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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恒河的原野

发布: 2009-1-22 21:01 | 作者: 杨牧之



       
       四、读尼赫鲁《印度的发现》
      
       出发去印度时带了一本书,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这本书是尼赫鲁在监狱里写的,想一路上看看。但是,除了在去时的飞机上看了十几页,到印度后忙碌疲劳,印度饭又不好吃,一页也没看。在回国的飞机上,居然把这本七百多页的书翻了个大概。也许是刚访问过印度,迫切想知道印度的伟大人物尼赫鲁对印度是怎么说的吧。
      
       书中有一章,专论“印度与中国”,写得十分精彩。我看后得出一个结论,印度人认为中国人很爱学习,尼赫鲁对中国有特别的好感。
      
       在书中,尼赫鲁不无赞赏地叙述了中印交往的历史。
      
       在中国汉朝的时候,印度学者就到了中国。在公元五世纪前后,也就是中国的隋唐之前的南北朝时,拜佛求经的香客和学者已经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中印之间了。据记载,从公元五世纪开始,中国的僧侣法显、宋云、玄奘和义净,越过戈壁沙漠、翻过喜马拉雅山,先后往来于中印之间漫长、艰苦、充满风险的旅程。公元六世纪前后,在洛阳就有三千多印度僧人和一万户印度家庭。他们随身带去梵文写本并译成中文,有的还能用中文写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很多中国、印度的香客、学者死在途中,死亡率高达90%……但求经路上,香客、学者仍然络绎不绝。
      
       尼赫鲁在书中大力赞扬了玄奘等中国学者的巨大贡献,他说,玄奘在那烂陀寺得到学位,最后成为这个寺院的副院长。———这是我过去不曾知道的。
      
       他特别写到义净的事迹。他说:
      
       ……义净本人是一个精通梵文的学者,他赞美梵文,说这种文字在远方的南北各国尚且都受人敬重,“岂况天府神州,而不谈其本说”。梵文的研究在中国一定相当普遍。令人感兴趣的是有些中国学者曾试图将梵文的语音学介绍到中国语文方面去。人所共知的一个例子,就是唐朝的守温和尚曾经按照梵文字母的方式创造了中文字母。
      
       虽然义净对于印度及许多印度事物赞扬万分,但他明白表示他的家乡———中国———应居第一位;印度也许是“圣方”,而中国则是“神州”。“五天之地,自恃清高也,然其风流儒雅,礼节逢迎,食啖淳浓,仁义丰瞻,其唯东夏,余莫能加。”至于“针灸之医,诊脉之术,瞻部州中,无以加也。长年之乐,唯东夏焉……故体人像物,号曰‘神州’,五天之内,谁不加尚?四海之中,孰不钦奉?”
      
       文字中流淌着对义净的赞美,让我感到义净对祖国的挚爱,心中升起一种自豪感。
      
       关于中国、印度彼此学习的成果,尼赫鲁有一段精彩独到的议论。他说:
      
       在千年以上的中印两国的交往中,彼此相互地学习了不少知识,这不仅在思想上和哲学上,并且在艺术上和实用科学上。中国受到印度的影响也许比印度受到中国的影响为多。这是很可惋惜的事,因为印度若是得了中国人的健全常识,用之来制止自己过分的幻想是对自己很有益的。中国曾向印度学到了许多东西,可是由于中国人经常有充分的坚强性格和自信心,能以自己的方式吸取所学,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体系中去。甚至佛教和佛教的高深哲学在中国也染有孔子和老子的色彩。佛教哲学的消极看法未能改变或是抑制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爱好和愉快的情怀。
      
       这段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尼赫鲁这种对两国交往的赞赏和虚怀若谷的情怀,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风采。
      
       这次访问印度,一了几十年的心愿,无比感谢命运对我的厚爱。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没能拜谒菩提迦耶、鹿野苑,没能去感受那烂陀寺的渊博,没能一睹恒河圣浴的盛况,不免遗憾。但是印度知识界对玄奘的记忆和敬意,让我生出无比的自豪。回国之后,马上找了朱偰的《玄奘传》,完善我关于唐僧取经的知识。印度知识界的怀想,书中的记载,再加上《西游记》的渲染和虚构,玄奘真是像唐僧一样栩栩如生啊!
      
       玄奘在公元630年到达印度的那烂陀寺。当时,那烂陀寺是印度最大的寺院,是世界佛教的中心,玄奘在那里学习期间,那里有1万名学生,1500名教师,其中通20部经的有1000人,通30部经的有500人,通50部经的有10人。玄奘是这10人中的一个,是那烂陀寺顶尖的学者。
      
       玄奘并不满足,他在那烂陀寺跟随戒贤法师学习五年,读完那里的藏书,又去印度各地游学,六年后回到那烂陀寺,成为“客座教授”!
      
       公元643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行佛学辩论大会,请玄奘为论主。参加的有印度大小藩属国王20多人,佛教大小乘学者3000人,婆罗门及其他教徒3000人。那烂陀寺僧侣学者1000多人。在那样久远的时代有这样一个规模的大会,足见佛教历史上的兴盛。
      
       据说,玄奘当时正在迦摩缕波国王的宫廷里与迦摩缕波探讨佛经。听到戒日王的邀请,迦摩缕波国王说:“戒日王,你可以要我的脑袋,但不能要我的客人。”戒日王听到后,派使者告诉迦摩缕波国王:“那就麻烦你的脑袋来一趟吧。”迦摩缕波国王只得与玄奘一同前往。
      
       辩论会中玄奘主讲,任人提问。辩论进行了十八天,玄奘回答了所有的问难。后来,有一个婆罗门,向那烂陀寺挑战。那烂陀寺无人应战。为了维护那烂陀寺佛学中心的地位,玄奘又挺身而出,用流利的梵语把那婆罗门驳得无话可说。整个会场对玄奘无比敬佩。那烂陀寺把他当作英雄,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玄奘的声誉达到高峰。
      
       但玄奘时刻不忘“取经”的目的,他谢绝了印度各国的讲学邀请,带着675部佛经回国了。
      
       玄奘的贡献,不但是从印度取回了“真经”,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将大量佛经带回中国,翻译、整理,就把大批佛教经典保存了下来。后来,佛教在印度日渐衰微,不少佛经在印度失传了,印度反过来又把玄奘翻译的佛经翻译回去,使之得以在印度流传。
      
       玄奘著述的《大唐西域记》,真实生动地记述了印度等地的情况。后来印度人根据《大唐西域记》把荒废掩埋的那烂陀寺、鹿野宛重新挖掘、修复。如今,在这些名胜古迹上树立的说明牌中,都介绍了玄奘的贡献。
      
       玄奘的访问和在印度的学术活动,在印度深入人心。特别是那烂陀寺把他当作英雄和骄傲,一直到玄奘回国多年,玄奘与印度朋友还有书信往来。我看过印度人写的一本名叫《印度与中国》的书。那是印度加尔各答出版社1944年出版的。书中记载,玄奘回国多年以后,那烂陀寺的学者僧人还挂念着他。公元654年,这时玄奘回国已十一年了,印度有人到中国来,那烂陀寺的慧天尊者托这人给玄奘带信。这两封信,写得很有意思,至今还在博物馆保存着。信中说:
      
       ……今共寄白氎一双,示不空心。路远莫怪其少,愿领。彼需经论,录名附来,当为抄送。
      
       玄奘马上写了复信,说:
      
       又往年使还,承戒贤法师无常。奉闻摧割,不能已矣……玄奘所将经论,已翻瑜伽师地论等大小三十余部……又前渡信渡河失经一驮,今录名如后,有信请为附来。并有片物供养,愿垂纳。路远不得多,莫鲜薄。
      
       这种绵长深挚的友情,真叫人温暖与感动,信中说:“前渡信渡河失经一驮,今录名如后,有信请为附来。”想到吴承恩的《西游记》写老鼋托唐僧问寿,结果唐僧忘记问了,又不敢说谎,只好实告。老鼋生气,在水中将身一晃,“把他四众连马并经,通皆落水”,又有陈家庄晒经的故事,还真是所出有本啊!
      
       我的感想实在很多,中印两大古国实在是各有所长,实在是穷困多年,人民苦难,在新的世纪和平崛起,实在是意义重大,福泽24亿人的大事。我还是用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的话作一个结束吧:
      
       “中印两国在隔绝了若干世纪以后,又被一种新奇的厄运所支配。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印度曾经在长时期中,不得不茹苦含辛,而中国与东印度公司的接触虽然不多,但也带来了鸦片和战争。”
      
       “世运巨轮,周而复始,印度与中国彼此互相瞻望着,引起满怀的忆旧心情。新的香客正越过或飞过两国分界的高山,带着欢欣友好的使命,正在创造着新的持久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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