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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动

发布: 2013-8-29 16:07 | 作者: 于坚



        心这个东西无法定义。善恶都是心,文明可以照亮善也可以照亮恶。何者谓之善,何者谓之恶,这是不确定的,在中国,主要看这个心是否“生生”,易经说:生生之谓易。
        太极图是一个易的图式,这不是一个此黑彼白的死图,它是易,是运动变化着的知白守黑。
        写作是一种主动。世界不会主动自己写作自己。就像卡塔出它的石头,它本来就是“天地无德”的一件作品,但是它不会自己出品自己。它得有一个作者来挪动,令它从世界中出来。
        但是,出来是不够的。这个作品必须通过某种方式置放在大地上,它才能彰显出它的作品性。写作就是更接近不写作。“大块假我以文章”,文章是假的,但是文章来自大地,只有大地能够证明文章是“大地文章”。
        大地本来就是文章,写作从世界中出来,它的使命性悖论却是回到或者邻近大地的文章。大块假我以文章,道法自然,大地是原文,就像纹身一样,写作也是对大地原文的庇护、彰显。 
        从世界中出来,这是一种牺牲、一种宗教性的行为,但是这种牺牲的祭坛是大地,因为只有大地能够验证。
        回到佛佗的那个手势,佛佗显然是从世界中出来的负有庇护之使命的大智者,但是那个庇护的手势却来自他在母亲怀中的经验,大地的经验,母亲曾经以这个手势在襁褓中将黑暗挡住。
        大地本身就是一只手,托着,盖着。这一点在世界各民族早期的史诗和神话里都曾经被意识到。在印度思想中,大地就是创造与毁灭之神湿婆的身体。
        在我私人的卡塔出它事件中。我挪动了四次。两次是对有的挪动:石头的出场,将石头放回。两次是无的挪动,由于我挪动了永恒(那块石头如果不是我永远不会被挪动。)因此我的心灵也被石头挪动了。第二次我记录了这一挪动的感受,将心挪动到文字中。这一挪动至关重要,因为它可能导致石头被虚构,被遮蔽、被遗忘、为毁灭,也可能导致这块卡塔出它的石头被记住、被庇护、被团结、被共享而不是私有。
        作品是否能够群(共享、庇护、团结)在于它是否“道法自然”。就是说它的回到世界中抵达了何种层次。
        从世界中出来,文章诞生。作者因此获得一个做作的姿态,这只是文的姿态,还没有成章。就像纹身一样,纹从世界中出来,此文不是彼文,但纹必须回到身上。身才会被文明照亮。文是一个动词,文只有再次挪动,回到世界之中,才能章,照亮。
        佛佗比基督更接近大地,基督只有上升的姿势。而佛佗坐在大地上,伸出手心,挡住前面,它给我们一个后面。但这个后面是大地的后面。入门和升天是不同的,虽然都是宗教。建造在大地上的门或许不在于高,而在于深。
        无限不是天空之事,而是大地之事。
        回到世界之中,并非重返黑暗,而是这种往返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不确定但是可以感知的存在,这是语言的存在方式。写作是一种挪动,从世界中出来,回到世界中,这是一个知白守黑、从无明到微明、阴阳挪动的太极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写作创造的世界。
        或者通俗些,从无意义之无,再到意义之有,再到得意忘言之无,石头回答卡塔出它的荒野,但它已经不是那一块。这不是一个彼岸,而是途中。
        途中也是一种世界。世界也是世界。途中,就像环绕着大地的气。
        太极图式的自我吞吐着一个布满花纹的舌头。
        作品不是最后的挪动,因为它已经挪动了读者。 
        
        3、“对过去不经意表现出的尊重”!
        罗伯特.平斯基(Robert Pinky)是一位诗人和散文作家,目前在波士顿大学教授研究生写作课程。他是美国1997到2000年的桂冠诗人。今天早上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13年 01月 08日)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桂冠诗人的灾后重建建议》。谈的是在前不久重创美国的大飓风“桑迪”之后,如何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话题。西方文化有一个传统,就是知识分子无论与上帝、形而上、图书馆、书斋保持着多么深邃复杂的关系,一般也不会丧失与现实的身体性联系。胸藏万壑,也不会“手无缚鸡之力”,西方知识的一端总是保持着介入现实当下的实用性、“走上街头”的能力,不会完全沦入“纯诗”式的玄谈、玄思。平斯基的文章关于飓风后的重建,但并非谈论具体的如何做,他谈的是形而上的做什么。“走上街头”,不仅是像T?S艾略特那样亲自跑到伦敦街头去当救护员,或者萨特那样亲自加入游戏队队伍,萨义德那样去扔石头,平斯基此文也是“走上街头”,他用诗的专门知识为现实指出一个可以操作的诗意方向。
        “‘Real estate’(房地产)一词中的‘real’源于拉丁语中表示“物”的单词。其它类型的财产都不过是个人所属的动产──我们可以四处搬动它们。“房地产”也是属于个人的东西,可它不能为人力所搬动。它具有更强烈、更坚决的“物”的色彩。人不能动它,它却十分动人。相比淡雅一点、有时委婉一些的‘home’一词,‘House’的含义更有深度。鲁斯之家(The House That Ruth Built)、妓院(the house of ill fame)、剧院(The theatrical "house”)、白宫(The White House)或州议会大厦(the Statehouse)、利华大厦(Lever House)、教堂(the House of God)──房地产不仅能表情达意,而且具有亲切感和家的气息。”
        平斯基说的‘real’这个词在中文里大约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曾经多米迷信庙呵!庙是什么?庙不仅仅是宗教意义的上,不只是烧香拜佛的意思,它是一种隐喻,是约定、信任、归宿、地久天长、大限、故乡、祠堂、朋友、邻居、初恋史、记忆……等等的隐喻。我小时候经常会听吵架的人约,“这件事说不清么到庙门口去说嘛”!庙是灵魂之秤。今日中国,盖庙的越来越少,拆庙的越来越多。地主越来越少,流浪者越来越多。家越来越少,商品房越来越多。最可怕的是,过去要跑掉的和尚要逃得离庙越远越好,现在呢,庙里的老和尚都被就地流放了。逃跑的和尚痛哭流涕地“少小离家老大回”,却连庙都找不到了,乡音都找不到了。如果现在有个陶渊明,不想干,归隐,他连隐居处都找不到,真个是“心远地自偏”,心理胜利法 。
        “罗马以一种有益且雅观的方式将那些历史遗迹和新建筑融为一体,这也是出于法律的要求。在一位朋友的现代化高档公寓里,十分新潮的厨房石膏板 中有一面嵌着几英尺长的粗糙石头,这些石头是公元三世纪奥勒利安 (Aurelian walls)的一部分,因此法律规定是不可触碰的:与其说这是对文物保护主义者(这个词似乎不是意大利语)的妥协,不如说它是一种自古就有的、对价值观保持务实尊重的态度。金钱与文物在这样的文化中有很牢固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有点朦胧。(我建议读者注意这句话。)在罗马,人在漫步时很容易就会走出很远的距离。不管你走到哪儿,罗马看上去都很舒服,你绝不会只是途经或穿越一道城市风景,对过去不经意表现出的尊重使罗马全城都是旅游景点。”
        好一个“对过去不经意表现出的尊重”!
        如果说桑迪飓风是大地的一次挪动,那么平斯基的文章则试图挪动那些地产商人的大地观点,他希望他们“道法自然”。而道法自然,正是“对过去不经意表现出的尊重”!
        
        4、划掉
        台湾诗人夏宇、鸿鸿、瓮文娴办的《现在诗》以前邀请我做过一种文字游戏,叫做“划掉”,就是把已经成文的作品通过“划掉”一些,留下一些,成为另外一个。
        关于“划掉”,鸿鸿说“‘划掉’是夏宇的提议,要去当代艺术馆做个展出。因为好玩,我们欣然附和,但每个人玩法不尽相同。那些来参观留下爪痕或作品的观众,显然也有很多不同想法。夏宇说:这原来是我自己一整本诗集的计划,后来这主意给了现在诗,先是应邀请做一个展览,然后把展览结果编成一本诗刊。我如果专心看报或是看杂志或看书,总是会看出一些跟主题没什么关系的潜文本,我原来想象的诗集就是这个潜文本的展现----你看这根本是矛盾的, 必须先专心才能读得下去,最后又离题,被单一句子带去别的地方。但所有这些一开始的一开始也根本不是我的主意,这是达达主义那些人的主意,只是时代不同,文本脉络有异,划掉出来的作品气味就是完全不一样。翁文娴说:‘划掉’最后是要求变成‘诗’。就算不像直接创作的水平,也得至少是可读而又有趣的作品。更实在的想法是:在这资讯频繁的年代,生活以致脑袋都臃肿了,过一阵子必须有‘划掉’的动作,好重塑自己。文字会发出太多的讯息,看着看着就想改它。古代的经典文字,份量厚重,很难划掉;所以,如今的白话文还有大幅改造的空间。‘划掉’的提出,有如新文言时代之来临。”
        划掉这种“达达”派的语言游戏后面其实有着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观,如果过去是一个完成的文本,虚构的新图纸就建立在“划掉”过去之上,“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划掉”其实就是拆迁。1966年是灵魂、文化的拆迁,或者说是时间的拆迁,那么现在是空间的拆迁。拆这个字在最近四十年可以说是一个被涂鸦式地书写在各种地点频率最高的字,没有一个达达主义的艺术家曾经达到过这种密集的癫狂,我曾经在多处废墟中看到这些写得极美的拆字。这个字拥有的力量超过地震、战争、原子弹。
        在大地上划掉的结果,也是在语言中划掉。杏花春雨江南在大地上消失了,而依赖杏花春雨江南而“大块假我以文章”的文章也被划掉了。年轻的一代人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大地上没有对应物,“杏花春雨江南”必然从语词中“划掉”。
        那次我在台湾,当诗人夏宇把一只笔给我,请我参与,“从世界中出来”,将某人一首已经完成出版了的原文划掉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微微颤抖。我划掉了另一位作者的诗,我力图按照我的标准,使那首诗更为“简洁”。我后来的自责是,我是否因为这种“划掉”而获得某种美学上的胜利式快感?“比你较为神圣”?“彼可取而代也”?这种“划掉”的道德基础是什么?我是否很像一位握笔的“纳粹”?
         “划掉”可以是语言游戏,但是,这种游戏最终会影响人们的世界观。2010年,我曾经造访苏黎世的达达主义据点奥迪翁咖啡馆。毫不新鲜,就是旅游手册描述的那间杯觥交错的大房间,里面坐着许多诗人模样的家伙,苍白忧郁,孤独静坐,一杯接着一杯,诗人模特儿?苏黎世已经按照某种想象中的完美城市改造规划完工。大地上的苏黎世这个地区早已划掉了,太完美了,完美到无聊的城,教堂、湖泊、天鹅、古老的街道、咖啡馆、火车站、画廊、电车、飞机场、高速公路……小资产阶级艺术家或者百万富翁都齐声赞美的完美世界。老实说,我慕名而来,却很失落。苏黎世是一个终点,这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美学也结束了。也许只有人心没有结束但人心只是一再地被结束于当下这个完美至极的“未来”。
        百度词典介绍“达达主义分子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原始法西斯分子,他们采用巴枯宁的口号:破坏就是创造!” 达达时代,未来主义也甚嚣尘上,他们宣称“未来的城市应该有大的旅馆、火车站、巨大的公路、海港和商场、明亮的画廊、笔直的道路以及对我们还有用的古迹和废墟……在混凝土、钢和玻璃组成的建筑物上,没有图画和雕塑,只有它们天生的轮廓和体形给人以美。这样的建筑物将是粗犷的像机器一样简单,需要多高就多高,需要多大就多大……城市的交通用许多交叉枢纽与金属的步行道和快速输送带有机地联系起来。……使物质世界成为精神世界的直接反映”。未来就是划掉不可掌控的部分,消灭不可知的部分,未来就是世界祛魅,开进一张清楚精确等量齐观的同质化图纸。未来已经计算完毕,只等施工。也许这些部分被冠以“旧世界”,一个令人感伤的没落名字,但旧世界也意味着完成,原作。
        原作不仅是自然,也是在我们之前被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基督教、佛教、儒教都是大地。
        过去就是原作。作者死了,只有原作。
        如果没有经历过最近四十年的大拆迁,我会以为现代主义只是一种象征体系的空间解放运动。但我发现,现代主义一旦被人类的欲望利用,它实际上被操作为对原作的摧毁,一场时间与空间的大规模拆迁运动。这不仅仅是未来主义诗人马里内蒂先生的诗歌,他确实是先知,世界确实如他所期待地抵达了未来。我们已在“明天”,未来如今早已“未来”。
        世界是人类创造的,而人类区别于其它一切生灵的一个功能,就是他会划掉。语言本来就隐藏着编辑、划掉、修稿、涂抹、校对的可能性。
        世界变了,原作成为废墟。
        这不是隐喻,就是一颗原子弹的云散去后你看见的那种景象。
        水泥、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的新世界由于生命经验的缺乏而被抛入更严重的虚无,世界凌空高蹈,横空出世,我们不再知道在这个新世界里古老的诗歌技术将如何继续。
        未来成了一个现实,但它同时又像未来这个隐喻一样虚无。
        孔子就是一位“划掉”的大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诗无邪”。划掉,只留下“无邪”。在妖言惑众的时代,“一言以蔽之”有正视听的作用,雅驯是必须的。但是,划掉也是秦始皇统治的利器。
        现代主义其实是一种宗教,它其实也有着宗教狰狞的黑暗面。“划掉”。
        翻翻宗教史,那些伟大的十字架无不沾满异教徒的鲜血,“划掉”。
        如果奥林匹斯山本是众神狂欢的文本,那么历史的巨笔真是划的痛快,只剩下一个十字架。
        但现代主义与过去时代的宗教不同的是,它建立在对大地的否定之上。
        过去时代的大地宗教对此无能为力,只有写作还在与这种现代宗教较量。
        写作今天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负有使命。因为它是一种最古老的记忆术,如果上帝和大地被遗忘了,那么写作能够提醒我们。
        宗教要拯救,写作只是提醒,因此写作的战线更为广阔。
        诗是宗教的一种另类形式。诗蛊惑人心。“诗言志,一言以蔽之,诗无邪”,就是对蛊惑的清算。诗不是直接的宗教,它只是间接的宗教,诗无法集结十字军东征,诗的十字军只在语言中。诗无法抵挡坦克,但它可以划掉。
        诗人当然无法为自己的语言游戏负责,达达主义或者未来主义都无法为新世界负责。鲁迅一代的知识分子也无法为今日这个未来负责。夏宇们的“划掉”也不是要划掉世界,他们只是在激发文本在“读者”方面的活力,其实没有不“划掉”的读者。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就是划掉。没有划掉,划掉,也是一种回到世界中。诗人要负责的只是语言的自由、创造力与共享的疆域。
        但是语言永远在影响着世界,甚至可以说,语言世界着世界。
        人类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知道意义的存在,说出了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人类的终极悖论,一方面人类只能在世界中,而另一方面人类又必须“出淤泥而不染”,说出世界,令存在获得更为有力令人信服的解释。以求人生的某种改变而共享。
        人类试图规定语言只能表达人类愿意接受的意思,“诗无邪”,为此甚至不惜焚书、禁言。但是语言无法就范,语言的本性就是胡说八道。语言这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人类就为自己套上了一个孙悟空那样的头箍,无法取下了。
        说出世界意味着将世界对象化,意味着从世界中出来,这一出来,前景就难以预测了。说话的人站在了一个天的位置。他如何看待世界可以经验总结式地影响人类,也可以是天马行空的想当然。一旦语言为世界提供阐释,事情就麻烦了,言语者或自言自语,或有的放矢,貌似上帝而非,六经注我,哪一家说的是真理,人类有时候根据经验取舍,有时候却被强权胁迫。一旦说话,人类就永远无法再毫无意义地生活,意义通过语言表达,但语言却不是确定意义的工具而是激活意义的言场,人类取舍何种意义去解释自己的生活世界,理直气壮地或垂头丧气地生活,进步或者倒退,语言是无法负责的。
         “划掉”只是一种语言游戏,诗人不能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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