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但凡经典的作品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译本。这当然是好事，某种意义上，是否不断有重译本出现，能检验一部著作的经典性。但这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选择和鉴别上的困难。当然，文学不像科学等领域，有绝对的好坏优劣之分，但相对的标准还是存在的。在您看来，该如何判断？
郑克鲁：经典作品可以重译，有不少则需要重译，因为以前的译本不够好，即使是重译本，有的译者是“拆烂污”的。不少读者只看作者是谁，购买时分不清哪是好译本，哪是差译本。对译本的鉴定当然有标准。简单一点，就是以“信、达、雅”的标准来衡量。译文是否准确，是否通顺，是否属于美文。第一条需要懂原文的人来鉴别，第二、三条要看读者。我觉得读者的眼光是明亮的，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译本的评论，体现了读者的意见。
记者：对于文学翻译，我们谈论更多的是翻译技巧方面的问题。您是翻译家，同时也是文学史家。我想，翻译是否也像写作一样，需要一种史的意识？这会赋予译者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从而对其翻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郑克鲁：其实目前谈论最多的不是翻译技巧问题，而是翻译理论。说实话，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虽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翻译理论谈得再多，对翻译实践帮助不大。翻译史的著作目前也不少，这是对我国的翻译史作总结，这对翻译当然有帮助。不过，翻译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既有一定的技巧问题，也有翻译者个人的因素在内，同时还有时代不同而提出的不同翻译标准，这里就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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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文学史写作，是当下文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只是相关讨论更注重中国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内容，对外国文学史写作则少有触及。事实上，中外文学史的写作都同样面临世界观、方法论上的问题，也都会涉及到如何重估作家、作品的问题。就法国文学而言，最典型的莫过于对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评价。这部作品对我国读者曾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就我的了解，法国国内对其评价并不太高。我想，这对文学史写作是一个考验。
郑克鲁：我国的《外国文学史》至今出过二十部以上，不可谓不多。我也主编过几部，其中一部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最广。的确，对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有不同看法。上文已提及，《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由于被认为创新不够多，是一部十足的现实主义小说，因而被列入二流作品。由于它在我国对老一辈的读者影响较大，我还是把它列入我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中。但随着时间推移，是否还能长此以往就很难说了。反正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也不必太看重。此外，每一个时代对以往的作家的评价会有所改变，有的作家作品被重新发掘出来，得到较高的评价，有的作家则地位降低，这是正常现象。
记者：某种意义上，您在外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在法国文学史的写作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这方面，柳鸣九先生也颇有建树。相比而言，他更倾向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您是如何开始写作文学史的？
又是怎样让这种写作趋向系统化、体系化的？在您看来，当下外国文学史写作存在哪些问题，有何可突破之处？
郑克鲁：随着我对法国文学的研究向深和广两方面发展，我对以前的《法国文学史》感到不满足，于是另起炉灶，自己编写《法国文学史》，从古至今，写到21世纪初，这与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法国文学史》有所不同，他只写到十月革命前。另外我改变了文学史的一些写法，也即大部分作家是综论他的创作内容和艺术成就，除个别作家只有一部重要作品的以外，都是这种写法。我加强了艺术分析，改变以往的艺术分析是蜻蜓点水式的，三言两语就打住，而是写到一千五百字至四五千字。我认为对不少外国作家的分析还不够深入，这方面有待后人的努力。
记者：说到外国文学研究，会很自然想到“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话题。在国内这是列入课程教学范畴的。世界文学的概念自歌德提出之后，到现在已经深入人心。比较文学的合理性则一直有人表示怀疑，从相关研究看，生硬的比较也往往缺少说服力。况且，全球化时代文学表现的趋同化倾向正在增强，文学的异质性则在不断减弱。在这样的前提下，比较文学将面临怎样的挑战？换言之，对中外文学，是否需要以一种全新的视界来加以关照？
郑克鲁：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至今已有很大发展，不过，还有不少议题尚未触及。我觉得，比较文学工作者要掌握多种语言，才能有更大的作为。而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只能等待后人来改进了。我个人认为，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置于美国学派之下是不对的。从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看，似乎大半是影响研究，可见影响研究还是可行的，甚至是最重要的。
记者：当下，很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我国人文教育正面临危机。在您看来，外国文学教学是否同样面临困境，又该如何应对？我还想知道，您在编选外国作家作品时有何标准？
郑克鲁：对外国文学的理解会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就拿莫泊桑来说吧，一般的教科书都把他看作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实这是大大误解了莫泊桑。在法国，早已将莫泊桑看成是一个兼有浪漫主义因素的作家，一般认为，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中有两篇是代表作，一篇是《羊脂球》，另一篇是《奥尔拉》。后者是一篇“怪诞小说”，莫泊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这类怪诞小说，他一生写过三十多篇怪诞小说。由于他是个精神病患者，他在病情好转时便将发病时的幻象记录下来。这就是他的怪诞小说。须知，怪诞小说自十九世纪初德国的霍夫曼、美国的爱伦·坡写作这类小说以来，一直为大作家所重视。梅里美、巴尔扎克等就写过这类小说。这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这类小说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地发展。像以上这种情况，我想中学老师是不会介绍的，现在连大学老师也未必注意到呢。所以说外国文学的教学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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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每个翻译家走上翻译和研究的道路，都有不同的机缘。我们知道您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你曾祖是晚清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另一方面，您也有很好的师承，曾跟随作家、文学翻译家李健吾读完硕士。您怎么看待自己所继承的这些思想和精神资源？
郑克鲁：郑观应是我的曾祖，我的写作能力也许跟他有点因缘。研究是我的老本行，我在大学时已经从事文学研究，在读研究生时，更是着重研究。由于自己喜欢翻译，主动进入这个领域，我编过两本杂志：《春风译丛》、《漓江译丛》，编过几种作品选，在这方面，国内的翻译家并不多见。翻译对研究是有帮助的，翻译能提高外文。研究则能选中该翻译的作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有助于在译本的前面能写出一篇像样的序言。有不少译者认为序言不重要，这是由于他们写不出一篇好序言，只能写出介绍性的文字，而不能对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国外，序言很重要，经典作品都要请专家来写，指导阅读，这是很有必要的。
记者：当下文学翻译环境不理想，翻译稿酬又比较低廉。作为一个在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其实靠申请研究项目挣经费，也远比翻译一两本书来得实惠。实际的情况是，您在教学、研究之余，从来没停下手中的译笔。是什么促使默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文学翻译？
郑克鲁：我喜欢翻译，译书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如有自认为译得不错的地方时，便感到一种快乐；译完一本书，我觉得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所以乐此不疲。
郑克鲁、郭宏安获二○一二傅雷翻译出版奖
凭借《第二性》和《加缪文集》，郑克鲁与郭宏安两位翻译家共同获得2012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典礼将于12月14日在北京举行。
去年10月，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代表作《第二性》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唯一得到官方授权的全译本，由曾翻译过 《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等名著的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郑克鲁教授担纲翻译。另一部获奖作品《加缪文集》去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译者郭宏安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此前也是老版《加缪文集》的主要翻译者。他曾翻译过《红与黑》《恶之花》《波德莱尔作品集》《小王子》等作品，著有加缪研究论文集《重建阅读空间》等。
傅雷翻译出版奖设立于2009年，今年是第四届，奖励中国年度翻译和出版的最优秀的法语图书。评委会每年评选出文学类和人文社科类作品各一部，由中法翻译家、作家和大学教授组成评委会，根据中译本图书的翻译、出版质量进行评选。获奖图书的中国出版社和译者将共同分享总额8000欧元的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