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其人及其书
发布: 2012-2-16 19:40 | 作者: 埃里克·霍弗
紧接着的10年，也就是整个30年代，霍弗主要在农场打零工。他会和其他散工——大萧条的失业者——从南加州的帝国谷（Imperial Valley）出发，随着一种谷物的分区渐次成熟向北慢慢移动，直到北加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田野。冬季，到附近山溪去淘金，工作3个月，大概可以淘得300元的金子。霍弗从未想要去过更有保障但却更多约束的工厂生活。
霍弗在其流浪岁月中，获得了某些关于个体人和群众人的观念。例如，他认为历史是畸零人创造出来的理论，就是在联邦政府所设的一处流动失业散工收容所里领悟到的。收容所里有200人，霍弗发现那些人一半以上有心理或生理上的某种不健全。在这以前，他从未想到自己属于某个社会群体，但这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和收容所里其他人属于同一类型——都是社会所不需要的人。
“我们大部分都不能够从事固定的工作。不能自律，不能忍受单调、无意义的工作。”霍弗觉得奇怪，这些人并不比一般人低能，他们也颇能容忍，心怀善意，若有机会，难道不能有所成就？
几星期后，他徒步走过一片不毛之地时，得到了答案。他想到如果让收容所里那些人来这里拓荒的话，每个人都可能很高兴。事实上，拓荒者不就是一些畸零人吗？除少数真正喜欢冒险的人以外，拓荒者不都是些不能从事固定工作的人、酒徒、赌徒、逃犯和为社会所摒弃者吗？“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成为忙碌的实行家……而一旦尝过有所建树的滋味，他们又会想建树更多东西。”
霍弗明白这些流浪者和畸零人可以变成拓荒者，但也可能转向另一条负面之路。例如，在德国和意大利，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用参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洗净他们“不良分子”的身份。在霍弗看来，30年代的历史大部分是由这些畸零人缔造的，他们把生命奉献给历来最专制暴虐的人物，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
霍弗开始尝试写作，是拜一个他心仪的作家所赐。“蒙田使我爱好词章，在未读蒙田的散文以前，我从未想到过要写东西。”霍弗所写的东西，的确和蒙田的近似：简洁而有韵律，有时杂以警句，但并无闲散之笔。他的长处是敢于作大胆而明确的概括，直捣问题核心。他的每一句话都经过长时间的剪裁锻炼，组织成为一篇精辟而有分量的文章。
他与蒙田的邂逅纯属偶然。有一次，他又要到山里去淘金。“出发之前，我知道大雪一来就会被困在山里，便在旧金山一家旧书店买了一册厚厚的书。我不管那是什么书，只要页数多就行。我找到一本，封面已经不见了，作者的名字我听也没听过。那书就是蒙田的《随笔集》，是17世纪的英译本。被雪困住的那些天，我把那本书读了3遍。啊，我多么爱蒙田的文字！我深深地领会到他怎样雕琢每一句话。我生平第一次想到我也许可以写出类似的东西。我从山上下来以后，便到圣华金河谷采棉花。我总是带着蒙田那本书，并随时引用他的话。到了后来，那里的工人一碰到问题，便会跑来问我：“蒙田的意见怎样？”
在其他流动散工眼中，霍弗一定像个怪物。他生性孤独，不喜欢和别人过分亲热，一有空便跑到图书馆看书——差不多加州所有小镇图书馆的图书证他都有。可是他又时常觉得必须找人谈话，找那些工人来听他引述蒙田的话（后来又加上了帕斯卡尔的话），倾吐满腹学问。
霍弗颠沛流浪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想要从军，却因为患有疝气而被拒。他转而寻求别的方法为战争和国家尽力；他加入了“国际码头仓库工人工会”，成了一名码头搬运工。那时他已40岁。玛尔莎的预言错了，他并没有死。
码头生活让霍弗觉得很自在。当时码头工人不愁没活做，旧金山码头日夜开工，霍弗总是挑笨重的工作做，常常受伤。他最好的一些灵感和观念，都在工作时酝酿形成。他脑子后面总有一个静静的角落供他思索。任何事情——一句偶然的话、一只飞翔而过的海鸥或是一个同伴的行为——都可以启发他的思考。霍弗习惯每天与一个不同的工人搭档。他总是每天一早就到码头，以便选择喜欢的搭档，但他并不挑剔。“我从未要求一个人必须有多种长处，只要有一种长处就行。”有时一个差劲的搭档也能打开他的思路。
霍弗记得有一天和他搭档的是码头上最不行的一个工人，这个人笨手笨脚，大家都不愿和他一起工作。霍弗回忆说：“我们开始一起搬货。码头上的工作是这样做的：你搬的堆在你那边，你搭档搬的堆在他那边，一人搬一半。但这天我却发现一件怪事——我的搭档总是越过中间那条通道去帮助别人。在我们这边他自己那份工作都没做好，却偏要去帮助别人。没有理由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不喜欢我。就是在这天，我想出一个很妙的道理。这家伙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为什么会那么热心去做责任以外的事情呢？我的解释是，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但你帮别人时，便没有人耻笑你。”
这虽然是个小观察，却是他撰写群众运动心理学的基础。书中谈到那些忙不迭地拥抱群众运动的人时，他这样说：“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霍弗的生活是艰难的，却又异常丰富。早年的生活驱使他和那些为社会所抛弃者混在一起——那些他形容为“弱者、穷者、被压迫者、被剥夺了继承权者、逃犯和被认为是不肖者的人”。这些经验使他写出《狂热分子》这本研究群众运动卓有创见的著作。霍弗认为，投身于群众运动的是一些永久性的畸零人，他们出于某些原因觉得自己的生命已无可救药地失败，因而盲目投身于某种神圣事业，好让个人的责任、恐惧、缺点得到掩埋。至于投身的事业是政治也好，是宗教也好，是共产主义也好，是法西斯主义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那是一种有效的运动，可以使他们忘记自己就好。
“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狂热分子》一书纲目井然，每一节都加以编号，还有大小标题，俨然是架构严谨之作，然而细细读去，你却会发现霍弗的风生议论常常夹杂许多旁生的联想，体系密度不如想象中高，倒更像他钟爱的蒙田散文，是一些随笔、漫思。正因为这样，我们会发现他有些地方谈得稍嫌简略，有时也会出现理路不清晰和前后不一贯之处。例如，他主张一个兴起中的群众运动想要壮大，其领袖必须目空一切、厚颜无耻、冷酷无情；另一方面，他又推许林肯、丘吉尔和罗斯福为罕有和优异的群众运动领袖，因为他们懂得尽力阻止群众运动中的邪恶成分，并在应该结束它的时候加以结束。这是不是不一贯呢？（林肯、丘吉尔和罗斯福可不可以算是群众运动领袖又是另一问题）
对于这些瑜中之瑕，我们或许可以用霍弗自己的话来解释：“本书并不是一部权威性的教科书。它是一部思考之书，并不避讳提出一些片面的真理，因为有时片面的真理也可以开辟新的思路，帮助架构一些新的问题。白芝浩说过：为了阐明一条原理，你必须夸大很多事情而又略去许多事情。”
霍弗在1982年获里根总统颁发总统自由奖章。他翌年逝世，享年81岁，比40岁多活了一倍。
（本文部分参考卡尔文.汤姆金斯[Calvin Tomkins]1968年出版的《霍弗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