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一个诗人的精神自传。诗句或诗句中的语词，是一个诗人的血脉或血型，它们必定带有这个诗人特有的身体徽记。
在这篇短文中，用“沉默”或“寂静”一类的语词来描述商略诗歌的品质，并非我再三考量的结果。商略的诗歌本身就有这样的表述：
他庆幸，遇上了一个可以不说话的年代
他的沉默有了用武之地
——《往事》
其实，在我们心里，
都有这样一面湖水，安静，敏感
——《牟山湖记——致周斌和》
或者干脆是：
向晚天晴，黄金的灰烬
落在盘龙山腰，乡野更低，
寂静在自我繁殖。
——《冬至书——给祖父》
但，这“沉默”，这“安静”，这“寂静”，也只有在诗人“收集往事”，或有幸“秋风吹在我们身上”，或“乡野更低”的时候才有。当然，商略本人写到的这几个语词，它们真正的含义，并非一种完全没有声音的死寂。它们正是语言蓄势待发的前一秒钟。是一张弓拉得最为饱满而利箭正待射出的那一时刻。显然，商略清楚他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所以，他不争论，不抒情；他描述，他反讽。他相信“思想在物中”（No ideas but in thing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语）。他还找来“一面湖水”，来做他心灵的客观对应物。如此，比起很多诗人的“高音”来，他的“沉默”、“安静”或“寂静”，其高质的音量，不见得就一定来得小。
俄语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在一组回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自传文章中，将那个时代的俄国强行摁到了“喧嚣”一词里。中国的诗人对曼德尔斯塔姆的“时代的喧嚣”的命名当然不会陌生。你可以说这是身处前现代的曼德尔斯塔姆的先知先觉。而一百年以后的中国，时代的突然转向，汉语中的“喧嚣”，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充斥我们的耳膜。那么，在天下嚷嚷，皆为利往的互联网时代，诗干吗就不能安静下来呢？诗难道非得像一个满嘴粗话脏话的壮汉，捋起袖管，捏一条三节棍或提一把朴刀，逢佛杀佛，遇祖弑祖？须知，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两报大展时的大部分诗歌姿态。三十年过去了，诗理应从非常态的汉语进入到常态汉语的建设中来。
商略所使用的语言正是一种常态汉语。它们规整、不矫情、不枝不蔓、精准。它们一般有完整的主谓宾。它们在陈述往事的时候，会随之而来一种寂静的阴影——这可能来自商略的性格，但我不是很清楚。我不知道商略自己是否清楚，反正，诗人曾有此一问：“在你身边，你必须尽快接受检验，/你的阴影是否正确？”（《渔政船》）这种阴影，我清楚它们甚至比黄金还要来得珍贵。它们实在是诗人创造力的显现。罗伯特·勃莱在考察了一些阴影诗人后曾说：“唯有阴影才深谙音响的魔力。”诗人在“阴影”中的感觉，恰如在“沉默”和“寂静”中一样，会喷射出创造的无穷激情来。如果我们的语言悟性还没有被一叠叠的报纸或液晶屏幕上闪烁的鼠标败坏殆尽，我们完全可以觉出商略诗歌的这种语言上的不凡品质。
总体上，商略寡言。我们——柯平、沈方、商略和我四个人曾有过两次近乎通宵的聚谈。臧否诗坛人物，兼谈诗歌。柯平说得最多，沈方和我次之，商略最少。商略的语调一点儿也不激越，语速也不快，右手夹一支烟。他的话大大少于他的观察——商略描述的能力显然远远强过他的思辨或抒情能力。当然，后两种特别是抒情能力，在现代性当头的当代诗创作中，完全无足轻重。
商略的性格，决定了他是一个收拾语言或者打磨语言的诗人。他有时候也会使用一些古语（如“肥马”），或用上一些方言（如“吃过夜饭”），但都不会使用过度。在诗歌的创作上，发明或建设一种新的诗歌语言，应是一名诗人最值得称道的贡献。但对于商略来说，汉语是大有来历的，那是一种经过了陶土烧制或者青铜镂刻的通灵的语言，惟其如此，汉语的每一个字，他都会觉出一种敬畏感，因此，使用的时候，也会特别小心。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他的性格是——与其发明，不如遵循。所以，他不会肆无忌惮地去发明一种新奇讨巧的语言，但他会竭尽全力量维护一种质地精美的语言。通常的情况下，商略一定会像一个清洁工那样地怀着一种隐忍的激情去擦拭这种历久弥新的语言。从他打上了个人印记的“记”号诗开始，一种古典的情怀在他的诗歌中出现了。《复芹堂》、《化安寺》、《归庵记》、《落花记》……诸如此类，单看诗歌的篇名，而不必引述其中具体的诗行，读者即可以清楚地知道，商略近年诗歌的努力方向在哪里了。我要说，商略诗歌的“汉化”已经相当明显。
但也因此，商略轻松地避免了前一代诗人孜孜热衷的病句诗。考察他的全部诗歌，他的句子相当清晰，没有先锋诗人架屋叠床、聱牙诎曲的修辞弊病。当新诗写作被公认为一种修辞竞技时，商略已经认识到了修辞的空洞，《波塞冬》一诗，面对海神波塞冬，就有过这样的发现：“因为修辞的力量，/他变得高大，但是空洞……”，证之于现代诗，何尝不是这样！诗歌中，过度的修辞正如一首诗吞吃了过多的激素，闪光，但是空洞。而去掉了修辞，并不是说，商略的诗歌就没有或一点儿不重视技巧了，实际上，用力到一首诗上，商略有很好的控制力和平衡感。他的诗节与诗节之间的转承，看得出，是很费了一番工夫的。《渔政船》或《运沙船离去》两诗技巧上的探索，无需我做更多的引证——两诗节与节之间的转承，有如完成一次又一次完美的弹跳。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尽量把技巧隐藏起来了。相对于早年，我当然发觉到了——商略诗行中的语词也在逐年地减省。用少量、克制着使用的现代汉语，以少胜多，让诗歌获得一种沉潜的品质——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商略书写的意义。
商略是一位低音诗人。凡安静写作的诗人都不会制造一种高分贝的诗歌声调的。他顶多声音略微抬高一点，说一声：“和尚也是披头士。”但那是脱口而出的好玩，不是愤激。商略诗歌的这种低音特征，有时候是出于题材的考虑。来看看他的《老年生活》：
……
他厌恶身后成排的书籍。
厌恶自己，坐在窗口却想着抽烟。
他辜负过多少人呢？
他开始厌恶自己
迟滞的反问，重复的语词，老年人的喃喃自语——典型的老年特征。诗歌描述的这种“老年生活”，一定有商略自己的体认。在我所认识的与商略同代的诗人当中，他称得上“读书种子”，他脱口而出“厌恶身后成排的书”的时候，我是相信的。不过，诗人此时的语调，不会很高，只是因为有“老年”“寂静”的底子做衬托，我们方才听得如此清晰，以至于心头不免一震。
商略在姚江边上安静从容写作诗歌十多年，凡经过他身边的人事景物——包括一个个浙东的乡先辈，都会很自然地进入他的诗歌。而他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缄默，反倒引发别人的好奇和注意。壬辰暮春，出于我的提议，在一个劳作的间隙，柯平沈方和我驱车去余姚。第二天，经四贤亭，四人同登龙泉山。远望姚江，春天正盛大地铺展开来。抬眼的一瞬间，我突然记起了罗伯特·勃莱在《寻找美国的诗神》中的一句话：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如果长期为人们所钻研，就会逐渐显示出它内蕴的尊严、秘密的思想及它和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它需要你不断以更多的劳动来侍奉它。
我想说的是，诗，尤其如此。当一种语言被一个有才华的诗人掂量了一辈子，语言当然会显出“内蕴的尊严”来。诗是一个诗人的世界观，但诗神是一个任性的女子。诗人只能“以更多的劳动来侍奉它”——用一种高贵的语言来喂她。舍此，别无它途。
事实上，商略是一个难于归类的诗人。相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他出道有些晚，但是，相对于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他成熟得又有些过早了。商略早年活跃于网络，榕树下、早班火车、北回归线……都有他的身影甚至于他的“另一个我”出现。他是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中很耀眼的一位。我曾亲耳听到一些很优秀的同代诗人在谈及商略时对他由衷的敬意。商略出现在纸质刊物上是后来的事，其间以“青春诗会”的亮相最为引人注目。此后，在诗的版图上，我很少见到他，连同他坚持出刊了多期并在诗界有良好口碑的民刊《南方》，这些年也消失不见了。商略遁入了一个更加安静的世界——一个由地方志、余姚虞氏家谱、碑刻、青铜铭文、汉晋古砖……组成的更加清寂的古典世界。他在那里找到了电子时代一名诗人的隐秘生活。在这一个有着中国文化情怀的深邃的小世界里，商略接受了他的故乡浙东文化先辈的教诲，独自在姚江边上细数着“黄金的灰烬”。很显然，这需要一颗更加寂静的心灵，但是，正如诗人以一行诗所揭示的——“寂静在自我繁殖”。这或许就是商略诗歌的微言大义。在一个如此喧嚣的物质世界，唯有诗人，给予我们无比充盈的寂静。
空山寂寂，明月皎皎，一个诗人踽踽独行在化安山、龙泉山或姚江两岸，他省略了多少繁华的灯火？他的这一份镇定，看似源于性格，其实浸淫在一种古文化中之深之久。这份寂静，可以感知，亦可以触摸；可以体验，更可以书写。其珍贵，堪比俗世的黄金。
2012-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