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全球化”是各类研讨会的一大时髦论题。
纵览这些会议的论文集或发言纪要，我有一个发现：只要是文学界的研讨会，尤其是论及诗歌的研讨会，“全球化”的大话题最后都要化小或具体为“翻译”的小话题，这让口头上对“全球化”的反对与声讨之词显得十分虚假，为什么要一边骂着“全球化”一边又在探讨有关“翻译”的具体问题（哪怕是在宣布“翻译”的不可为）呢？说明心里还是渴望交流的甚至带着“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全球化”在中国的先声）的焦虑！
那么，请允许我也沿着这条约定俗成的思路来谈一谈作家诗人们如此关心的“翻译”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就曾指出过：这是一代书生的写作，抄写着西方现代派的讲义，等待从现代主义的课堂上毕业。用我最新的话说：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不曾遇到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我们不过是遇到了一代毫无真心诚意的书呆子罢了。比方说一提到“翻译”，中国的当代诗人们会集体性地想到一条在业界非常流行的“大师语录”——即美国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Robert Frost）说过的：“诗就是翻译中丢掉的东西”。与此同时还会用T.S.艾略特（T.S.Eliot）等人诸如“诗歌不可译”之类的话来加以佐证——用“大师语录”互证，在中国当代的诗歌界不但可以而且相当具有说服力。所以在中国当代诗人这里，“翻译”的问题早有定论，是“不可为之”的。对其中绝大部分的诗人来说，原本就很少能够得到作品被翻译的机遇——即很少能够接触到翻译这项工作，所以便更愿意相信这个“定论”的合情合理合法性，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在翻译中获得的内在经验，这个“定论”便失去了被修正的可能性。在此，我愿用自己十分有限的经验所引发的思考来与佛氏的这句“定论”较一下真。为了探讨问题（而不是为了揭人老底），我无法回避佛氏是英语诗人的事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立场和出发点，在我看来，一个英语诗人对翻译的否定犹不可信，因为在这件事上他们的心态是十分可疑的——那是因为操持着一种世界通用的大语种（产生于该语种的辉煌的文学体系也有推助力）而带来的强势心理在作怪，在中国以汉语写作的诗人们对此翻译否定论照单全收奉若定论才是滑稽可笑的。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英语诗人对于自己作品翻译成其他语种的不在乎（好像瑞典语除外，原因不言自明，艾略特还是受益者），就像中国的汉语诗人对于自己的作品翻译成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不在乎一样——刚好我有这样的经验：在中国的新疆，存在着很少的一些不懂汉语而以维吾尔语写作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都是拿到土耳其去出版的（哪里的读者能够读懂），有一个欣赏我诗并通晓汉维两种语言的朋友，将我的诗作译成维吾尔语拿给他们看并得到了他们的喜欢——这件事让我在得知的当晚十分开心，开怀畅饮，但很快就抛到了脑后，甚至想不起来告诉除我之外的第二个人。可是，每当我的作品被译成英语的时候，情况却不是这样，它所带来的兴奋会延续不短的时间，我也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句话：“诗就是翻译中丢掉的东西”。毫无疑问，翻译这项工作最大的风险与挑战就在于：它是把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全权交付给作者之外的另一个人，并指望他（或她）在另外一种语言中从零开始将它重建起来并竭尽所能使之接近于原作的风貌——所谓“翻译”便是这样的一场语言转换的游戏。要说“丢掉”，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然后再看那个翻译者能否将它们一一寻找回来，而用于寻找的“线索”必须由作者本人来提供。于是，这又是一场由作者和翻译者共同参与的还原游戏。我也曾十分认真地思考过：在翻译中容易“丢掉的东西”或者说不易找回的东西是什么？自找的答案是：语感、口气、节奏……而不容易“丢掉的东西”或者说容易找回的东西又是什么？自找的答案是：词语、思路、事实……相较而言，似乎“软件”更容易“丢掉”，而“硬件”不容易“丢掉”，也就是说：以“硬件”见长喜欢玩“硬功”的诗人受损率低相对较低，算是沾光了；而以“软件”见长喜欢玩“轻功”的诗人受损率相对较高，算是吃亏了。
我曾有过这样一个经历：2002年，我和另外三位中国诗人应邀出席在瑞典南部小城奈舍举行的第16届奈舍国际诗歌节，我在诗歌节上先后朗诵了十首诗作，很受各国同行和当地观众的欢迎。有一个情况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十首诗作只有一半是从我的汉语原文译成瑞典语的，另一半则是从我提供给组委会的英语译文转译成瑞典语的——这让我在朗诵之前很是狼狈，因为我压根就没把这后一半的原文带过去（我带去的那本诗集里正好没有这五首），怎么办呢？我拿什么朗诵呢？我记得同去的一位中国诗人还开玩笑说：“你就背诵几首李白的诗吧，反正他们也不懂汉语。”我知道这是在开玩笑，当时启动的“紧急预案”是：将我瑞典语的译者之一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夏谷教授拉过来，让他从瑞典语译文逐句给我讲出中文的意思，花了整整一个中午的时间，才将我的那五首诗的汉语原文弄出来，而且还很不准确（也怪我对自己的作品并不熟悉——骨子里不是个自恋的诗人）。我就这样应付了我的朗诵，但意想不到的是：我的诗却大受欢迎，反而是这五首由英语译文转译过来的诗似乎更受欢迎，我记得夏谷教授声情并茂地朗诵我的《创新真难》那首诗的瑞典译文时，全场笑了个前仰后合，其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竟然笑出了眼泪，他掏出一块雪白的手绢擦眼泪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心中。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我的英语译者美国诗人、汉学家、翻译家梅丹理先生的翻译是多么出色了，稍微了解一点翻译常识的人都知道，“转译”是一大忌，诗歌的“转译”更是大忌中的大忌，那等于磨损率陡增了一倍！在如此之高的磨损率面前，我诗的一大特色——幽默感竟然如此之好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在对幽默天生敏感的异国观众那里激起了比在自己的祖国更为热烈的反响（有人在事后告诉我：北欧人其实并不幽默）。正是这件事，让我不再无条件地信奉佛式语录给出的那个“定论”，经过两道翻译，连幽默感都没有“丢掉”，那保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更多，台湾女诗人叶觅觅在其文章中如此描述我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上的表现：“Shota和伊沙的诗都很受观众欢迎，几乎每首都可以让大家发笑，可是那笑点又是非常不一样的：给Shota的笑声较轻盈，给伊沙的笑声则较深沉……”——难道这不是我想要的和我的诗该有的正常效果吗？反倒在不苟言笑正襟危坐的同胞面前，这个效果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我甚至想到：我的写作就是要加强那在翻译中不容易“丢掉”的东西：加强“硬件”建设，修炼自己“硬功”。口语诗中的某一支或某几支都过于强调“软件”和“轻功”了，翻过去就成了思想苍白毫无内容的咿呀学语——这种诗还是留在母语内部自我消化满足自恋吧！
我相信积极开明但又不是急功近利地对待翻译，只会给自己的写作本身带来好的影响。我听到过一种听起来有悖于翻译常理的说法：说汉学家杜博妮翻译的英语译本比北岛的原诗还要好。明明北岛是大家公认的某个时代最杰出的中国诗人，但还是有不少人愿意将其在世界上所得到的承认归结为在翻译这个环节上的好运气——这就是典型的心态问题。我很早就触及到这个问题：“有人如此分析北岛在国际文坛上声名卓著并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侯选人的文本因素：即其诗在被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文字时抗磨损性强。但我以为这不是偶然得来的幸运，是由北岛牙雕般精密的语言所决定的——他如此精良的技艺，综观中国诗坛，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在此需要指明的是：所谓“抗磨损性强”不是别人的话而是我自己的发明，而“牙雕般精密的语言”也不完全是我的话，在更早以前黄翔就有过相似的表达（尽管他是在批评北岛的诗）。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渴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渴望“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渴望在对外交流中让你的诗找到它应该获得的读者，比较在乎翻译这件事的话，你就该在写作中提高自己语言的“抗磨损性”，加强“硬件”建设，修炼自己“硬功”，而不是消极地拜托给运气——指望碰上一个翻译大师；但如果你对这一切真的毫不在乎，那就闷头写你的吧，也不必对此大放悲声。
从“全球化”的大问题一直谈到了“诗歌翻译”的小问题，现在我想重返到那个大问题上来结束我冗长的发言。我以为“全球化”这个时髦的话题在目前中国实在是没有多少讨论的必要性，因为所有反对它的人都没有多少真诚度，几重“特色”如此深重的中国还要反对“全球化”吗？近现代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全球发展大潮并与之背道而驰的中国还要再反对一次21世纪的“全球化”吗？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辛酸有点荒诞啊？！但好在国民对此充满热情（他们才最相信自己的身体），国家正在与时俱进（不可能老是以自虐为乐吧），留下一小撮嚼烂舌头的小文人，徒有构成多元话语维护生态平衡显示民主进程的必要性。说老实话：当代一些抛头露面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水平已经明显低于国家话语和百姓话语，这才是新一轮的奇耻大辱！这些穿着一身从欧美的跳蚤市场上买来的二手名牌并不忘向国人炫耀的“复古派”，你愿意和他们讨论问题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王国维跳水以后，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