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目睹过真正的大雪。我从小就喜欢看雪。下雪是一年中非常奇异的时刻。在老房子的屋檐下，我仰望下雪的天空。雪是灰黑色的，像灰尘。一般是从晚上下起，到第二天清晨就覆盖住了整个世界。父亲一大早就起床做早饭，在我的睡梦中喊一句：“落雪了，快来看。”家乡的方言里依然保持着某些古汉语词汇，比如把“下”说成“落”。此时，我突然感觉到被窝口多出一股清凉的冷。雪的感觉。往窗口望去。外面银装素裹。零星的雪继续飘着。家里的房子到我十八的时候终于被拆除，变成了时下流行的长方形楼房，优美的倾斜屋顶被一种叫作稻桶圈的山墙掩藏起来。我却时刻惦念着老房子。典型的江南水乡白墙青瓦的房子。二楼的窗户下是一楼的屋檐——青瓦的屋檐。我时常在这个窗子眺望远处的湖泊、村庄、桑树林，或者俯视谷场上走来走去的乡亲，他们赤着脚，或者挑谷子，或者扛锄头，或者背箩筐，或者洗菜，或者淘米——见面时空气里飘荡着柔软的方言。通常是玩笑话，许多时候带着隐讳的色情。我一度学会了画素描，把这些古老的房子请到纸上来，我从小怕它们消失，如今事实证明，我的恐惧果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素描和素描里的事物早就离我而去。人们总是喜欢新颖而实际的东西。
我就从这扇无漆松木窗棱的窗子望见了雪——几块玻璃已经残缺，风漏进来。每年一次。雪安静地躺在窗口。十分懒散。我会坐在窗口的桌子上——桌子这半边是我的写字台，那半边是母亲的缝补台兼茶几，中间放着一台十四寸西湖牌黑白电视机——推开窗，更大更冷的风袭面而来。这时，摸摸自己的脸已经有些轻微的龟裂。母亲会让我抹雪花膏，“雪花膏”对我来说是一个轻盈而柔美的词。而雪花膏的白就如我眼前这片连夜而降的雪的白。词和事物之间那么密切、亲近。我喜欢雪花膏这样的词。家乡还有一种养蚕用的桃花纸，名字同样悦耳。
我开启北面的门。一扇竹子编排的透光的门，上面蒙了一张尼龙纸，依然很透光。风可以从周围轻松地撇进来。这扇竹门让我通向另一个世界。竹门外是一个属于我的平台（原始的建筑意义上的，方言里就这么叫）。雪在这里积得更厚。我抓起一把，揉成团，融化的水从指间滴落，然后掷向北方。雪从北方来，和冬天的风一样。我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告诉我，雪是北方的事物，跟随北风一起来到南方。北方是一个叫“西伯利亚”的地方。
“西伯利亚”——在中央台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里，总是遇到这个词。我并不太清楚它到底在哪里。可是它很早就住在我的头脑里了。当时，北方对我来说完全是虚构物。但是，我读到了《日瓦戈医生》，一个发生在西伯利亚雪地里的寒冷的故事。这本书里，有我喜欢的幻象——写诗的尤里、深情的女人娜娜、最北的北方西伯利亚瓦雷金诺村、寂静的雪、雪的平原和雪里的苦难。我不止一次幻想坐火车到瓦雷金诺，去看雪。我顺着被称为第二欧亚大陆桥的连云港—鹿特丹铁路线（这种连接本身就很有意思）寻找这个村子。瓦雷金诺躲起来了。它太渺小了。只适合在幻想里待着。这注定只是一场虚幻的旅行。瓦雷金诺只存在于小说里，与时间一起。
三
然后，我就要去故乡的雪地里旅行了。去寻找传说中的野兔和黄鼠狼。母亲早就取出藏了一年的棉衣。把我塞到厚厚的棉衣里，让我变得异常笨拙。听母亲说，她小时候经常遇见野兔。雪地里，动物的脚印很多。鸡、老鼠、鸭子、羊。还有人的脚印。兔子的脚印很特别，梅花形的。但我从没有捕到过野兔。通常顺着一串梅花形的脚印一直走，雪地卡擦卡擦作响，最后，脚印要么无缘无故地消失——兔子会飞吗？要么，进入一个深邃的洞穴，兔子的窟——我不敢探手进去。只看到身后空留着自己的脚印。
雪地里还有黄鼠狼的脚印。我看过别人捉黄鼠狼。它的皮毛很值钱，我一直幻想着能捕到一头黄鼠狼。大人把铁夹子放在鼠洞口，它出来觅食，就被夹到，第二天去取，已经死去，所以，我一直没有见过活的黄鼠狼。后来在陕西乾县，武则天安放自己身体的地方，我看到路边的黄鼠狼在荒野上到处奔走，旁若无人，我实在太兴奋了。而我的同学对这些早就熟视无睹。
有一年，雪大得惊人。小时候的雪一般能没到膝盖——大人的膝盖。这一年的雪，在墙边堆积到几乎淹没我整个人。父亲担心厚雪一旦融化，漏雨的平台下会一片汪洋，我们连忙铲雪。我把温度计放在了屋外。零下七度。这在没有什么大型取暖设备的南方已是很冷的温度了。父子俩热火朝天铲雪的场面像是电视里的某个落雪的北方农村。
九十年代初，全国正在热播《雪山飞狐》，我刚过十岁。那时候的电视剧比现在的要认真得多，好看得多，尽管技术落后。电视里的雪山肃穆得令人神往。十多年后，我们看事物的方式完全变了。如今的电视剧就像它们的别名一样，是肥皂的泡沫，那么脆弱。转瞬即逝。
四
我第一次领略到雪的沉寂，是在故乡。这一年冬天，我上一年级，虚岁八岁。这一天是星期六，下起了大雪。那时尚未实行双休日制度。星期六照旧要上课。孟溪小学的校舍还不是现在的两层现代建筑，而是古朴的庙宇式的单层房屋。教室里抬头可以看到房梁、椽子、瓦片和以及绕梁的蛛网。年久失修。外面大雪，犹如鹅毛，屋内则是小雪，犹如杨花乱飞。下课后，我们变得疯狂，在雪地里撒野。我还跳起舞来，使劲扭腰，双手在两侧划圈。同学们像看马戏一样看我。甚至没听到上课铃。只能偷偷溜进教室，继续看头顶杨花般的雪。
那一天，谷门一家远房亲戚结婚。谷门——我熟悉的地方，新联乡最大的小学谷门小学就在这里。小学里有一位会甲骨文的老师。我去那里参加过全乡的拼音比赛，获得了一等奖。父母抛下我去谷门赴宴，叮嘱我到外祖母家吃午饭。国芳的外祖母家也在和睦桥。我们的母亲是从小结拜的姐妹，都嫁在运河这边。她约我一起去和睦桥。自然是步行。中间要爬过一座十分高大的五龙桥。和睦桥隶属于五龙桥村。我们相约午饭后再一起去上学。午饭后回到学校，结果学校空荡荡，阒寂无声。除了一大片安静的雪。碰到苍老的顾老师（是她吗？），她说今天下午放假。我和国芳面面相觑。我们两人都没有听到老师上课时关于下午放假的通知。大概是屋外的雪已经偷走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我们两人来到京杭运河边的渡口。摆渡船停在对岸，在雪里一声不吭。从孟溪这边到我家那边，必须坐摆渡船。摆渡船主要是为学生开设的。这两年，摆渡船被迫停运。因为被来往的大船撞了。学生都改到镇上读书。那一天下午放假，渡船也就放假了。我们眺望着运河对岸清晰的村庄，不知道该怎么办。小时候，我很不愿意在外面过夜。我不想回到不远的外祖母家。心里顿时一阵绝望，增加了雪造成的寒冷。我感觉被这世界抛弃了。最后谁把我们载到了对岸，我已完全忘却。更让人绝望的是，回到家里，大门紧锁，父母还没有回来。本以为他们下午就结束宴席。外面是大雪。我已完全手足无措。最后在邻居建伟家吃晚饭。说起来，我们两家同宗。他们自然对我很好。我却颇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很不自在。我从小就是一个害怕成人世界的孩子。我坐在建伟家的八仙桌旁，望见了窗外的雪，夜幕降临，雪更加沉寂。我感觉到人的脆弱和孤独。
五
这种脆弱和孤独的感觉对我起了作用。它从反方向上增加了我对事物的热爱和敏感。我又把恐惧转移给了这个成人世界，越来越害怕和成年人说话，尤其是陌生的成年人，即使是亲戚。我能平静地向一个姨父、两个姑父、两个舅父打招呼，要到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了。之前，我见到他们，就会不知所措。我顺畅地掌握口语时已经十几岁了。之前尤其是十岁左右的一段时间，我简直不能完整地说一句话，不能很好地组织一个正常的句子，一旦开口，各种词语就混乱了，相互窜位。与人交往一直是我的一个难题。我转向无声的事物。我把热情全部给予了这些沉默而亲切的东西。我写桑树地、运河、道路、村庄、星辰，那些不会说话的事物，在它们面前我可以不用语言交流——我也写过人，却是疯子、乞丐和商贩，他们或者和我一样语言混乱，或者只要几个简单的词就可以完成交流。我写不了故乡的其他人，尽管我那么想写。我害怕靠近他们，而只是一直在老家二楼的破窗子口，俯瞰他们的生活，却没有深入与他们交谈过。
后来我喜欢阅读。因为阅读时，可以不用说话。意义的声音不会咄咄逼人。我喜欢写作。混乱的词语可以在减速的写作中得到延迟的安排和纠正。而小时候与那些沉默的事物长久的相处，慢慢生效了。我的阅读开始得很晚，要到我能够比较顺畅地说话的时候，即初中毕业的那年。我庆幸自己没有让过早开始的阅读驯服得麻木。
每年下雪，我总会按照母亲的嘱咐，用吃完水果罐头后的玻璃瓶子塞满一瓶雪。然后密封，放在水缸旁的阴凉处。等到来年夏天，涂抹在痱子上，痱子就会被烧死。“烧”，这是母亲使用的独特词汇。和我的口拙相反，母亲伶牙俐齿，是方圆有名的尖刀嘴，没几个人能说得过她，甚至骂人也不是她对手。她的词汇丰富，语流迅速。而且总是冒出一些外祖母家特有词汇，在东升浜边上盛开。东升和和睦桥之间只隔了一条运河，但两个村子的语言无论在发音还是词汇上已经有很多差别。母亲语言中的这种差别，让我很小就注意起语言这个东西。她优美的口语，最早教会了我如何使用语言，不过，不是在嘴上，而是在纸上。
我很讨厌夏天。讨厌夏天的炎热潮湿。正是这每年一瓶过冬的雪水（以及厢屋内的幽暗），让我一想起童年的夏天时，内心总会涌出一丝清凉。就像现在我浮躁的时候，总会想起记忆里的那场大雪。它永远地降落在故乡。不会死去。即使一个旧的世界死去了，那片阴凉依然匍匐在我心头。让我冷却下来，并且幸福。
想起这些，雪再一次降临了，落在故乡。它散发着寂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