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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子

发布: 2009-1-30 08:58 | 作者: 张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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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那时候地里长满粮食,人民却因劳累和饥馑而痛苦。在一个豫东县城里,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因为偷窃供销社的罐头和水果糖而被枪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因为偷了三个玉米棒子而被绳子捆绑着,死在押送的路上。一片肥沃的土地,却遍布着饥饿、斗争和充满仇恨的惩罚。
      
       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律师,我总爱把这件事讲给我周围的人。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我仍将讲下去。因为,即便是今天,我们启动了法庭,不停地书写着新法律,我们也还没有走上那条最终通向道德和公正的路,我们没有像那个孩子所想象的那样,把一切置于阳光、天空之下。有人依然惯于使用绳索、器械、殴打使另一个人的身体扭曲、畸形,这个社会仍然充斥着暴力、罪恶、贪腐和冤屈。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通过一个在红花乡政府里工作的熟人找到了那个死去的男孩儿的母亲,得知她还有一个女儿,但早已出嫁。我于是每个月通过乡政府转寄给她一点儿生活费。老人有几次托朋友捎信要见我,我都以出差的理由拒绝了。还有几次,我去看望那个朋友,我们坐在
      
       车上经过田河村。他说,你不顺路去看看老太太吗?我说,不去了,不知道说什么。于是,我们只是从车上眺望那个村庄,越过或碧绿或光秃的田野眺望烟树中的村舍。
      
       至于连长,他七十年代就调到了城里的武装部,在某段时间内,仍然保持他雷厉风行的作风。文革以后不久,他被调去了一个闲职,城里人很少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人们淡忘了这些人的事迹,就像淡忘过去曾经历的痛苦。现在连长早已退休了,成了一个臃肿衰颓的老人。无论冬夏,我常常见到他晚饭后在城南一条宽阔安静的大马路上散步或者倒走。有时候,我故意从离他很近的地方走过去,我看着他,他也看看我,但他的眼睛里一点儿记忆的火花也没有。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那件事,但这根本不重要。老人脸上带着那种失忆的平静,带着对冥冥之中命运的服从,努力地练习倒走,以便在衰弱的身体里留住一点儿生命的能量。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是重要的?
      
       2003年,那个寡妇托人写信说她想见我一面。这封信想必是她的口述,信里有一处写道:我这老婆子也活不了几天了,走之前就是想见恩人一面,不然走也走得不放心。如果恩人不来,我就去县城里找,我总能找到恩人的。
      
       看完信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去见她。我知道,老人都是很固执的,如果我不去,她真的会找来。我叫朋友给她捎了个口信,说我某天会去看她。
      
       我从县城搭车到红花公社。下车之后,我到路边一个冷饮摊子上买了一瓶橙汁汽水。卖橙汁的也是一个老太太,我和她聊了几句,她一直痛骂那些“收钱”的人,她说他们三天两头来收钱,她根本记不住收的是什么钱,可如果她不给他们,他们就要把冰柜里的东西都扔出来。然后,她又开始痛骂世道不好,到处是贼,说毛主席的时候谁敢偷个玉米棒子都要毙了他。对啊,对啊,我连连说。你不能对每一个人解释法律的精神、惩罚的尺度、正义一方的不义。况且,关于那些乱收钱的人,那些贼,我能怎么说才让一个老人宽心呢?我把喝完的塑料瓶子还给了她,她很感激我。
      
       我不急着赶路,尽管太阳把镇街照得灼热难耐。我沿着那条街慢慢地走,打量那些店铺和行人。这是一条崭新的柏油路,几十年前这里是条土路;现在两边是水泥结构、装饰着彩色磁片的三层门面楼,整齐划一但相当丑陋,而几十年前这里全都是瓦房、土坯房。地方已经变样了,但人呢?那样的表情,那种笑容,那种蹲在地上的姿势,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我就这样走到了主街的尽头,招手叫了一辆机动三轮车,叫他拉我去田河村。我给了他十块钱,他把我一直拉到村里面。我向一个蹲在院门外面吃饭的老人打听那位母亲的住处,他端着碗一路把我带到村最东头一个孤零零的院子前面。他朝里面喊了一声,立即有两个女人跑出来迎接我。跑在前面的显然是男孩儿的姐姐,她也已经老了,至少看上去比我老很多。老人家的脸上布满皱纹,头上顶着一个绿方格子的旧毛巾,走起来腿已经不灵便了。
      
       两个被繁重的劳动夺去青春和快乐的女人,无论是提到我的“恩惠”,还是提到一般的旧事,都爱抹眼泪。关于老人儿子的那件事,我并没有问起,她们却主动告诉了我。他姐姐说:“不然他现在也和你差不多大,可能都当爷爷了。”他母亲说:“他算是个听话的孩子,谁能想到呢,他的命不好,他就是命不好。”我看着她俩又掉了泪,但我什么安慰的话也说不出。
      
       接下来的几年,我依然每月给老太太寄钱,直到她于2006年初去世。她死在农历正月初六。那年春节降了一场罕见的雪,老人平静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过了很多天,我才知道这个消息。不知道为什么,我因为没有参加她的葬礼而万分难过,也许我本来可以在她入土的一霎那悄悄告诉她那件事。但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有那样的勇气,即便是告诉一个死去的人:这个被她视为“恩人”的我就是当年贡献那根绳子的男孩儿,我就是那个参与杀害他自己兄弟的人。而多少年来,少年时代的恐惧、羞耻和罪恶感一直折磨着我,那根绳子在我的良心上勒出深深的血印。但愿她和她儿子的亡灵知道,我并没有逃脱惩罚,我没有逃脱。
      
       2008年7月16日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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