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不仅以他的诗作影响诗坛，自1978年创办《今天》杂志以来，更是诗坛的组织者与活动家。2007年受聘香港中文大学后，他创办了中国最重要的诗歌活动之一——香港国际诗歌节。从六年前第一届诗歌节开幕以来，已有几十位在国际诗歌界享有盛誉的诗人受邀参加，为中外诗人的交流提供了最好的平台。
由诗人北岛主持的第三届香港国际诗歌节，11月24日晚闭幕。闭幕式也是朗诵会。会场是开放的，观众无需凭票进场。没有演艺界明星，也没有政界人物，省掉不少繁文缛节。开场前，北岛露了个脸，灯光熄灭，他便消失在黑暗中。
距离1979年北岛和朋友们在玉渊潭公园第一次开朗诵会已经过去了35年。那是早春，观众围成圈儿，“最外圈是警察，警服刷白。”他在一篇以《朗诵记》为题的文章中写道。同一篇文章他还回忆了1986年深秋在成都参加诗歌节的盛况：开幕那天，尽管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听众照样破窗而入。他们冲上舞台索要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那时的诗歌写作讲究铿锵有力，像我的《回答》，朗朗上口。那与其说是朗诵，不如说演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当年的公园朗诵会如今搬到香港的街道。本届诗歌节的一大创新是“诗歌电车行”。组织方安排29辆在港岛运行的电车，在车内张贴中英文对照的诗歌。这些1904年便投入服务，已经在港岛行驶了一个世纪，被市民称为“叮当车”的电车，第一次迎来了操着不同语言的诗人。
这是64岁的北岛病愈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活动。“诗歌组合电车，是想要表达诗歌和城市的融合”，北岛说。他居留海外期间，多次参与这种集体阅读活动。“由于车厢拥挤，一旦你被卡在某个角度，那非读不可。”
北岛曾把诗歌和诗人引发的疯狂解释为时间差：那是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错戴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然而，正是在商业浪潮反复冲刷的香港，这种去除商业化的活动才成为可能。
“诗歌节和商业是分开的，也不受到权力的影响。”在香港四季酒店，北岛向财新记者勾勒了筹备过程。“2009年，第二届香港国际诗歌节主要靠利希慎基金会的赞助，这次第三届诗歌节主要得到周凯旋基金会的资助。基金会有基金会的规矩，只要认可了总体设想和具体方案，就不会干预操作。你不需要担忧某个官员、地产商或煤老板会伸出看不见的手。”他说。
“香港的另一优势在于，法治社会，言论与出版自由，以及媒体的透明度，这是香港诗歌节关键所在的平台。最初时的总体设想，首先要建立独特的平台，我多年来汲取各种国际诗歌节积累的经验，一步步往前走。”北岛继续解释说。
不同于其他诗歌节，香港诗歌节特别强调诗歌作品的翻译与出版。第一届诗歌节就出版了多语种诗歌合集，进而从第二届诗歌节开始，又为每位国际诗人出版一本诗歌单行本，包括中英文及可能另有的母语，即双语或三语版本。系列袖珍本设计精美，读者可放在口袋随时携带阅读。第二届诗歌节有21本诗歌手册，第三届有18本，还制成套装，便于收藏保存。
北岛周围，赞弹皆有。还好，毕竟是香港。他曾在散文集《青灯》中写道：“如果说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而我则是在这留白处无意中洒落的一滴墨。”
“如果全球化是大陆，诗歌就是岛屿，全球化的时代在政治、语言、文化、宗教各个领域充满交错、差异与对抗，特别是为了突出诗歌的精神指向。” 北岛以此诠释了“岛屿或大陆”这个主题的由来。
在评价这一系列活动时，北岛说：诗歌应该成为一个事件。
属于北岛的诗歌事件已经持续了35年，希望它还能持续更久，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