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代以前，西蒙娜.薇依以从未有过的简洁表达，提出流亡者的两难困境。她说：“有根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最未被认识到的需要。”然而，薇依也看到，在这个世界大战、驱逐、大规模灭绝的时代，大多数用来对治无根的疗法，几乎都跟它们原本要治疗的东西一样危险。在这些疗法中，国家─或更准确地说，国家主义─是最阴险的，因为对国家的崇拜往往会取代所有其他人类纽带。
薇依重新向我们揭示了流亡者困境中最重要的压力和限制之复杂性，这困境，如同我已说过的，非常接近我们在现代时期所理解的悲剧。孤立和移位是一个严酷的事实，催生一种自恋式的受虐狂，任何改良、同化和社交方面的努力都会受到这种受虐狂的抵制。在这极端情况下，流亡者会盲目崇拜流亡，这种做法会使他或她远离所有联系和承担。活在好像你周围一切都是暂时的，甚至是无足挂齿的状态下，等于是沦为任性的犬儒主义的猎物和怨天尤人的乏味的猎物。更普遍的是流亡者受到加入政党、民族运动、国家的压力。流亡者获提供一系列新的从属关系，发展新的效忠。但这也产生一种损失，失去批评角度、知识储备和道德勇气。
还必须认识到，流亡者这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其常常加强自我意识的程度，一点不亚于加强较不吸引人的一意孤行。一些重新组构计划，例如在流亡中建立一个民族，往往包括建构一种民族历史，复兴一种古老的语言，创立一些民族机构，如图书馆和大学等等。这些工作，虽然有时候会助长刺耳的种族中心论，却也引起对自我的审视，而这种审视将不可避免地远远超越“种族性”这类简单和实证的事实。例如，个体的自我意识，总是试图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历史，都有某些模式，为什么虽然饱受压迫和面临灭绝却仍有一种精神特质继续在流亡中生机勃勃地存在着。
总之，我谈论流亡，必然不是把它当作某种殊荣，而是当作某种另类，它有别于主宰现代生活的各类大众制度。毕竟，流亡与选择无关：要么你生下来就在流亡，要么流亡发生在你身上。但是，如果流亡者拒绝坐在一边舔其伤口，则他们可以学习的东西是不少的：他们必须培养谨小慎微的（而不是自我陶醉或一脸阴沉的）主观性。
也许，这类主观性最严格的例子，可在德裔犹太哲学家和批评家特奥多.阿多诺的著作中找到。阿多诺的杰作《最低限制的道德》是一部写于流亡中的自传，其副标题是“来自一个受摧残的生命的省思”。阿多诺无情反对他所称的“受操纵的”世界，他认为所有生命都是被压入现成的模式，压入预先构建的“家”。他辩称，我们所说或所思的一切事物，以及我们拥有的一切物品，最终都只是一件商品。语言是胡言乱语，物品是要出售的。拒绝这种情况，乃是流亡者的知识使命。
阿多诺的省思，源自于一种信念，也即现在唯一可以获得的家，是在写作中，尽管这是脆弱和易受破坏的家。在别处，“房屋已成过去。欧洲城市遭受的轰炸，以及劳动营和集中营的产生，无非是以执行者的身份先走一步而已，房屋的命运早已由技术的内在发展所决定。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东西当作过期食物罐头扔掉。”阿多诺以严肃的反讽说，概而言之，“在自己家中不自在乃是道德的一部分”。
要遵循阿多诺的教诲，就要远离“家”，以便用流亡者的超脱来观望它。因为，如果我们学会观察各种观念和理念与它们实际产生什么之间的差距，将是大有裨益的。我们把家和语言视为理所当然；它们变成自然，而原本假设中的家和语言，则沦为教条和正统观念。
流亡者知道，在一个世俗和难以预料的世界，家永远是临时的。边界和壁垒把我们封闭在熟悉的领土的安全范围内，但它们也会变成监狱，还常常受到超乎理性和必要性的捍卫。流亡者跨越思想的边境，突破经验的壁垒。
来自萨克森的12世纪修道士圣维托克的雨果（St.Victor）曾写下这些令人难忘的美丽句子：
因此，有经验的才智之士，若能一点点学习，将是伟大美德的一个来源。首先学习不执著于可见和短暂的事物，以便之后能够把它们全部抛掉。那觉得家乡美好的人，仍只是一个柔嫩的新手；那把每一片土地都当成家乡的人，则已经是强大的人；但是，把整个世界视为异国的人，才是完美的人。那柔嫩的灵魂把他的爱固定在世界上某个地点；那强大的人把他的爱扩大至所有地方；那完美的人灭掉他的爱。
20世纪德国伟大文学研究者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曾于战时流亡土耳其，他曾援引这段文字，作为任何想超越民族和地方界线的人的楷模。只有拥抱这种态度，一个历史学家才能把握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的人类经验及其书面记录；否则，他或她仍将继续更多地致力于对偏见的排斥和反应，而不是致力于伴随知识而来的自由。但需要注意的是，雨果两次申明“强大”或“完美”的人是通过克服依附而不是通过拒绝依附来达至独立和超越的。流亡取决于一个人有家乡，有对家乡的爱，有与家乡的纽带；所有流亡的真正本质，不是失去家和对家的爱，而是家和对家的爱本身就包含着失去。
把经验视为仿佛它们就要消失。是什么使它们牢牢扎在现实中？它们之中哪些是你要保存的？哪些是你要放弃的？只有那些达至独立和超脱的人，那些其家乡“美好”但其环境使他们无法重获那种美好的人，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样的人，也不可能从那些由错觉或教条提供的替代物中得到满足。）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剂处方，用来治疗一种无法减缓的阴暗前景，以及伴随这阴暗前景而来的对一切热情或精神振作所持的永远乖戾的拒绝态度。那倒未必。虽然谈论流亡的乐趣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流亡的各种状况确实有若干正面的价值一谈。“把整个世界视为异国”意味着有可能获得独特的视域。大多数人在原则上都意识到一种文化、一种背景、一种家；流亡者则至少意识到两种，而这样的多元视域会使他们意识到同时存在着多种维度，那是一种─借用一个音乐术语─对位法的意识。
对流亡者来说，新环境中的生活习惯、表达习惯或活动习惯将不可避免地在他们对另一个环境中同类事情的记忆这一背景下发生。如此一来，新旧环境都一样生动、真实，以对位法的方式同时发生。这类理解包含着某种独一无二的乐趣，尤其是如果流亡者意识到还同时存在着其他对位法式的并置的话，这些并置既消减正统判断，又提高欣赏别人的能力。而如果流亡者做到无论置身何处都能随遇而安，他们还能够享受一种独特的成就感。
然而，这依然是风险重重的：装腔作势的习惯是既令人厌倦又令人不安的。流亡永远不是一种满足、静止或安全的状态。用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话说，流亡是“一种冬天的心灵”，夏天和秋天的感染力如同春天的潜力一样，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或许，这也是换一个角度表示流亡生活是根据一种不同的日历而移动的，比起在家的生活，较没有季节性，也较居无定所。它是游牧式的，去除中心的，对位法的；但你才刚刚习惯它，它那不安分的力量又已经再度爆发了。
[1]译注：叙利亚地名。
[2]译注：英国地名。
[3]译注：加拿大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