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身在狱中的人这样写道：“人的存在不仅停留在他的肉体存在的篱笆之内，并显然也超出了其他人对他的肉体存在的经验之中。”人的这种可能性大于他的实际存在。一个人的“实际存在”有可能被“打断”，但是他的可能性的存在，却是绵延不绝的。像是经过一阵“助跑”，哈维尔思绪突然开始飞翔起来：“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这不仅体现在‘当事人’进入另一个空间，他被囚禁甚至每个人都将他遗忘时，他不会停止他的存在，甚至他死后也不会停止；而且连同最后一个知晓他的、像他一样存在过的并将他遗忘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存在都不会被停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一个曾经存在过的这个人，从“存在的历史”中抹去，他会永远存在于那里。
从牢房这个角度，哈维尔试图解释我们每个人存在的真谛：“人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发生过的事情，他还是一种‘世界的影像’、‘世界存在的一个方面’，‘对于世界的一个挑战’。在我看来，他必然成为存在之网上的一个特殊的结节。他不仅仅是某个分离的个人，封闭和局限在他自身之内；相反——再度重申——他是整个世界。他是不断照亮整个世界的光束，是不断折射这个世界的水晶，是所有存在的力量的轨迹不断汇集的焦点。我想说的是，人的存在不仅是一个特殊的事实或素材，而且是一种福音，指向那个绝对的存在，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世界之谜和表明其中的意义问题。”
胡塞尔“视野”（horizon）这个概念在哈维尔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人的“视野”是他所看到的世界，也是他的地平线，同时这个“视野（地平线）是不断开放的、无限延伸的。之所以是开放的，因为总有未被感知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目前拥有的地平线，总是有限的。哈维尔所拥有的牢房这个“地平线”，妻子奥尔嘉拥有与朋友在一起的这个“地平线”，那位典狱长拥有牢房的钥匙这个“地平线”，它们都是个别的，因而是受限制的，哈维尔又将之称之为“相对的”。而这种“相对性”的性质，并不是说其中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相对的，不是说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相对性。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每个“相对性”处于与“绝对”的关系之间，是绝对造成了它们各自的相对性而不是其他。因而哈维尔又发明了“抽象的地平线”“永恒的地平线”、“绝对的地平线”、“地平线的地平线”，来进一步说明居于每件事“之后”和“之上”的那个维度。
“作为一个相对物，我们真正的对立面——那使得我们体验到我们相对性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抽象的地平线，它居于每一件事情的背后，又超出每一件事情之上，它为所有的事情提供一个框架、一种尺度和一个背景，它使得每件事物得以确立，找到它们的边界。同时，这种抽象化的和超验的地平线又是十分具体的，——它作为一个始终在场的限制性因素，事实上是最为驱动我们的一个维度，通过所有我们在相对世界的具体经验，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体验到它吗？”
被哈维尔称之为“抽象”、“绝对地平线”的东西，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或者“天”。它们揭示出存在于我们身后的和个人之上的力量。任何正在做的事情，都会有人在看，都在某个地方被审判，被记录下来，而这种记载为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也是为我们易逝的肉身所不能抵达的。但是正如遥远的地平线一样，它们形成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框架和视野，给这个世界提供参照和尺度，赋予这个世界中事物以意义及性质，并无时不刻在守护这个世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地平线，没有这样一种约束，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套表述，连哈维尔自己都感到有些不习惯。他对妻子说，“你看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怎么会变得相信人的灵魂不死。”也只有处在监狱那种极端处境之下，一个人才有可能释放他内心最为深处的冲动和激情，不会觉得这徒然惹得别人耻笑。“甚至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感到——如果我不生活在与我的地平线、与希望和意义之源之间这种持久而多重的紧张关系当中，我将不能成为我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人类成员。”同时哈维尔不愿意将这种体验，与那种崇拜神灵的感情混淆一谈。“我拒绝将事情简单化”。他说。
“我的上帝（如果我被迫要谈到他，这是我十分不情愿的）——必定显得十分抽象、十分模糊，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更重要的，我与他的关系是如此困难和难以确定。）”“他有时候是我的良心，有时候是我的希望，有时候是我的我的自由，有时候是世界之谜。”让人想起波兰导演在他的影片中（《十诫》的第二诫《进退两难》），通过人物之口说出来的“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对哈维尔适用的，未必对其他人也同样适用：“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上帝其特色在于，他是一位等待的大师，他这样做经常令我烦恼不安。”他的上帝并没有给他提供一劳永逸的真理，反而始终让他始终处于探索及其带来的不安当中。
虚无主义这个东西，虽然是时代的总体气氛，但是与之作斗争，却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功课。人必须为自己找到自己生命的根源和出发点。这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一个人的秘密是他责任感的秘密
这些信件必须全部接受审查，他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抵达奥尔嘉手中。因此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复，比如这样的句子“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看来，这种重复正好可以看出他思想的重心所在。哈维尔称它们像是一个“无尽的螺旋”，从一个中心出发，不断地延展和上升。表达如此复杂的思想，他需要有一些准备。他试图打草稿，当他在洗衣房工作时，他将草稿藏在一大堆脏被单里，它们上面布满了“未出生的孩子们”的痕迹（男犯精液的痕迹）。这个地方干活轻松一些，但是告密者对哈维尔并不放松。
它们不仅是奥尔嘉的财富，也属于他们全体朋友。从一开始，他们夫妇就心照不宣，从狱中寄出的信会在朋友们之间传阅。为了能够通过检查，他会将句子弄得特别复杂和晦涩，遇到一些敏感词比如“政权”，他会使用诸如“非我在社会上的明显的中心”这类“胡话”来对付。他也用不着考虑奥尔嘉是否能够理解它们。他有一位十分理解他和包容他的妻子。他这样谈到她：“我们俩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我是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奥尔嘉则出身于劳动阶层，很有主见，很冷静，不那么多愁善感，同时她也能唠唠叨叨，令人讨厌。”“在奥尔加身上，我找到了所需要的：她能够对我变化不定的思想做出反应，对我放荡不羁的想法提出冷静批评，为我的公开活动给以背后的支持。在我的生活中，我事事都得问她（那些爱开玩笑的人说，甚至要是我犯会伤害她的罪也要经过她的同意，连感情上的离心力给我带来的问题也要请她解决。”（《哈维尔自传》，东方出版社1992）
奥尔嘉探监时，尽量给他带去外面世界的讯息。他的剧本在国外得到上演，这会让他很高兴，同时也会写上一段如何理解某个剧本的提示。60年代初，哈维尔在布拉格的小剧场（栏杆剧院）工作，这个剧场上演了贾里的《乌布国王》、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内斯库的独幕剧，根据卡夫卡的《审判》改编的剧本，以及哈维尔自己的剧本《花园宴会》（1963）、《通知书》（1965）、《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
哈维尔后来谈到小剧场运动，认为虽然上演的是一些实验戏剧——他本人的剧作深受荒诞派戏剧的影响，重在探讨人是什么、如何确认人的身份、人的语言如何与其主体相脱离这样一些抽象主题，但是“这丝毫没有贬低这些小剧院的社会意义”。让人们从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摆脱那些封闭死寂的概念，是一剂催化剂，催促人们去发现自己空洞无聊，催促人们去认识自己存在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觉得需要出发，寻找自己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在他看来，没有比荒诞派戏剧，更能够体现处于20世纪人们的精神危机。现代人在上帝隐匿之后，同时“失去了对于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与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于意义的感知。”这给个人所带来的问题是：人的性格分崩离析，裂解成碎片。人们不感到从自己内部的某个中心出发，不再感到在自己身上贯穿始终的力量，不再感到什么东西能够将自己集合起来，而是这儿洒一点，那儿丢一点。甚至不再感到与他人的深刻联系。一切都处于漂移状态。无可不无可，同时却感到“非如此不可”的绝大压力。
哈维尔当然是他所处社会的激烈批判者，但是这种批判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起点，那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思考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我书里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是这个主题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的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更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
他的“生活在真实中”提法，如今已经广为人知，但这其实首先是一个针对自身的要求——某个虚假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得以运行，是靠着每个人虚假的面孔虚假的言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自身便成了这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望不到边的纽带上的一个环节。因此，某种“变革”应该首先发生在人的内部。或者说，假如人们不能改动这个制度，起码可以改动一下自身——不仅是私下里，而且在公开场合，也能够公开发表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真实看法。如果是那样，这个人起码做到了表里一致。而因为这个人理顺了与自己的关系，他不再继续是一个巨大谎言灾难中的一个局部的小灾难，从而也打破了这个秩序的游戏规则。哈维尔的一系列关键表述——“良知”、“尊严”，都应该放到“人与自身”关系这个视野中来理解。汉娜?阿伦特也曾经分析过，在某种极端情境下，一个人能够持续地与自身对话，这便使得他有可能免于一场外部大崩溃中的自身崩溃。
他将自身同一性居于他思考问题的中心，那么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即什么东西会居于这个同一性的中心呢？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哈维尔的答案是：“责任感。”责任感是“同一性”的基础，为解决自身同一性的问题提供钥匙。通过责任感——承担起对于某些事情的责任，一个人获得了他的自我认同：表明他是什么样的人，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存在，能够将自己各方面凝聚起来，而不再漂浮不定。哈维尔的这个思路，与写作《鼠疫》的加缪（1913）十分接近。当然，其中更是有着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切克（1909——1979）的回响。
责任感与自身同一性的关系在于，它“是自身同一性的基础、根源和重心所在，是它的结构原理或中轴，提供确定自我同一性的水准和尺度的‘理念’责任感是将左右东西凝固在一起的水泥砂浆，当这个东西脱落，自身同一性也开始不可避免地破碎和崩溃。”
但是责任感本身是什么？哈维尔继续发挥道——它不应该仅仅是对于某些具体事务的责任，不仅仅是体现在某些社会联系、教育或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乃至自我保存的本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前面提到的“相对性”的东西，有时候是互相依赖的那种东西。哈维尔试图表达的责任感，是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全部独立的力量，它不是因为自身匮乏而不得不寻求一个依托，因为感到自身没有意义而寻找一个意义。而是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你自己的意义首先应该在你的手中，而不依赖任何别人乃至任外部事业。
“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够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我想说，这种责任感对于一个人就像一把刀子。我们用它在总体存在中刻画出无与伦比的自我形象；它也是一支笔，我们用它来书写存在的历史中每一个新诞生生命的记录。”这是一个彻底的存在主义立场，如果我们理解存在主义是一种朝向更广阔领域的开放，而不是封闭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