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撕裂了，伤口在流血，语言遭受重创，理想主义的愿景被现实颠覆，死亡不是幻觉，流淌的阳光像明晃晃的刀丛……《安魂曲》中书写了大量的关于死亡的景象，但不是对死亡的仇恨；它记录了仇恨、人心的躲闪，但尽可能不给以简单的论断。诗人不是以旁观者的眼光进行愤怒地控诉，而是带着受创的痛苦音调，“带着暴力馈赠的音节、噪音与不和谐”，记录下这份真实的档案。他诗中的迟疑、内心拷问、不断搅动的痛苦、变换多样的句法形式，使整组诗呈现出多声部的繁复而低沉的灵魂振荡。这既是事件的复杂性所决定了的，也凸显出诗人在暴力的普遍倾向中坚持独立思考与言说，拒绝简单判断和极端情绪时的表达难度，而这是一个诗人更加孤独的抗争。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诗人的言说是充满自信的吗？词语中的亡灵真能得到安慰吗？事实上，诗歌的力量何其微弱，它不仅不能阻止一辆冰冷的坦克，甚至能否承担起社会伦理的责任也是值得怀疑的。诗人在痛苦琴弦上弹拨出的乐音是否真的能被听到？两种“相互反对的痛苦”能够因为诗歌而产生对话、交流与和解吗？这种写作的处境正像勒·克莱齐奥所说的“悖论的森林”，诗人试图阻止和消除世界的暴力，但只有那些有教养的手无寸铁的知识人才有闲心坐下来读诗。悖谬如此，那么对这个粗暴的世界，除了心灵的颤抖、痛苦的吟唱，诗歌还能做什么？这一质疑让我们再次回到了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从一开始，诗歌就是一种低熵的话语，微弱得甚至软化不了一块石头。它不是匕首投枪，它无法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它更像是嘈杂世界中的耳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触动这个喧嚣的世界，似乎难以给出自信的答案。至少在现代主义诗人看来，诗歌并不是对现实的反映或理想化的描摹，而是对现实的疏离与变异。波德莱尔宣布，诗不以真实为对象，它只以自身为目的。诗与真实无关，它只一心一意地经营“美”，而若以道德为诗写的目的，必然会减弱诗的力量。从马拉美开始，词与物的关联在慢慢丧失，语言不再指涉具体的物，而只指涉自身。诗歌试图以此来获得它的独立与自律，从而建立语言本体论的地位，彻底摆脱政治话语和社会话语的罩覆。
诗人叶辉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建构着他的微观宇宙，在他的诗中没有宏大的时代洪流，没有道德的激辩，没有愤怒，甚至没有明显的痛苦的痕迹。他以散淡的姿态享受着生活，以逸乐之心平等地观照万千事物。在诗歌《第一天》中，描写了细小而日常的生活场景，新栽的樟树、飞来飞去的鸟雀、忙碌的小职员、喷水池、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发抖的狗、几道百叶窗的暗影投在小女生的脸上……这些细小而美好的事物是那么新鲜、纯净，充满生机，甚至连那个偷窥狂也不让人觉得讨厌。“第一天”的命名似乎在暗示着上帝创造世界的起始之日，暗示着一种与宇宙奥秘相合的自然秩序，虽然诗中出现的都是凡庸的日常事物，但却仿佛沐浴着圣洁的光辉，最后“天空像两个括号/渐渐合上”，全诗归于幻想中的圆满。这样干净圆满的世界显然不会存在于现实当中。在这个意义上，组诗《在太空行走》的命名正好契合了诗人的写作追求，那是一个“陌生神祗的世界”，是幻想中的太空，而诗人的工作就仿佛划过头顶的飞机，运行在世人看不见的航线上，它是对沉闷生活的僭越，在这僭越的快乐中，真实的生活仿佛身后旋转的星球被远远地遗忘在黑暗中。
叶辉的诗充溢着一种梦幻的色彩，与白桦和沈苇的沉痛不同，他的诗轻灵、节制，词语的金箔像被放置在隔绝的空间里轻轻振荡。在他的诗中，时代背景是被剥离或抽空的，没有揭示与批判，没有善恶的较量，在“美”的观照下，诗人可以轻松地放下道德负疚感，语言于是获得了自足的价值，文字的意义则退居其次，词语的光泽、色与味、音质和音色的呼应与变化才是诗人着力表现的。于是，死亡也有了如黑白默片一样的平和：一个男孩从摊开的图画书上转过他苍白的脸，“他已死去多年”。这死没有因果，没有善恶对错，它抗拒常规的逻辑推理，只服从于某种“神秘性”的引导。但死容仍然打破了平静的冥想，令时光惊悚——“上午突然变得喧闹”。叶辉善于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发掘诗意，尽管诗中有着像“平和的思想”、“谦卑”、“宽容和定义”这样的词语，仿佛充满玄机，但其实你什么也抓不住，它们飘渺而虚幻，是漂浮的能指，也许诗人根本就不打算向读者给出文本之外的意义。
叶辉的诗显示出尽可能向神秘贴近的倾向，而死亡是生命的极端体验，这并不符合诗人的性情，因此，对死亡的想象常常让位于虚无，以及对虚无的臆想，就像“葡萄藤从头顶的架子上垂下”，我们听到的却是“拍翅的回声在门外的深渊里”，在幻美的词语之后，虚无的本质深深地刻印在那些最普通的实物中。他的诗是唯美的、色情的，这唯美带有一种南方的潮湿和颓败，这里的色情指的也不是身体修辞，而是一种语言快感。以颓感与快感代替悲感，从而消解了伤情、痛苦与崇高，这正是叶辉的诗歌有别于白桦和沈苇的根本之处。
如果说叶辉的诗还保持着“小镇考古学家”的优雅和平和，那么在年轻诗人唐不遇的诗中，则加入了更多反讽、戏谑、谐隐的成分，在他笔下的死亡，不仅消泯了崇高和沉痛，甚至排除了生理上的不适感，简单直接，如同一两张溺水者的脸，“被海水浸泡过”，“局外人”式的冷抒情展现出生存现实的丑陋、荒诞与无意义。当白桦以80岁的高龄向国家罪错发出质问，当沈苇以罕见的道德勇气逼视言说禁区展开灵魂的痛苦拷问，当叶辉执着于语言的魔力以想象张开存在的翅膀，作为80后诗人的唐不遇又将以怎样的言词为亡灵弹奏？
《历史——致弱冠之年的你们》一诗的写作时间是2009年，弱冠即二十岁，它让人联想到二十年前那场大事件。所以这是一首写给亡灵的诗。然而诗题给出的某种使命感随即就被消解掉了，在诗歌第一节，诗人即宣布了“这首诗的失败”。二十年了，本应是一次庄重的纪念，但是历史的创伤记忆早已结痂，闷不透风的屋子里是集体遗忘的人们，纪念行为变成了一幕演不下去的荒诞剧。名曰“历史”，但这首诗并没有打算对历史做深入的解读（“坦克”、“血和骨头的深度”则构成了对“杰作”的讽喻），恰恰相反，它写出了失去历史记忆之后的错位与狂悖：理想主义已经沉沦，英雄之路长满荒草，在娱乐愚己的时代，血与火的历史记忆对于那些躲在远处的听众来说，是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他们宁愿去研究那“被烟熏成腊肠的鞭子”“为什么不变成蛇，顺着屋顶的绳子/溜走”。那些历史中的结点沉默如寂，难以化解，而书写的力量也遭到了诗人的怀疑，介入历史的行动于是沦为怪诞的表演，塞满了书写者嘟嘟囔囔的嘴巴，当象征着历史暴力的“黑夜”仍在挤出毒液喷向人们的眼睛，作为历史主体的言说者却已缺席。这究竟是理性的行为还是犬儒的逃避？言说者似乎具有了某种免疫力，可以免于社会行动和正义冲动的道德诱惑，在空寂的历史长廊，只有鼾声依旧，乐手离开琴房，没有什么能将那些亡灵从形而下的梦境中唤醒。
是什么原因使诗人失去了行动力？如果诗歌仅仅是一种内心省悟的话语，而不指向有效的行动，甚至不指向对行动的历史考察，那只不过是词语和理念的自我消费。转眼80后诗人也已经三十了，三十而立，意味着的不仅仅是物质生存和事业上的建立，更应该是“心魂与精神的真正确立”，从精神上走向成人。在一本80后的诗歌民刊上，当这一代人感叹青春已逝，而大多还一事无成的时候，唐不遇说“坚持就是胜利”。但如何在现实生存重压下执守一种可贵的青春锐气而又能脱出促狭、浅近的整体写作格局，这仍是摆在80后诗人面前的问题。在唐不遇的诗中，有着晦涩的隐喻，但他似乎过于信任隐喻的力量了，在象征体系已经衰落的今天，这样的写作多少有点冒险。反讽已经得到普遍的运用，无疑它是解构伪崇高伪价值的有效手段，但在一个管制严密的文化环境下却难免首鼠两端，策略性的隐晦有时恰恰对言说构成遮蔽。在唐不遇的诗中，对身体的书写，对性的直陈，是比较鲜明的，有着一种身体政治学的意义，可是身体之外呢？更何况身体也并非那么可靠，它时常会背叛自己的顾主。那晃晃荡荡的身子和疲倦的面容正从诗中浮现而出，即使在《我的缰绳拴在你的耻骨上》这样昂扬而性感的诗里，也有这样的句子：“我曾想撒开四蹄奔跑，/但我内心的嘶鸣化作一阵阵喘息”。而“我的缰绳”是“挣脱不掉的耻辱”。但是不管怎样，年轻的诗人毕竟走在路上，仍然充满前进的勇气，他仍然坚信：“在人世，每增加一盏灯/都使黑暗更痛苦”。
意味深长的是，反讽之后，诗人仍然回到了正谕的话语。在今天，诗人的言说依旧置身于深色的背景中，面对“悖论的森林”，我们要做的不是绕道而行，而是去细查那每一棵树，叩击它，说出它们的生长和欲望，并在这诉说中发现自己的声音。在四位诗人的文本中，死亡不是一个言词中的幻影，而是真实的存在，逼真、具体而恐怖如《安魂曲》，酷烈、无畏如林昭，平和而又惊悚如叶辉笔下的夭折的男童，无辜、模糊如唐不遇眼中的历史。对死亡的刻意回避，正是诗歌孱弱的表现，面对一个孩子的眼泪，作为与黑暗生息共存的诗人怎能摆脱那良知的折磨？诗人是行使话语权力的人，虽然诗歌是一种权力最微弱的话语，但它仍可以为一个时代做出见证。正是出于对诗人的宿命的深刻理解，米沃什把自己的诗歌自传命名为《诗的见证》，“并非因为我们目睹诗歌，而是因为它目睹了我们”。当意识形态对一个民族的记忆实施有组织的遗忘时，道德的根基也将面临瓦解。而诗歌正是一种相反的力量，诗歌就像一只记忆的存储器，它用文字保存“历史的记忆”，这“记忆”不仅仅是关于历史的理性认知，更为重要的是记忆中的情感与声音借助诗歌得以保存下来。这亡灵的声音曾让谎言恐惧，而在一个神话消失的破碎时代，诗歌仍具有一种“魔力”，它是政治和宗教之外的“第三种声音”，是对日益技术化和物化的世界的复魅，是对自由的有益的扩展。诗人希尼在《内尔法斯特》中以审慎的口吻说道：“一方面，诗歌自然而神秘；另一方面，它必须介入这个粗暴的公共世界。”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处境，正如海伦·文德勒在评价希尼时所忠告的，“在一个关注精致甚于关注真实的时代，一个人也许必须坚持诗歌的道德力量。”
2011.7.17-19完稿
2011.7.24修订
参考文献：
《希尼诗文集》吴德安 等译，作家出版社，2001年
《见证与愉悦》布罗茨基 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失去象征的世界》耿占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当痛苦反对痛苦的时候》耿占春，载于“中国学术论坛”
《在悖论的森林里》[法] 勒·克莱齐奥，载于《译林》2009年第2期
《从青春书写到精神成人》刘波，载于《核诗歌》2010年（总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