腿脚上，就不冷了。我不大相信，但是从干校回来的老人们却相信，有人至今还在用他传授的心法调养身体。
二、
作家当中，张光年先生比较特殊。虽然遭批斗，人倒了，作品却没倒，《黄河大合唱》始终都在唱。我总是好奇地问他当初演出的过程，他似乎不大愿意讲。我最想弄清楚的，是两位领袖看演出的反应。那时民众对毛泽东和周恩来无比崇拜，我也不例外。张光年先生却说，就是看嘛。
冼星海先生的日记出版后，我得知当时情景。合唱尾音未落，毛泽东就跳起来大声叫好，这才像他的性格。张光年先生骑马摔伤手臂，部分歌词是在担架上写的。演出需要朗诵，他吊着绷带有碍观瞻，有人便为他披了一件黑斗篷，很有战场气氛，当时国共高级将领都备有这副行头。
文革中，所有单位都实行军队编制，每天出操，每年冬天去野外“拉练”。我告诉张光年先生，队伍行进中，同学们都喜欢唱《保卫黄河》。他很开心，有点腼腆地说，当年打鬼子，战士们就是把这首歌当作军歌来唱的。战争环境里，一首好歌，不亚于一支军队，这大概也是他最引以自豪的。
中学毕业，我遇到特殊政策，独生子女或弟妹不到十三岁，可以不去插队。我得以留在城里，但出身不好，没有单位接收。我便在家里看书，主要是小说、诗歌等感性文字。张光年先生劝我读一读经典著作，如《资治通鉴》和《文心雕龙》。我不喜欢古汉语，也勉强读了些，怕他问我读后感。
《文心雕龙》是一部奇书，出版开放一些后，各种文艺理论相继涌入，没有哪一种能够简单超越它。它阐述的不仅是思想，也是直觉和经验。深邃，并且浑然一体，是一部高妙的“美学禅”。据说全球每3亿人中，才能产生一个拥有绝顶心智的人，我相信刘勰就是一个，只不过赶上用古汉语表达，令后人费解。
五四时期的文学艺术，虽然西化，《文心雕龙》的影响仍不可低估。尤其是学者型的诗人和作家，比较排斥现代主义的“绯糜矫饰”，推崇洗练和简白，以及内在的均衡、风趣、雅致和妖娆。49年后的文坛，这种文风坚持了一段时间，直至被另一种简白吞没。但脱去文骨的简白，还称得上文学吗？
张光年先生的文字，一向朴素。内行却不难发现，那弥漫在声韵和气质上的华美。最初《黄河大合唱》歌词，是在小范围朗读的，冼星海先生当场被“点燃”，冲上去抢过手稿说，这是属于我的！那年张光年先生25岁，冼星海先生略长几岁。两个唯美灵魂的相遇，成就了一部不朽的作品。
三、
我待业一年后，被一家医院招去当锅炉工，后改做挂号员，恰巧是中国文联的合同医院。灰墙、绿瓦、棕色门窗，与协和医院相似，只是规模小得多。文革后期，干校涣散，老弱病残悉数回城。其余的则归并到天津团泊洼农场，继续劳动改造，理由似乎仅仅是身体好。
医院进出的，尽是昔日的名家。即使相貌不熟，病历上也写得很清楚。名家们却个个态度萎靡，早已被收拾得服服帖帖。也有个别例外的，如冯牧先生，医生服务稍有不周，便拍桌子骂人，仍是一头怒马。又如张天翼先生，坐在轮椅上，衣装肃整、气质高贵，眼睛婴儿般清亮，不沾一丝烟火气。
医院三班倒，晚上常有自杀的，一群人拥着平板车乱轰轰冲进来。急诊室人手不够，把我叫去帮忙，却只是站在椅子上，高举吊瓶，因为患者血管萎缩，需要加大药液压力。我对张光年先生说起见闻，他认真地听着，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在屋里踱几步说，最好的自杀办法，是摸电门。
没过几天，黄叶绿女士告诫我，不要再对张伯伯讲自杀的事。我很吃惊，在我心目中，张光年先生是个英雄。不仅年纪轻轻写出《黄河大合唱》，更早的时候就创办剧社，率领演出队穿越日伪封锁线，慰问打胜仗的中国军队，他在精神上是很强大的。不过，文革中自杀的文化巨匠们，哪个不是精神上的强者呢？
四人帮得势后，一度要求每个单位都成立“理论组”，紧锣密鼓地读马列著作，写批判文章。医院理论组由各科室主任或副主任组成，我也被叫去，充当执笔。每次活动，医生们先帮我列一个提纲，算是交差。然后交流各自听到的小道消息，揣度时局。我说起张光年先生接电话装病的事，他们很感兴趣。
文革前，局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装电话，一旦打倒，马上拆除。张光年先生从干校回来，无权无职，仍是黑帮，却装上电话。并非出于照顾，而是为找他方便。一次我正和他聊着，电话响了，他却不接，恨恨地盯着电话，自言自语地说，缝个棉花套把它罩上！原来是于会咏打来的，拉他入伙，已经动员好几次了。
医生们笑起来，敬佩张光年先生的骨气，却也替他担心。内科副主任邵文华说，你让他来找我。我转达了邵主任的意思，张光年先生感到意外，犹豫一阵还是去了。邵主任为他开了一个月假，不够再接着开。虽是举手之劳，一旦追查，也很危险的。改革后张光年先生出版日记，还特地找我核实邵主任的姓名。
守着这样一位诗人和批评家，我自然少不了拿习作去叨扰。参加工作后，我写的东西里，便有了乱糟糟的政治内容，多是人云亦云。张光年先生看了很不舒服，又不便过于责备，只是看着我，慢慢地说，政治态度，要严肃……说完顿住，等我领会。我本来觉得没什么，却从他的神态中，意识到话题沉重。
随着年龄增长，我愈发领会和感激。在这块土地上，以各种方式被政治毁掉的人太多了。对一个独自长大的“野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点拨更有益呢？否则以年轻人的懵懂和虚妄，不知要闹出什么丑剧，付出多大代价才知道收敛。一旦走远，就回不了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