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亡的省思
发布: 2012-4-24 20:02 | 作者: 爱德华.萨义德
因为，与民族主义不同，流亡在根本上是一种中断的生存状态。流亡者与他们的根、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过去的联系都被切断了。他们一般都不拥有军队或国家，尽管他们经常在寻找它们。因此，流亡者感到一种迫切需要，想重构他们破碎的生命，往往是通过把自己视为一种得胜的意识形态或一个复兴的民族的一部分来重构。关键在于，一种摆脱上述得胜的意识形态的流亡状态─该意识形态，是为重新集合流亡者破碎的历史，把它变成一个新整体而设计的─实际上是难以忍受的，并且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是不可能的。看看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命运吧。
劳巴尔是一位孤独的亚美尼亚人，也是我的朋友。他父母在1915年被迫离开东土耳其，因为他们的家人被屠杀了：他外祖父是被砍头的。劳巴尔的父母流亡阿勒颇[1] ，然后流亡开罗。在60年代中期，非埃及人在埃及生活变得困难，他父母连同四个孩子被一个国际援助组织送去贝鲁特。在贝鲁特，他们短暂地靠救济金生活，然后被安排住进贝鲁特郊区一座拥挤小屋的两个房间里。在黎巴嫩，他们没钱，他们等待：八个月后，一个援助机构安排他们飞往格拉斯哥[2] 。然后去甘德[3] 。然后去纽约。他们乘坐“灰狗”长途巴士从纽约去西雅图：西雅图是该援助机构指定他们在美国居住的城市。当我问他：“西雅图？”劳巴尔无奈地微笑，仿佛在说，西雅图毕竟好过亚美尼亚─那是他从来不认识的地方；或土耳其，在那里有很多人被屠杀；或黎巴嫩，在那里他和家人肯定要冒生命危险。流亡有时候比留在原地或不出国好：但只是有时候。
因为没有什么是安全的。流亡是一种嫉妒的状态。你取得的，恰恰是你不想要的，等到在你和你的同胞周围划定了界线，流亡最不吸引人的一面才真正浮现：一种夸张的群体团结感，以及对外人怀着无比的敌意，哪怕是对那些其困境事实上可能跟你一样的外人。还有什么比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与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更互不相让的呢？巴勒斯坦人觉得他们是被犹太人这个著名流亡民族变成流亡者的。但是巴勒斯人也知道他们自己的民族身份在流亡环境中得到滋养，在那种环境中每一个人如果不是血亲兄弟姐妹就是敌人，在那种环境中每一个同情者都是某个不友善势力的代理人，在那种环境中只要稍微偏离公认的群体路线就是一种最恶臭的背叛和不忠的行为。
也许这是流亡者最不寻常的命运：被流亡者流亡─在流亡者手中重新体验被连根拔起的实际过程。在1982年夏天期间，所有巴勒斯坦人都问自己，是什么难以言喻的冲动的驱策使得已在1948年造成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以色列继续把巴勒斯坦人逐出他们在黎巴嫩的难民居所和难民营。仿佛以色列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所代表的犹太人重建起来的集体经验，无法容忍另一个被驱逐和失落的故事与它共存─这种不容忍不断得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的敌意的加强，而巴勒斯坦人过去60年间则一直都在流亡中重新凝聚他们的民族身份。
这种必须从流亡的曲折和断裂中重新凝聚身份的迫切性，可以在穆罕默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的早期诗中看到，他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相当于一种史诗式的努力，旨在把失落的抒情诗转化成那无限期地推迟的重返家园的戏剧。因此，他以一份列举未完成和不完整的事物的清单的方式，来描写他的无家可归感：
但我是流亡者。
用你的眼睛蒙住我。
无论你到哪里都带着我─
无论你到哪里都带着我。
为我恢复脸上的颜色
和身体的温暖，
心和眼的光，
面包和韵律的盐，
土地的味道……祖国的味道。
用你的眼睛遮住我。
带着我，把我当作悲哀大厦的遗迹。
带着我，把我当作我悲剧中的诗行；
带着我，把我当作那座房屋的一个玩具、一块砖，
好让我们的后代毋忘重返故里。
这流亡的哀婉，是失去了与土地的坚固和满足的接触：归家是不可能的。
约瑟夫.康拉德的短篇小说《艾美.福斯特》也许是历史上描写流亡的最不妥协的作品。康拉德自认是一个来自波兰的流亡者，他的作品（以及他的生活）几乎都打着那个明白无误的印记：那敏感的移民被自己的命运和被无望地企图与新环境建立满意的联系所困扰。在某种意义上，《艾美.福斯特》只局限于描写流亡问题，也许是因为它如此局限，以致它不是康拉德最著名的故事之一。例如，这是对小说中心人物扬柯.古拉尔的痛苦的一段描写，他是一个前往美国的东欧农民，途中在英国海岸附近遇到海难：
一个男人发现自己成了迷失的陌生人，无助，难以理解，来自某个神秘的地方，如今置身于地球上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这确实是够难受的。然而我觉得，在世界上所有天涯海角遇上船难的冒险者当中，似乎没有谁像我正在讲的这个男人那样，遭遇这样纯粹的悲剧命运，他是被大海抛上岸的冒险者当中最无辜的。
扬柯离开家乡是因为压力太大，他再也无法继续在那里生活下去。美国以其希望引诱他，尽管他最终流落在英国。他在英国受苦，他不会讲英语，人们既害怕他又误解他。只有艾美.福斯特，一个行动缓慢，其貌不扬的女孩，试图与他沟通。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孩子，但是当扬柯生病，害怕、疏离的艾美拒绝照顾他；她抓着孩子就离开。她的逃走加快了扬柯悲惨的死亡，他的死亡，如同康拉德某些主人公一样，被描述成毁灭性的孤独加上世界的冷漠的结果。扬柯的命运被描写成“寂寞和绝望的最高灾难”。
扬柯的困境是令人断肠的：一个外国人，在一个难以理解的社会里长期受困扰和孤单。但康拉德本人的流亡导致他夸大了扬柯与艾美之间的差别。扬柯潇洒、轻松、天真烂漫，艾美则笨拙、沉闷、迟钝。当他死去时，仿佛她早前对他的善意是一个陷阱，引诱他，然后使他致命地落入圈套。扬柯之死是浪漫的：世界是粗俗的，不懂欣赏的；没人理解他，哪怕艾美，他唯一亲近的人，也不理解他。康拉德深谙这种神经质的流亡者的恐惧，从中创造一种美学原则。在康拉德的世界里，没有人能理解或沟通，但具有悖论意味的是，这种语言的可能性的极端限制，仍无法阻挠人物费尽心机去沟通。所有康拉德故事，写的都是一些滔滔不绝的孤独者，（这也顺理成章，因为在伟大的现代主义者之中，有哪个比康拉德本人更口若悬河和更“善用形容词”呢？）他们都企图使人印象深刻，这些企图反而加剧而不是减少原本的孤独感。每一个康拉德的流亡者都害怕─并被罚去无穷尽地想象─孤独死亡的奇观：可以说，这孤独死亡在无反应、不沟通的目光下显得更加耀眼。
流亡者怀着憎恶看待非流亡者。你感到他们与他们自己的环境亲密无间，而流亡者则永远无所适从。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生于一个地方，待在那里，活在那里，知道你自己是它的一部分，差不多是永远地？
虽然每个不能回家的人，都是流亡者，但流亡者、难民、侨民和移民之间还是有些区别的。流亡起源于古老的放逐。一旦被放逐，流亡者便要过一种异常而悲惨的生活，带着局外人的烙印。另一方面，难民是20世纪国家的创造物。“难民”已变成一个政治词语，暗示大群大群无辜而迷惘的人需要接受紧急国际援助，而我想，“流亡者”则带有孤独和灵性的特点。
侨民是自愿生活在异国，通常是基于个人理由或社会理由。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不是被迫去住在法国。侨民也许有流亡的孤独和疏离，但他们并不在流亡那严厉的放逐状态下受苦。移民享有一种含糊的身份。在技术上说，一个移民就是任何移居某个新国家的人。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有可能包含着选择。殖民地官员、传教士、技术专家、雇用兵和外借的军事顾问，在某种意义上也许生活在流亡中，但他们不是被放逐。非洲、亚洲部分地区和澳洲的白人移居者，也许曾经是流亡者，但作为开拓者和建国者，他们失去了“流亡”的标签。
流亡者的生活，大部分是这样度过的：他们创造一个新世界来统治，以此补偿迷失方向的损失。难怪很多流亡者似乎都成了小说家、棋手、政治行动分子和知识分子。这些职业在物品方面的投资要求都极小，却把很大的财力押在流动性和技能上。流亡者的新世界，说起来也很合逻辑，就是不自然，其不现实恰似虚构作品。乔治.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极有说服力地辩称，小说是一种在不切实际的抱负和幻想中创造的形式，因此小说即是“超验性的无家状态”的形式。卢卡奇说，经典史诗发源自安定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价值是清楚的，身份是稳定的，生活是不变动的。欧洲小说恰恰建立在相反的基础上，那是一种改变中的社会的经验，在该社会中某个流动性和被剥夺继承权的中产阶级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寻求建立一个新世界，它多多少少类似他们放弃的旧世界。在史诗中，则没有其他世界，只有这个世界的定局。奥德修斯经过多年漂泊之后重返伊萨卡岛；阿喀琉斯将死去，因为他不能逃避命运。然而，小说存在是因为其他世界可能存在，这些可能的其他世界，是资产阶级投机者、漫游者、流亡者的另类选择。
无论流亡者表现多出色，他们都总是怪人，他们感到他们的差别（即使当他们一再利用这种差别的时候）是一种孤儿状态。任何真正的无家可归者，都会把那种在一切现代的事物中看到疏离的习惯，视为一种装模作样，视为一种时髦态度的展示。而流亡者抓住差别就如同抓住一件要带着强悍意志使用的武器，他们嫉妒地坚持他们拒绝归属的权利。
这通常会演变成某种很难忽视的不妥协。固执、夸张、言过其实：这些就是流亡者的典型风格，用来迫使世界接受你的视域的方法─而你使这视域变得更难以接受，因为你事实上并不想它被接受。毕竟，那是你的视域。安详和宁静是与流亡者的作品最不相干的东西。流亡中的艺术家明显是令人不快的人，而他们的固执则自动地渗入哪怕是他们最崇高的作品。但丁《神曲》中的视域，在其普遍性和细节方面具有巨大的威力，但即使是《天堂篇》中达致的至福的安详，也带着体现于《地狱篇》中审判的恶毒和严厉的痕迹。除了但丁，这个被逐出佛罗伦萨的流亡者，还有谁会利用永生作为算旧账的地方？
詹姆斯.乔伊斯选择流亡，是为了给他的艺术才能注入力量。乔伊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如同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在其乔伊斯传记中表明的─挑起一场与爱尔兰的争吵，然后把这场争吵的活力保存起来，以便维持最苛刻地反对熟悉的事物。埃尔曼说：“每当他与祖国的关系有改善的危险，乔伊斯便找新岔子，以巩固他的不妥协和重申他自愿缺席的正当性。”乔伊斯的小说关注他曾在一封信中所描述的“寂寞而无朋友”的状态。虽然选择放逐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很少见的，但乔伊斯对放逐之艰苦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
但乔伊斯作为流亡者的成功，却突出了流亡的要害问题：流亡是不是如此极端和私人，以致任何把它当成工具使用的手段最终都是一种平庸化？流亡文学怎么会与冒险文学、教育文学和发现文学一道，成了人类经验的一个传统主题呢？这种流亡，与实际上杀死扬柯.古拉尔并催生了20世纪流亡与民族主义之间昂贵且常常是非人化的关系的那种流亡，是不是同一回事？或者，是不是某种较仁慈的变种？
当代对流亡的兴趣，大部分可追溯至那个有点苍白的概念，它认为非流亡者分享流亡作为一个救赎主题的利益。应当承认，这个想法确实含有某种可信性和真实性。如同中世纪的流动学者或罗马帝国里博学的希腊奴隶一样，流亡者─包括他们当中的佼佼者─确实逐渐影响他们的环境。而“我们”自然也就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与我们在一起时富于启迪的一面，而不是他们的悲惨或他们的要求。但是，从现代大规模移位这个阴暗的政治角度看，个体流亡者迫使我们承认无家可归者在一个必然是冷酷的世界中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