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可以开始了
这革命的一夜
来世的一夜
人民圣殿的一夜
摇撼的风暴的中心
已厌倦了那些不死者
正急着把我们带向那边
幻想中的敌人
穿梭般地袭击我们
我们的公社如同斯大林格勒
空中充满纳粹的气味
热血旋涡的一刻到了
感情在冲破
指头在戳入
胶水广泛地投向阶级
妄想的耐心与反动作斗争
从春季到秋季
性急与失望四处蔓延
示威的牙齿啃着难捱的时日
男孩们胸中的军火渴望爆炸
孤僻的禁忌撕咬着眼泪
看那残食的群众已经发动
一个女孩在演习自杀
她因疯狂而趋于激烈的秀发
多么亲切地披在无助的肩上
那是十七岁的标志
唯一的标志
而我们精神上初恋的象征
我们那白得炫目的父亲
幸福的子弹击中他的太阳穴
他天真的亡灵仍在倾注：
信仰治疗、宗教武士道
秀丽的政变的躯体
如山的尸首已停止排演
空前的寂静高声宣誓：
度过危机
操练思想
纯洁牺牲
面对这集中肉体背叛的白夜
这人性中最后的白夜
我知道这也是我痛苦的丰收夜
——《琼斯敦》
北大的钱文亮在解读该诗时也曾注意到了“白夜”这个词，他说：
这是柏桦非常喜欢的一个意象，在他的诗中多次出现。很明显的，它标示了柏桦诗歌资源中的俄苏文学因素，那种理想主义的、幻美的、苦难中超越的、带有宗教性的献身激情与净化功能的、个人倾诉性的对青春与爱情的想象与表达。它是贯穿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和《猎人笔记》、果戈理的《狄卡近乡夜话》、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等等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影响深远的精神传统，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白夜》里更具有深刻的表现。《白夜》写的是一个孤僻成性的“梦想者”与孤女娜斯晶卡邂逅的故事，在四个白夜里，两人互诉衷肠，并且“梦想者”爱上了娜斯晶卡。但是娜斯晶卡的情人突然归来，“梦想者”虽然很痛苦，却仍然怀着感激之情向她祝福……“梦想者”身上的这些美德——精神的纯洁和爱情方面的自我牺牲，曾经深深影响了北岛、柏桦他们这代人。与此相关，柏桦特别喜欢白色、白银、白马、白夜，尤其是白夜；这是一个美妙的情境，这样的夜晚，“只有在我们年轻时才有。星斗满天，清光四射”，与柏桦热爱旧时代的自然风物的情怀正相契合。……因此，“白夜”在柏桦那里成为一种超现实之美的象征，……是一种“飞翔”的激情，“爆炸”与“燃烧”的激情，或者说“革命”与“毁灭”的激情，……而激情式的抒情则是要以“抵抗”为前提……（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
尽管不可否认，我们那一代深受俄罗斯的影响，而且我本人也沉迷于俄罗斯诗歌，但是我想说的是，这首诗写在我的青春飞行期，那是一个充满躁动不安和波德莱尔式的“恶之花”的时代，它更多的是一种热血和燃烧，是一首极端个人化的诗，暗藏了许多个人情结与私人象征，其中有对抗的力量，但也有超越对抗的莫名的力量。它一方面代替了曼杰斯塔姆“残酷的天堂”在发言，另一方面它又属于我个人的经验，而不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2007年6月我写《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一诗时，我又一次注意到并有意使用了“白夜”这个词：“富贵人生映照着这依旧夺目的白夜”。在离开《琼斯顿》整整20年之后，我想我这一次是获得了一次胜利。因为它无关对抗，也没有白热的个人情结。我在这个西方语词中容纳了一个古典的语境，它仅仅是指一个明末夜晚的华贵画面，在江南，在水绘园，繁华与清安并在，古典与现代互现。它复现了晚明王朝最后的风华声教，追忆了一个永世不在的以精致闲雅是尚的遗民世界。
水绘园的白夜，是花前月下，一对神仙眷侣及一群好友轻轻地生活，不打扰人家，亦不回应时事。他们只为自己的似水流年，如花美眷而生活着，做一份人家。尽管贵重，却绝不是王侯将相的霸气，睥睨一世的孤高，而仅仅是一种安闲的风日无猜，细水长流。
这里没有对抗，只有隐逸。孤云独去，众鸟高飞，这是中国的语境，中国的感觉。尽管冒辟疆年轻时为着家国抱负彻夜不眠，英雄煮酒，但是在与董小宛相携而伴的九年里，他显得优游自足，认为一生的清福即在其中。
每花前月下，静试对尝，碧沉香泛，真如木兰沾露，瑶草临波，备极卢陆之致。东坡云：“分无玉碗捧峨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 （冒辟疆：《影梅庵忆语》）
忆年来共恋此味此境，恒打晓钟尚未著枕，与姬细想闺怨，有斜倚薰篮，拨尽寒炉之苦，我两人如在蕊 珠众香深处。令人与香气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扃室中也！（冒辟疆：《影梅庵忆语》）
这长久的中国古典式的白夜里有：爱情，有回忆，有隐逸（虽暗含政治），更有日常。它是我对一个西方语词的中国化理解，它代表了一次转化。
如下再返回主题：
北岛的一系列抒情诗最能代表那个时代年轻的心之渴望。他安慰了我们，也焕发了我们，而不是让我们沉沦或颓唐。“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仅这《雨夜》中的二句就足以激起几代人的感情波涛。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当时的“伤痕文学”，这两句不但足以抵上所有的伤痕文学，而且是更深地扎向伤痕的最深处。它的意义在于辛酸中的欢乐之谜，只有辛酸(或伤痕)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辛酸中悄悄的深刻与甜蜜和个人的温柔与宽怀，甚至要噙满热泪，胸怀欢乐去怜悯这个较为残酷的世界。《雨夜》又一次体现了北岛抒情诗的伟大性之所在，它与俄罗斯式的抒情是相通的。《雨夜》寓意了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平凡而真诚的人的故事，一个感人而秘密的爱情生活故事，当然也如同帕斯捷尔纳克的《白夜》一诗那样是关乎对抗的故事。这故事如一股可歌可泣的电流无声地振荡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唤醒了他们那沉睡已久的麻木生活。《雨夜》当之无愧是70年代的“娜娜之歌”，是中国《泪城》。
相比之下，毛泽东时代越消解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就越强大，个人生活的核心——爱情就更激烈、更动人、更秘密、更忘我、更大胆、更温情、更带个人苦难的倾诉性、更易把拥抱转变为真理。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吟唱的“天色破晓之前已经记不起，我们接吻到何时为止。”“拥抱永无休止，一日长于百年。”以及他在《日瓦戈医生》中所塑造的娜娜，这一完美女性的真理形象，那近乎圣母玛丽娅的形象。在娜娜身上，他倾注了他所有的理想、抱负、热血、眼泪和美。他对娜娜所进行的无限的幻美使他摆脱了可厌又可怕的人间生活。这一点似乎证明了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的文学，即爱情这个很私人的题目变成了对极权的反抗，对压抑的突围。这里的娜娜如此，《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萨宾娜如此，北岛《雨夜》中“血的潮汐”亦如此。
而另一些话，另一些黑夜中的温柔细语，另一些乌黑的卷发和滚烫的呼吸在北岛的“雨夜”中歌唱，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念出这些我们记忆中的诗行(而不是戴望舒的《雨巷》)：
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
摇着一片新叶
象摇着自己的孩子睡去
当灯光串起雨滴
缀饰在你肩头
闪着光，
又滚落在地
你说，不
口气如此坚决
可微笑却泄露了内心的秘密
低低的乌云用潮湿的手掌
揉着你的头发
揉进花的芳香和我滚烫的呼吸
路灯拉长的身影
连接着每个路口，
连接着每个梦
用网捕捉着我们的欢乐之谜
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
沾湿了你的手绢
被遗忘在一个黑漆漆的门洞里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出奇不意的“铁条”，我们生活经验中一个熟悉而“亲切的”词汇，在这里，它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极乐（beatitude）刺入我们欢乐的的心中。
“爱情”做为一种“民族寓言”在此招然若揭。公与私，艺术与政治在此融为一体，不分彼此。联系到中国文学的传统，“爱情”一直是一个“民族解放”的关键点，明代的汤显祖写《牡丹亭》如此，苏曼殊写《断鸿零雁记》如此，周瘦鹃缠缅地纠缠这“情”字发力，连严峻的鲁迅也会在《伤逝》中以“情”来探讨中国的命运与前途。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曾在他的讲演录里多次征引安德森“想象的社群”理论，来讨论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是如何借小说叙事来传播民族国家崛起的“大叙述”想象。尽管安德森的这一理论偏重于媒介——小说、报纸——研究，但是显然故事的内容也为这类政治小说起了关键作用。显然，《新中国未来记》可以看作这种“浪漫的建国小说”，因为它模仿了日本小说《佳人奇遇》，而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了它的“才子佳人”模式。李欧梵说，在中国这类的建国小说只有《新中国未来记》能勉强算一部，而这种“中国爱情”模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如“革命加爱情”的小说就特别引人注目（这方面刘剑梅有专书讨论，《革命加恋爱：文学史、女性身体与主题重复》）。为此，我们也应将北岛的《雨夜》放入这样一个“爱情中国”传统或王德威所说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连环中去考察。
“铁条”和爱情和受难和我们日常性的束缚和“伟大的”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样的抒情诗(或爱情诗)当然会在人们的心中一石激起千层浪。这“雨夜”中的“铁条”正好就是人们内心珍贵的铁条、幸福的铁条，它已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英雄象征——当一个人即将成为烈士时，他会含着这个象征(或这个崇高的微笑)从容地面对死亡。
“娜娜式的”爱情或“雨夜”式的爱情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被压抑的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偶像(这压抑指60-70年代)，一个我们自己才能理解的神话。即便象赵一凡这样研究西方后现代的学者，也会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咖啡厅里，随着“娜娜之歌”的插曲开始他“昔日重来”的精神漫游或“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的漫游。（4）但这个神话，宇文所安认为是应当避免写出的。他说：“这种伤感正是现代中国诗坛的病症，较古典诗歌中令人窒息的重荷更为不堪忍受的欺骗。在现代中国，这种病症出现在政治性诗歌中，也在反政治性诗歌中出现。”（5）真的应当避免写出吗？其实这是一首具有典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现代性经验的诗歌，它有着十分特殊的中国语境，而这个语境是宇文所安绝对不能理解的。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必须指出，即“政治性”是中国文学和诗歌自古以来的一个深远传统。吉川幸次郎也反复说过：“中国文学以对政治的贡献为志业，这在文学革命以前，即在以诗歌为文学中心的时代就已是这样。诗歌的祖先《诗经》是由各国的民谣及朝廷举行仪式时所唱的歌组成的，后者与政治有强烈的关系，自不用说，前者也常常有对于当时为政者的批判，这成为中国诗的传统被一直保持下来。被称为伟大的诗人的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也是因为有许多对当时政治持批判态度的作品才成为大诗人的。一般来说，陶渊明、李白对政治的态度比较冷淡，但大多数的中国评论家又说，其实二人都不是纯粹的不问世事的人，他们也有对当时政治的批判或想参与政治的意图，这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只写个人情感的诗人。但这些都是小诗人，不会给予很高的地位，这是中国诗的传统。”（吉川幸次郎：《中国的文学革命》）因此，我认为，讨论北岛早期诗歌的政治性，应该将其置于这个伟大的中国传统中来进行，而非简单的否定。
今天派的诗歌形式与俄罗斯的现代诗歌形式更相契合(虽然也受了一些西方诗歌影响)。俄罗斯的现代诗与西方的现代诗是不同的，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他们写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世界主义诗歌”，而是有一个鲜明的苏联社会主义背景。他们首先要用诗歌解决个人生活中每天将遭遇的严峻现实政治问题，为了突破“政治”、歌唱自由，他们不惜用尽一切“细节”、一切“速度”、一切“超我”，象一只真正泣血的夜莺。西方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超越了政治而专注于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性本身。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的作家。而索尔贝娄不仅仅是美国作家，也是全人类的作家，他越过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全人类的所有人性问题的关注、理解和同情。”而今天派的背后同样有一个社会主义背景，俄罗斯诗歌自然而然成了它的姐妹。从这一点上说，今天派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勿用置疑，同样的内容、同样的背景，当然就采用同样的形式。
2011-7-12
注释：
（1）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396页。
（2）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41页。
（3）赫鲁晓娃：《纳博科夫才是俄罗斯的未来》，《南方周末》，2007年3月29日。
（4）赵一凡：《埃德蒙威尔逊的俄国之恋——评《日瓦戈医生》及其美国批评家》，《读书》，1987年第4期。
（5）宇文所安：《何谓世界诗歌？——对具有全球影响的诗歌之期望》，《倾向》，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