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洛诵有一天忽然象发现一个重大问题那样，激动而又严肃地问我为什么她和我之间从来没有迸发过爱情的火花。我虽然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合理性，但与她一样，对如何解释这一问题没有丝毫灵感，于是和她一起陷入茫然之中。是的，如果说我相信思想的交流是爱情的基础，那么为什么我从未对与我交流得最多的女子有过任何浪漫的感觉呢？或许这时因为我们彼此之间过于熟悉了，于是象兄妹之间那样不可能再产生别的遐想？但如果这些是合理的解释，难道这不意味着产生爱情的必要条件包括对象的神秘感，从而又得出思想的交流在打下爱情基础的同时却无可避免地破坏了爱情产生的条件这一奇怪而又不可接受的结论吗？
一天洛诵被父亲打了，哭着来找我，我安慰她一番后带她去医院诊视。当医生让她准备脱衣检查时，我退出了诊室，坐到门外的长椅上等候。洛诵和医生先后从诊室出来，请求我陪着洛诵受检。我在那之前从未拒绝过洛诵的任何请求，但在这件事上我却明白地感觉到和自己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洛诵失望地单独进去接受了检查，结果发现伤势并不严重。从医院走出来时她的心情已经好了许多，开始带着几分戏弄的口吻追问我为什么不陪她受检。为什么呢？其实我自己当时并不知道，当然回答不出来。“你害怕了！你怕的是什么呀。我还以为你是无所畏惧的呢。”是的，尽管我没有向洛诵承认，但实际上我是怕了。我在那个年龄还从未看到过女人的身体，第一次要见肯定会感到紧张。但我那时和现在都知道那并不是当时我拒绝她的原因。坦率地说，那时我对女人的身体报有的好奇心之强烈还不会那么容易地被紧张感克服而消失。但同时我又可以诚实地讲，在洛诵向我请求陪检时，我心里绝对没有产生过丝毫的好奇感。这一事实过去一直让我在偶尔想起时感到困惑，直到今天我才恍然大悟：与我当时追求的理念正相反，我在感性上实际下意识地怀疑灵魂与肉体能够合谐共存。于是我不自觉地担心在见到她的肉体的那一霎那，那个作为我的精神伴侣的洛诵就会消失于空气之中了。人，有时候可以在自己的面前隐蔽得多么巧妙啊。
那时的我还没有接受世界上存在着永远不可能回答的问题这一现实。我现在仍不敢肯定，不过大概与思索所引发的困惑有关，我那时经常会产生强烈的打架欲望，而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到了驱使我到街头无端寻衅的地步。在那样的一个下午，我闯进当时街头英雄们喜爱聚集的新街口酸奶店，看到一桌人中的一个起身上柜台买东西，便一屁股坐到他的椅子上。他同桌的伙伴个个是一身时髦的拍婆子的打扮，马上对我叫喊起来，我这时一言不发，只是狠狠地与他们对视一番，期待着其中的一个会对我动手，以便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心中的怒气痛快地发泄出来。让我失望万分的是，他们彼此低语一番之后居然站起来一同走开了。我猜想他们之所以能这样不顾廉耻地溜走大概是因为没有女的陪着，于是没有丢面子的问题，便买了瓶酸奶，拽了一把椅子挤到两个戴着大围巾的姑娘中间，然后盯住桌子对面两张栽绒帽下的脸，等待他们的发作。“嘿！你小子想找岔儿啊。”其中一个栽绒帽开口了。我满怀希望地在桌下握紧了拳头，把眼光平静地盯住了那个发话的小伙子。谁想他反倒愣在那里，再无进一步的行动。僵持了一刻，旁边的姑娘站起来把她们的伙伴拉走了。之后，店里虽然座无虚席，却再也没也人到我的桌上来。无聊地喝完酸奶，我倒也觉得虽然架没打成，但感觉上还是轻松了不少，便起身离开了。在街上迎面上来一个满面傲气的姑娘，挡住我的去路，说：“嘿，你还满横儿的嘛，哪个大院儿的？”我打量她一眼，从打扮到气质都象一个军人家庭出身的，便没好气地反问：“为什么我一定要是哪个大院的？” 然后不待她回答就掉身离开了。
友迪的伤养好之后，又带给我一些拍婆子的新动态。原来在短短的几天里，拍婆子的风气更流行了，场所也增多了，除了六部口，又新添了北海、景山和什刹海冰场。滑冰是我从小的爱好，从三十五号的冰鞋穿起，随着脚的长大先后更换四次，才轮到我当时的那双四十三号黑龙牌跑刀。每到冬天，从冰场一开门，就几乎一天不拉，而且每次上场，总要一刻不停地在跑道上速滑。每到春天将临，冰面融化的时候，我都要忍不住暗中痛哭流泪，然后终年地盼望着冰冻季节的来临。这什刹海冰场本是我冬季天天晚上的去所，友迪的通报当然不可能改变我的习惯。虽然对拍婆子不是没有看热闹的兴趣，但我对滑冰的兴趣之高仍然使我从来就舍不得从跑道上停下来花时间去观察。友迪不会滑冰，自知上不了手，所以也从未在冰场上露过面。我倒是注意到冰场和往年比确实拥挤了一些，在人群中高速穿梭也比往年更富有一点挑战性。从狭窄的人缝中高速钻过或故意向一堆人高速冲去，然后在他们面前嘎然而止是那时我喜欢玩的小把戏。我当时并不意识到自己那种行为的恶劣，既喜欢听到自己耍这些把戏的时候所激起的一浪又一浪的姑娘们的尖叫，又高兴看到或感觉男子们妒恨的眼光。有一次我俯身全速滑行时，一个姑娘忽然冒失地闯入跑道，不待我察觉，俩人早已撞到一起。出于防止摔倒的本能，我们紧紧地拥抱，飞快地旋转起来。站稳之后，我们松开抱住对方的臂膀，拉开了一点儿距离，彼此道了歉。姑娘抬头看我一眼，羞涩地低下头，却并不走开，仿佛在期待着什么。我在不知所措之中滑走了，吃惊地感觉着这一冲撞在我的身心引起的一种我不熟悉的骚动，而我那时对爱情的理念却不能允许我向自己承认对这个姑娘的任何好感。
有一天在王府井从百货大楼下来，一个戴着大口罩，露着两只大眼睛的姑娘走上前，开始地对我喋喋不休地讲起她对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感想。这是一本我深不以为然的书，但她的评论语言流畅，辞藻华丽，思路敏捷，不象街头的便谈，更象话剧的台词，这让我立即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笑的是，她讲了那么多，我却一直不知道她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看出了我的困惑，她终于摘下口罩，散出一股酒气。原来是我去东北时的同行之一君美。“我醉了，哪天来找我好吗？”留下了地址，她消失于人丛之中。
几天之后，我满怀期待地在西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找到了她在家，不想在北房敲门许久却毫无回应。带着侥幸一试的心理，我转到西厢房前敲了门，然后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门终于开了，随着一片爵士乐声，门里闪现出一个漂亮得耀眼的姑娘。一手执着高脚酒杯，另一手握着门把儿，给我一个几分诡秘的微笑，她说：“你是…？”当我意识到她身上只有乳罩和三角裤衩，眼光落到她那裸露的肩膀的那一霎那，她在我的视野里就忽然逝去了，而自己毫无准备地掉进了一片无际而又灼热的白色海洋之中。在莫名的恐惧之中，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找我姐的呀。她一会儿就回来。进来等着吧，我这儿还有别的朋友呢，一块儿玩玩儿嘛。”她说着，朝门里退一步，闪出一条通道。我朝房里看了一眼，沙发上果然还另外坐着三四个几乎赤身露体的男女，漫不经心地跟我打招呼。“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我撒谎，顿时懊恼地感觉到两腮狠狠地烧了起来，就再不敢与她对视，低着头走开了。当我终于艰难地走到了院门，刚要松一口气，不想一下绊倒在门槛上，狠狠地摔倒在大门外的地面上。不知道怎样对别人解释我的伤，我闭门休养了几天，又见到洛诵时，还是被她看出来了。“你打架了？”她关切地贴近我的脸，仔细地观察着。我想了想，委屈着点了一下头。挨打在我心里毫无疑问是可耻的，但我又怎么可能告诉她真正的原因呢？
自知在与时间赛跑，之后我继续在别的科目之外认真地学习与思考着与爱情有关的各种命题。不幸的是，我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脱在没有得到一张完整的航海图时就被迫出海的命运。我一直不想对自己承认，一番经历之后，我也曾经怀疑过自己手中那不完整的海图究竟是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后记：友迪对拍婆子的兴致似乎不受战绩不佳的影响，后来又把拍婆子的场所一厢情愿地推广到插队的农村，为此闯下过一场大祸。他虽然对女人这个话题津津乐道，我却从未有幸见识过他的任何一个女友，现在据说他是一个党政要员。江仁曾以反革命嫌疑被学校关押，放出来后谨小慎微，老成持重，对拍婆子或黑格尔都袖手傍观，现在是一个有稳定家庭的医生。
洛诵结交日广，她的家渐渐变成一个文艺沙龙，出入其中的包括不少相当有意思的人和一些后来成名的作家和诗人。京兴写了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扉页上写着是献给洛诵的，结果是在女校学生中招来了一帮崇拜者。他的书之艰深比黑格尔的“小逻辑”毫不逊色，我本人可以坦承不知所云。但这内容的艰深丝毫没有妨碍那些女生在造访时向他投去的更多地是出于无知而不是理解的崇拜的眼光。那时已逃到缅甸正在浴血打仗的同学育海定期寄信来，尽管信中并无多少惊人之见，但在那个渴望英雄的年代也使他在战死前后成了一帮男女的偶像。京兴在他的书引起当局的注意之后被捕。他被捕之时洛诵勇敢地去阻止警察，失败后又坚持让警察带她与京兴一起去监狱，结果系狱几年。洛诵与京兴的这一浪漫经历曾一时传为美谈，却没有妨碍他们在出狱不久以相当不愉快的方式令人万分痛心地分手了。
至于君美，自从那次从她家狼狈逃脱，很久以后我才又找到再次造访的勇气。见面时她告诉我她已有一个通过拍婆子而结识的男友，父亲是某军区的司令员，本人刚参军。她向我抱怨他因思念她而屡次开小差来看她，从而扔掉了自己的仕途。她没有再给我讲起“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也没有勇气向她提到她的妹妹。后来她出嫁到南洋，临行前赠给我几张至今尚存的留影，虽然她在相片里笑意盈然，但在递给我照片时她却是一脸的凄凉。我感觉到那不是一个建立在爱情之上的婚姻，很是为她惋惜。
作为同一代人，郭路生自己在晋南汾阳杏花村度过了漫长的青春岁月。他在“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之后以优美的手笔又为生活在苦闷之中的知识青年写下了许多的诗。虽然那时不能出版，但他的诗靠口传手抄在知识青年当中流传甚广，不知让多少人在泪水的洗浴中获得过了从别处得不到的安慰与鼓励。他的创作为自己赢得了受之无愧的一代诗人的桂冠，但更重要的是他为那被遗弃的一代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曾经勇敢地向命运抗争的见证。郭路生的诗之沉重，现在读起来仍让人感到难以承受，更可以想象它们留在创作者心灵上的负荷，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今天默默地生活在北京郊区一所精神病院的缘故。朋友灵灵不久前曾去探望，带回了他的一篇近作，令人惊讶的是，其文字之才气逼人，丝毫不减当年。象这一代人中的一个幸运儿，在青春逝去的时候，他终于回到了并未忘记他的妈妈，北京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