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没有什么比诗（文学）在一个时代受到误解和嘲弄，更为无奈和危险的事件。这一事件足以让我们丧失一个完整世界，仅靠拥抱残缺不全的半个世界苟活。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中的人们在现实的泥淖里挣扎、撕咬、指鹿为马、自欺欺人。腰里挂着钱袋和钢印的成功者，甚至包括那些尚未成功正在做成功梦的人，他们面对电视娱乐和网络奇观这种思维缺席的世界，一边在令人震惊的新闻面前心存侥幸，一边用手机短信传播着各种段子，其中既包括黄段子，也包括嘲弄诗（文学）的段子。当某位诗人试图用朗诵自己的诗歌的方式换取一顿午餐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可以给你饭吃，但请你千万不要在我面前朗诵你的诗歌。这是一个自20世纪末以来广为流传的、关于文学遭遇的残酷寓言。
一位学生告诉我，她的父亲为了打消她报考文学系的念头，义正辞严地对她说：“你今后就靠卖文为生？卖文与卖身有什么两样？”他无疑在将“文学”简化为“文字”，将“意义”简化为“商品”，进而肉体化为下半身。“贱化”就是他的方法论，“成功”就是他的本体论。在这位父亲眼中，文学不再是对恶习不改的现实世界的质疑，也不是对长期得不到清理的“奥吉亚斯牛圈”的改变和超越，而是演变成了一桩牛圈里的小买卖。经验还原的范围局限在自己几十公斤肉上，这是一个可怕的思维深渊。荒唐的思维正在深渊之上弥漫。
文学的道路正遭遇多重堵塞：堵塞在强权管制的意识形态小道上，堵塞在资本控制的文化工业生产线上，堵塞在相互踩踏的符号陷阱里，进而堵塞在个体思维的歧途中。这一糟糕的处境，导致文学与读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整体想象和思维的力量已经消失。人们只能在碎片式的生活里挣扎，既陶醉于其中又心存不满。比如碎片化的生活，可能会在“数钱”这一硕果仅存的个人行为中突然被整体化，但股市和房价的升降又迅速将它撕成了碎片。比如碎片化的生活，还可能会被某种灾难性事件重新整合，但灾难并不是每天都有的，灾难过后的“恶”依然在我行我素。于是，人们由嬉笑转而愤怒。但他们只能用碎片去批判碎片、用现实去指证现实、用罪恶去审判罪恶。“只能如此”变成了“理应如此”，恐惧也只能成为“恐惧”自身。在想象总体性丧失的前提下，人们昨天随遇而安，今天随遇而怒，一会儿认可个人经验，一会儿投身集体经验。市场、政治等各种意识形态话语操控之下的生活的“偶然性”，仿佛成了我们生存下去的唯一的证据。
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不只是针对那种与现实沆瀣一气的“中国当代文学”，而更多的是指“文学”本身。“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是两个概念，就像“白马非马”。对“当代文学”的批评，也不能代替我们对“文学”的完整理解。同样，对“文学”的认同，也不能代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同。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的汉语白话文文学，一直在“文学”边缘地带游移不定，无论谁（启蒙、革命、民族性、政治、市场）都试图从中捞一把，将它当作奴婢一样唤来使去。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文学”的大门口探头探脑，既要向各种现实权力献媚，又想符合文学自身的要求，还试图代表“民族精神”。它很像一位被套牢的炒股或者炒房的人，一会儿买进，一会儿抛出，一副忙碌不堪的样子。经历一段时间后回头结总帐，发现连本钱都没有了，只见脖子上正套着一根躲在操盘手背后的权力绳索。
在这一处境中，一些人在利用文学，一些人在误解文学，一些人在嘲弄文学，甚至有一些人在仇视文学。真文学的语言被驱逐，伪文学的语言大行其道。在这个语言碎片的废墟中，伴随着谎言，一颗颗混乱的大脑在幽灵般晃动。
二
如今，诗人们不得不同时担当起创作者和阅读者的双重使命，他们在网络的诗歌论坛和自费印制的民间诗刊中，相互取暖，彼此安抚。他们还得接受现实的讥笑和嘲弄。更可怕的是那些未来的可能的诗歌接受者，也就是中小学生，他们的诗歌教育完全是反诗的，那些课文完全无视诗歌语言世界的特殊性，故意混淆语言与事物之间的界线，语言被各种意识形态所污染，事物变得僵尸一般，语言连同事物本身的明晰性一起，全部被葬送。
长篇小说的境遇则截然相反。它承担着另外一种双重使命：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复兴和文化软实力提升，都在指望着它。人们翘首以盼长篇小说家笔下出现“诗史”，指望着大家读完那种“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后，就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忘乎所以。长篇小说是人与历史调和的产物，短篇小说是人与诗歌调和的产物。拒绝诗歌的人必然会拒绝短篇小说。迷恋历史僵尸的人必然会迷恋长篇小说。一批长篇小说家，因此受到了市场等各种权力的礼遇，也有了相对广泛的读者群。长篇小说阅读市场，仿佛是根据阅读时间长短来计算的，像电视剧一样越长越好。只要打听到哪位成名作家正在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商、影视剧制作人就提着钱袋子紧随其后。于是，成功的长篇小说家忙成一团，像明星一样。他们经常是刚刚离开办公室，紧接着就要赶往酒吧与书商会面，还得跟着出版社去签名售书。他们完全被版税和起印数绑架了。为了使版税能够从纸上顺利而稳妥地移到口袋中，他们必须腾出一部分脑力，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阉割，以便自己的“洁本小说”尽快面世。考虑到出版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像强迫症一样自我重复，不去写“自己想写的”，而去是写“被允许的”和“别人想要的”。可疑的语言和叙事花招，导致了他们面目可疑。他们开始还自我怀疑，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只有面对网络小说时，他们才备受打击。因为他们既没有网络小说的市场份额，也缺乏光明磊落的动机。而网络小说就是为了网民们消磨时光的文化消费品，就是为了点击率的特殊商品，它们从不打着精神或审美的旗号。
如果一份貌似精美的食物让人反胃甚至可能有毒，那么，我宁愿去吃一份粗糙但安全的猪食。这就是当代网络小说走红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网络小说的总体面貌很像晚清文学：自由而又散乱，无所不包而又空空如也，品种繁多而又食之无味，内容新奇而又缺乏形式创造，语言极其粗糙，人物形象残缺。网络小说所期待的，本应该是对这种杂乱无章的局面的收拾和整合。但它却早早地亮出了“类型文学”的旗号，想以此替代“人的文学”的旗号，让人不免担忧。这是一种解放还是一种新的囚禁呢？如果技术不能帮助我们提高思辨力、判断力和整体想象力，它最终将走向人的反面。
至于作为职业读者的批评家。这个人群也早就分化，或者干脆说从真正的文学中退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先是离开无利可图的诗歌，去跟更有势力的长篇小说眉来眼去；然后是离开小说，去跟市场份额更大的大众文化调情。他们仿佛一位游走在文学梦幻和文化市场边缘地带的浪荡子。他们东张西望、眼神恍惚，总希望在大众文化垃圾场中找到“文学性”的尸体碎片，结果却被垃圾所掩埋。他们患得患失、心神不宁，到处招人嫌。还有一些人，假装在坚守文学的阵地，实际上，他们整天在市场和权力这两位“老师”布置的文学家庭作业中忙碌不堪，还期待老师每天都给他的作业判“A”。他们对文学“社会功用”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文学本身的兴趣；他们对“民族想象力”的兴趣，远远超出了对“人的想象力”的兴趣。他们其实就是一位廉价的当代文学广告员。剩下的就是学院里的文学教师，他们一脸严肃地摆弄着文学尸体，一会儿用东方手术刀，一会儿用西方手术刀，然后及时将“尸检报告”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他们喜欢咀嚼隔夜的生机全无的文学食品，然后反哺给他们的学生。他们向学生展示一张貌似“文学”的极端无聊和无趣的面孔，让学生避之不及，产生对文学的厌恶，甚至认为文学还不如电视剧和流行歌。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文学教师除了“三段论”这件垂死的冷兵器之外，什么也没有，特别是丧失了具有整合能力和表现能力的语言。可见，没有语言的精神，和没有精神的语言，是一种极其可怕的东西。大学文学讲堂里的学生，一直在古老的文学尸体和当代语言碎片的废墟中来回穿梭、无所适从。所以，无论是来自网络垃圾堆的，还是来自历史垃圾堆的，都可以将他们轻而易举地拐走。
三
依托在市场话语体系和国家话语体系上的极度功利主义的语言观，正在试图将文学的道路堵塞，让符号在拥挤中相互踩踏致死，使语言与精神之间的通道彻底瘫痪。文学批评必须在这一话语场的逻辑面前，直面当下的语言事实和精神事实。然而对于当代精神现象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常识。
常识是一种简单而危险的东西。不准打人骂人，不准剥个人自由的权力，不准阻止别人做梦，都是基本的常识。为了维护这些基本常识，人类耗费了多少脑力和物力，包括法律、警察和教育。当我们执意要将某种常识或某些真相说出来的时侯，马上会遭到义正辞严的反驳。最常见的反驳是，认为那个人的趣味和标准有问题。让一个人的观点失效的最好办法，就是指证他的语言没有逻辑，或者太偏激，换句话说就是“疯话”，可以不理他，就像他们原谅诗人的“疯狂”一样。所以我必须要清醒地强调，政治有政治的标准，道德有道德的标准，文学有文学的标准。而文学就是文学，不要用“民族性”、“人民性”、“倾向性”这类大而无当的废话来搪塞。近两三百年来，文学的民族标准和世界标准，一直处在一种动态变化、相互冲突、彼此融合之中。新的文学标准的创立，是全球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谁有权力谁就说了算的。关于人的自由和尊严、人性的复杂性、人内心的希望等核心内容，无疑具有普世价值。尽管有人很讨厌、也很害怕“普世”这两个字，但我依然要特别强调它。如果我们不相信各民族文学之间、个人与个人的表达之间，具有可通约性，那么我们就去用家乡方言唱一些重复的黄色小调好了；那么我们就去用官腔官调唱一些重复肉麻的颂歌好了；那么我们就像算盘一样只需算出“一加一等于二”好了。
文学的基本前提，就是在充分展示社会现实和复杂人性的前提之下，致力于通过想象和语言，创造“另一个世界”，也就是与这个恶习不改的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语言的误用和败坏，导致语言链条的彻底断裂、语义的混乱不堪、意义的似是而非，进而导致个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不可靠：因为你不能用语言陈述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干。作家北村说，自己的叙事，就是“描述语言的歧义导致真相沦陷的秘密过程”。作家在使用共同语言的同时，必须超越共同语言，这是文学特有的要求。这种超越的基本前提，就是自由精神、怀疑能力和想象力，一种不被任何既定的“意识形态”所束缚、所异化的独立自由精神。这一基本前提，仅仅是一个常识性的开端，但它并非充足条件。因为作家在创造某种风格的同时，必须要超越风格，这是作家对自我的怀疑，也是与他人融合的企图。这个过程，正是文本与现实、语言与思维搏斗的过程。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切入了现实并穿透了现实？它能否打开我们那被锁住的精神空间？是否创造了概念无法包容的形象？重要的是，文学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我们原本以为并不存在的门，让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空间和世界，而不是一堵死亡之墙。文学就像一条道路，而不是一个终点，它让我们在原本以为是终点的地方，重新迈开脚步，而不是将双腿死死地绑住。因此，作家（诗人）的工作，就是在拯救语言；进一步推衍：就是在拯救语义，就是在拯救个体思维和自由意识。
如今，这些文学的基本常识，连同我们的基本语感一起，已经被各种权力所毁坏！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和感知力完全被“格式化”了。今天社会通行的“共同语言”，已经无法表达人与事物、人与世界、人与自我的真实关系，甚至在变本加厉地破坏这些关系。语言已经彻底沦落为谎言的代名词。老的道德谎言，在这里遇到了新知音、找到了新伙伴，它就是一种言不及义的“语言”假象，就是一种虚假、有名无实、滑腻的叙事链条。无孔不入的“广告叙事”模式和新的强权话语，就是其代表。这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谎言，它掩盖了老式道德谎言的僵硬面孔，以一种时髦的装扮出场，并与道德谎言一起叙述和建构着一个残缺的世界。
我们的大脑不再生成梦想，电视、广告、电子游戏正在代替我们梦想。我们的大脑已经丧失在现实与梦想之间切换的能力，只有遥控器在几十个貌似不同实则重复的无聊频道之间来回切换。我们对此麻木不仁。因为我们的大脑思维濒临瘫痪。我们的语言中只有“心想”，没有“脑想”。因此，我们的梦想总是肉乎乎的，在现实的泥淖中挣扎。一间屋子乃至一份工作，这种本应属于现实的东西，如今却成了梦想，甚至成为唯一的梦想。我们的“心”满满的，“脑”却空空的。贫乏的大脑和贫瘠的现实一样孱弱，随便塞进什么东西都被接纳。
在现代汉语中，“思维”和“思惟”是通用词汇。可见我们至今还在“用脑思维”（维的本义为绳子，与“联系”或“逻辑”等思维要素相关）还是“用心思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我们的“思”“想”“意”“念”都是用心，而不是用脑。心在头颅以下，是五脏的一部分，它不主思维，大脑才是思维中枢。我们习惯将脑子混乱说成“心里乱糟糟的”。“心”其实不会乱，心乱的表征，是心脏跳动节奏的紊乱，稍事休息就可以恢复。但是“心”会产生一种心理和生理双重意义上的“痛”，所以“心”是情感器官和感受器官，而不是思维器官。只有脑才会乱。脑乱不是“病”，而是思维功能的暂时休克。长此以往，它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病态，一种思维力和判断力混乱乃至丧失的病态。由于这种“病态”没有生理学上的症状，因而往往容易遭到忽略，还总以为别人的思维有问题，所谓“灯光不知脚下暗”。
更有意思的是，思维器官和感受器官界线的混淆，看上去很文学似的，或者说，我们的语言思维就是属于“文学”的，这太好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思惟惯性，在外部世界事物和语言变化面前无力应对的结果。正因为两种器官功能的界线混乱，导致随便什么混帐逻辑和语言渣滓，都能轻易攻陷我们思维的高地。“文学”对情感或世界的呈现，必须通过语言。当语言混乱不堪，从而导致情感和意义无法传递的时侯，我们必须及时求助于大脑思维的支持。在这个节骨眼上，大脑却宣布罢工。于是我们“心里乱糟糟的”；于是我们就用“中国逻辑”取代“逻辑”；于是我们就将垃圾视为珍宝。这就是为什么在讨论囚禁的文学的时侯，我们不断在讨论思辨力和判断力的原因。可见，文学的被囚禁，并不仅仅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被囚禁，更是思辨力和判断力的被囚禁，也就是语言的被囚禁。今天，我们不但需要想象的大脑，更需要判断的大脑。而意识形态控制和洗脑，加上电子技术的日益发达，正在加速人们脑残的速度，这是极其可怕的。与其说我们是在为囚笼中的文学招魂，不如说在为碎裂的语言招魂，不如说在为濒临瘫痪的大脑招魂。
（原载《上海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