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咱哥们儿？咱哥们儿改明儿当你的面拍一个给你瞧。” 他对我的怀疑有些不快，但仍然不失幽默感地笑着说。于是有一天我们就一同出现在首都电影院的门前。我选好一处倚墙站好后，给神色有些紧张的友迪一个鼓励的微笑，便准备着看一场好戏。那天尽管寒气逼人，冷风彻骨，戴大围巾的姑娘和栽绒帽的青年还都有不少露面。友迪迟疑地走走停停，一直到街角的音乐厅，再照样转回来时，我的脚已经冻得快麻了。“妈的，没一个象样的。”他为自己找了个借口，眼睛躲开我的审视。“那边又来了一帮，去看看怎么样。”我向右边一指。友迪没有办法回绝，有些不情愿地去了。远远望去，这一回他总算在几个戴着大围巾的姑娘前面停住开口了。可惜的是，当他再朝我快步走来时，仍是孓身一人。“妈的，今天真不走运，没什么好货，就那么一个还他妈的凑合，还已经有主儿了。”他摆出一副无奈的神情。我有点儿不信他的话，从他打量旁边走过的姑娘们的饥渴神情上看，他哪里象一个对婆子的条件那么挑剔的人。“干脆我带你去看大家‘做事儿’的地方，也让你见个世面。”他建议道。当我得知他那“作事儿”的地方居然是天安门的观礼台时，觉得非常有趣，便欣然同意了。推上自行车刚要上长安街的时候，背后忽然有人吆呼。回身一看，是一个戴大围巾的高个儿姑娘和他的两个伙伴。这姑娘看我一脸疑惑的神情，走上来把口罩摘下来，露出一副悦目的面容，笑着说，“真不认得了？忘得也太快了吧！”我怔了一下，才猜到是怎么回事儿，说：“你认错人了。”她却掉过头笑着对她的伙伴说：“跟你们讲过吧，他是个怪人。”为了证明我说得不错，我把自己的口罩也摘下来了，这回轮到她发怔了。“那你是那个学校的？”她醒悟过来后，收敛了许多，小心翼翼地问。我刚要习惯性地回答，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在拍婆子场合里的特殊意义，又踌躇起来。友迪从未告诉我这同一问题由女方提出时是否还保存同样的意义，所以，我挺担心没有必要地伤害这个姑娘的自尊心。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友迪笑嘻嘻地赶过来替我回答了。“噢，男校的。怪不得了。”姑娘一下子又忘掉了她一时的拘谨，腰一扭把掉到胸前的大围巾在空中画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甩在背后，就和她的伙伴一起无端地放声大笑起来。虽然看不出她们有什么道理，我却能感觉到她们的笑声中隐含的嘲弄。让我生气的是，友迪这时又以他的笑声愚蠢地加入了她们的行列。我把友迪一把拉开，他正要张口，一看到我的神情，就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跟着我跳上了自行车。
到了天安门，在观礼台周围上上下下转了几圈，果然远远地望到二三对坐卧在看台之间的人影。另外，我们也在那儿碰到与我们错身而过的几对男女，从一身行头打扮上看，明摆着是刚从六部口来的。友迪对自己终于能兑现对我的一个诺言以及我那遮掩不住的惊讶明显地露出几分得意之情，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本人在拍婆子上的真实战绩如何。倒是不久之后的一天，他兴高采烈而去，鼻青脸肿而归。友迪没有给我什么解释，换了衣服，撂下自行车悻悻地走了。后来还是听别人说，那是他遭一个婆子拒绝后仍然纠缠，破了拍婆子的规矩。结果让那婆子假意约到一处，友迪不想有诈，欣然赴约，反被几个那婆子叫来的男的揍了一顿。这故事真假难说，不过友迪从那天起拍婆子的劲头儿确实收敛了不少。
在男校先后八年，我自己在那时几乎还没有与女生真正打过什么交道。不自量力地卷入社会上的政治风暴的结果是引来一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一段寻求新的信仰的艰苦的历程。到了插队之际，新的政治信仰的建立已经使我有暇顾及对哲学和文学的兴趣，并开始意识到爱情将是自己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个重大课题。尽管我对拍婆子的活动毫无参与的欲望，却在自己的阅读中以极大的兴趣开始了对爱情和异性的研究，希图建立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以指导在我的预感中即将来临的实践。
住在附近的江仁在那一段时间里是我的常客之一。他那老成的样子和谦和的风度使我从来对他有几分敬意。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在外散步。那几天自己刚刚读完司汤达的“红与黑”，书中的主人翁于连凭借失恋时一位俄国贵族传授的手段又重新赢得马特儿侯爵小姐的爱的故事让我在震惊之余又深感憎恶。“江仁，你不觉得吗？不施手段的爱情，既使失败了，也比于连的成功更可贵。”我想知道他对此怎么看。“我对你有一个问题。”他打断了我的话，神色严肃地说。“你既然讲这么多爱情，我倒想知道，你知道女人是什么味儿的吗？”大概想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站住了盯着我等待他的答案。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我从未思索过的问题。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发现自己对这一问题隐含的意义并没有把握，于是虚心地说：“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这个问题的意义吗？”“很简单，你知道不知道女人是什么味儿的。你要是不懂我问的是什么，我给你讲也没用。而你要是不知道女人是什么味儿，也不用给我讲什么爱情，等你懂了再说吧。”早已习惯了他平时对我一贯恭敬的态度，我对他这一蛮横的回答非常气愤。后来在我终于懂得了他的问题的意义后，虽然可以承认自己当时的无知有几分可笑，但发现自己仍然很难真正地原谅他。于是在那一夜之后，我再也没有和江仁讨论过这方面的题目。
幸好那时我的许多朋友对严肃的题目抱着比友迪或江仁更严肃的态度，几年前办报期间认识的洛诵便是其中之一。虽然是一个女校的学生，她的某种独具的气质使我不仅没有在别的女生面前感到的拘束，反而能比对一般男友更畅所欲言。她和我一起阅读过许多十九世纪俄国和欧美的名作，但我们经常对事情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一个突出的例外是我们对以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所塑造的贵族军官皮却林为代表的那种玩世不恭的男性的一致憎恶。“让人痛心的是，如果说莱蒙托夫对世界的观察是真实的话，那么你们女性从心底所爱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当代英雄之流。我想请你作为一个女性给我解释一下你们女性的愚蠢。”有一天我这样问她。“你这样说对我们并不公平。你忘了吉蒂在渥伦斯基之后与列文的结合，忘了娜塔莎在安德列之后对彼埃儿的爱。象你们一样，我们女性需要时间和经历才能成长，才能懂得我们从男子那里所要的究竟是什么。再说，你们男子在不成熟的时候，就总能抵抗女性的当代英雄的魅力吗？”说完，她微笑了，捉捕着我的眼光反问。我虽然并没有被说服，但不得不承认这是对我的问题一个有份量的回答。可悲的是，这一讨论的结果不但没有消除我对女性的悲剧性格的怀疑，反而第一次又在我的心中播下了一颗对男性和自我怀疑的种子。
有一天洛诵激动地告诉我她恋爱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爱上的居然是曾经出卖过我们报纸的京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怀疑过京兴频频造访与我大谈政治与哲学的原因在于他是公安派来的特务。但渐渐地看到他对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著作的理解之深绝不是一个甘作特务的无耻之徒所能作到的，也就原谅了他当年的叛变，而且与他成了探讨各种问题的好友。只是在洛诵告诉我他们的恋爱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俩在此之前会那么频繁地在我家不约而同地露面。要知道洛诵在我们的圈子里被认为是一个美人，还以她的优雅的风度赢得一个在我看来颇为荒诞的所谓“伯爵夫人”的称号。她与京兴的结合似乎让不少朋友们扫了兴，因为京兴并不是大家期望的那种风流倜傥的人，而且那时还没有人想到他会很快地以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学生圈里成名。而对于我来说，洛诵的选择正是她的成熟，不为当代英雄之流所惑的表现，所以对她更为尊重。我们三个人从那时起就变成了形影难离的挚友。
洛诵本来是一个很有独立见解的人。让我遗憾的是，在她恋爱之后，在我和京兴的辩论中不管讨论的是什么题目，她几乎总是站在他的一边。气愤之余，一天单独与她相处时我向她表达了对那个在爱情之海中消失了的独立自主的洛诵的怀念。她听后微笑了，说：“难倒我与和彼埃尔在一起的娜塔莎有什么不同吗？我知道那是你对《战争与和平》的保留之处，但有一天你会明白，有的女人就是这样象顺从的绵羊一样去爱的。而且我希望你将来得到的不是别的，就是这种爱。”不用说，我当时是不可能欣赏她对我的这种祝福的。
“那么，告诉我们，你未来的爱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一天在京兴的家里，他和洛诵一起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自认为是一个对爱情深有研究的人，我略加思索就滔滔不绝地向他们倾诉起来。饶有兴趣地听完我的回答，京兴把头歪在一旁看了看我，又转过脸与洛诵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光，然后说：“我们知道了，你要寻找的原来是一个女性的黑格尔。”洛诵听了，拍手大笑。我这才有几分惭愧地恍然意识到在我对爱人的幻想里有那么多对她的思维的要求，竟没有一点儿相貌外表的描述。
洛诵和我的共同之处是在理论和感情两方面都有强烈的与别人分享的需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京兴虽然在理论问题上毫无矜持之态，对感情问题却一贯讳莫如深。在我坦率地告诉他我的观察时，他居然给我一个这样的回答：“你是对的，我愿意别人把我永远看作一个谜。”我私下不无遗憾地对洛诵说：“京兴虽然在外表上决无属于皮却林之辈的嫌疑，但他的不透明的特点使人不能不怀疑他真正的本性。”洛诵叹了口气同意我的说法，然后加上了这样的评论：“其实你和京兴在这方面正好相反。如果说他是一个梦想作当代英雄的凡夫，那么，你是一个幻想着自己是平民的皮却林。”这一番话令我吃了一惊，思想片刻，我答到：“你知道我在这方面的经历充分说明你对我的断言至少是不公平的，不过你的话意味着除了上面的两种人外，世上还存在着另外两种人：表里一致的英雄和表里一致的反英雄。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可以在这四种人里任意挑选的话，那么你的选择会是哪一个？”罗诵认真地想了好久，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有几分伤感地告诉我她决定不了。我不由对洛诵，乃至整个女性大失所望，难道答案不应该明显地是第四种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