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的北京
——读《城门开》手记
朱涛
2001年底，诗人北岛得到一次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他赫然发现那城市已“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从那时起，北岛开始酝酿一项重建工程。他要用文字重建这个城市，恢复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经验、记忆和想象的北京。经过几年的写作，这项工程终于竣工，交付使用了——这就是今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三联出版的《城门开》。
该书不是一部严格按线性时间顺序展开叙述的“完整”回忆录， 而是由一系列主题性叙事片段组成的散文集。每篇散文既可独立成章，像一座座独立的四合院，又相互勾连、重叠，汇成一整座城池。我在初读时，感觉各篇散文的片段感很强。进入其中任一篇，扑面而来的是各种生动的细节描述。从一篇踱步到另一篇，则有一种步移景异的游园般感受。读完一遍后，拉开焦距整体观察，犹如逛完紫禁城，爬到景山向下俯瞰。我发现，作者其实颇为精心地规划了整本书（城）的结构。为方便起见，这里姑且总结为起、承、转、合四部分。
起：感官之城
（《光与影》、《味儿》、《声音》）
城门一打开，北岛首先将游客引入三种与个人感官紧密相连的北京记忆：“光与影”——视觉记忆的北京，“味儿”——嗅觉和味觉记忆的北京，“声音”——听觉记忆的北京。通过这三座感官之城，北岛展示出他独特的“城市现象学”：他的北京，与那些旅游画册和明信片上反复宣传，几近陈词滥调的“官方图像”完全无关，而与他非常个人化、具体的细节记忆和感受紧密相连。更进一步，为帮助游客们充分“张开”感官，北岛还特地强化了各种效果描绘，就像我们为了让图像更醒目，在软件Photoshop中滑动阀门，加大图片的色彩饱和度、明暗对比度和变形程度一样。
在《味儿》中，北岛说关于北京，首先让他想到的是随季节变化的各种气味儿。换句话说，人，有点像狗，对城市、空间的最深刻感知，并不在视觉上，而是在嗅觉和味觉上。北岛这八页文字，弥漫开的首先是各种嗅觉的（气）味儿——儿时北岛“嗅”出的北京城市空间：冬天的冬储大白菜味儿、煤烟味儿、灰尘味儿和大雪的云中薄荷味儿、春天令人昏睡的杏花梨花水仙花香、夏天游泳池中的福尔马林加漂白粉混合着尿骚味儿、秋天浸泡在雨水中的树叶霉烂味儿等等。然后是各种味觉的味（道）儿——儿时北岛（偷）吃出的北京记忆：鱼肝油味儿、“大白兔”奶糖味儿、味精味儿、桂皮味儿、臭豆腐味儿等等。
在《声音》中，北岛“绘声绘色”地写了他小时候各种人声、动物声、器械声交汇成的声环境。我尤其喜欢少年鼓手赵振开（北岛本名）那一段，展示出北岛在声音和图像之间制造“通感”的高超技巧。理想中军乐队鼓手的鼓点应是“复杂多变而清脆利索，像匹骏马奔驰”——这里，“骏马”是一个多么革命浪漫主义的意象！而现实中的少年赵振开苦练几个礼拜，敲出的鼓点却不过是两头瘸驴。它们先是各自拉磨，然后磕磕碰碰的离开磨盘。最后虽合二为一，小跑起来，但总达不到奔马的境界。在正式队列仪式那天，鼓手赵振开紧张得心跳如鼓，上台时腰间小鼓不慎砰然落地，惹得全场大笑——一个鼓手的命运就这样滑稽地结束。紧接下来，北岛笔锋一跃到六十年代中期，音频骤然加高、音速加快，纺织机的噪音和高音喇叭中的革命口号充斥在空气中心。
承：玩物之城
（《玩具与游戏》、《家具》 、《唱片》、《钓鱼》、《游泳》、《养兔子》）
这部分集中回忆北岛童年少年的玩耍，以及接触到的各种物件和动物。在对儿童玩耍的生动描绘上，这组散文让我想起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但两者有重大不同：鲁迅笔下的儿童游戏是对枯燥书塾生活的反叛，是孩童“真善美”天性的自然流露；而在北岛笔下，儿童游戏本身是复杂的。貌似纯洁的游戏，时时会从内部泛出一些晦暗之色。这暗色要么体现为儿童在游戏中所体验到的无能或挫败感，要么来源于成人冷酷世界对孩童世界的渗透和侵蚀，要么直接反映出孩子们 “天生的恶意”——也许那就是人性之恶。
《养兔子》讲的是北岛在五十年代末，“自己正发育的身体被大饥荒唤醒，惶惶不可终日”时养宠物的故事。继小鸡和蚕死于非命后，小北岛养了一对饭量惊人的兔子，日益挑战本已相当贫瘠的食物资源，让雄踞地球食物链最高端的人深感不安。终于一天，北岛家的“最高行政长官”父亲决定“杀兔果腹，以解后顾之忧”。小北岛一大早就躲出去——“顺后海河沿，上银锭桥，穿烟袋斜街，经钟鼓楼，迷失在纵横如织的胡同网中。”这里作者没有费一点笔墨直接书写小北岛的心情，但一系列空间穿梭和最后的迷失已经把他的失魂落魄表达得活灵活现。更妙的是，下面作者的镜头蓦地一转，让我们从迷失的小北岛眼中，看到一幅玛格丽特式的超现实画面：
其实兔子眺望时站立的姿态很像人。我恍惚了，满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玩具与游戏》是这部分分量最重的一篇，读来让我觉得既好玩，又心中发怵，有时甚至感到有戈尔丁的《蝇王》和哈内克的电影《白丝带》般的阴影袭来。北岛着重写了男孩游戏中的“暴力倾向和冒险精神”——他和玩伴们对武器的热爱，对玩飞刀、放鞭炮和打仗的热衷。他清楚地记得1959年春节下午，两拨男孩儿，依靠假山和楼门口形成攻守之势，利用弹弓、鞭炮和簸箕为攻守武器，发动了一场战役 ——“霎时间，硝烟弥漫，有如一场古老的攻城战，直到天色暗下来，直到父母们的声声呼唤 ……”
正当那个阳光灿烂的小北岛在撅着屁股，忙着玩打仗时，目光冷峻的老北岛紧接着在下一段——全文的最后一段走出来了。在老北岛眼中，小北岛（们）沉浸其中的游戏，不过就是对他们即将进入的残酷成人游戏的一种模拟或彩排罢了。以他特有的悲天悯人，北岛这样结束全文：
……文化革命爆发的那天，我想起那草纸的呛人烟味，以及它正点燃的第一个鞭炮。而文化革命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包括血腥的暴力），正来自那些男孩和女孩。他们似乎一夜长大成人，卸掉伪装，把玩具与游戏远远抛在身后。
转：人与事
（《三不老胡同一号》、《钱阿姨》、《读书》、《去上海》、
《小学》、《北京十三中》、《北京四中》、《大串联》）
在空间版图上，这组散文组成一个放射状结构。中心点是北岛自八岁起一直住在里面，长达二十多年的“三不老胡同一号”。这是一栋外面弥漫着烤白薯味道，从四楼阳台可俯瞰北京的排浪般四合院瓦顶的红砖楼房。围绕着这个根据地，各种人与事得以紧密交织，或偶尔放射出去——包括北岛的小学、中学经历，八岁时第一次远行去上海，十七岁时首次离开父母，“大串联”到西部和南方，最后回到北京。
《读书》讲儿时北岛在各种小人书和阁楼“禁书”中的精神游历，《去上海》则回忆他在八岁时（1957年）的首次城际旅行。与北京相比，上海是另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上海提供了一个空间参照系，使得北岛首次拉开距离，重新辨认他的故乡，得以量出北京的“天地、界限及可能的外延”。
我认为不妨对北岛以后的人生做一种空间的读解：童年青少年时的空间环境——北京城对北岛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后来他的一切远行，都是他的北京的向外延展。或换句话说，长大后“满世界近乎疯狂的奔走”的北岛，实际上是在朝着各种方向，试图企及对他儿时北京的回归。
接下来的几篇，《小学》、《北京十三中》、《北京四中》、《大串联》，显然是按作者的成长历程一字排列。读起来让人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加速度贯穿其间：时间在加速，空间在急剧扩张和重叠，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强。在这部分，《北京四中》在篇幅、时空跨度和强度上，可说是与前面《三不老胡同一号》相对称的一篇。相对而言，《三不老胡同一号》像一出话剧，在较为稳定的空间平台上，一幕幕地上演各家庭、人物在时代冲击下的聚散离合；而《北京四中》则更像一部电影。虽然绝大部分故事都集中在一个空间环境——中学校园里，作者的叙事也基本按线性时间顺序展开，但是由于作者的叙述节奏越来越快，事件更替越来越让人目不暇接，人与人、代与代、阶层与阶层、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碰撞越来越“白热化”，全篇读完后，我居然有一种看了一部充满蒙太奇剪切、时空倒错的电影的感觉。
在这部“电影”中，充当配角的是几位老师和工作人员。他们在出场时个个生龙活虎，但很快到了“文革”，或被批斗，被学生拳打脚踢，或跳河、割喉自尽，匆忙退场。担任主角的是北岛和他的同学们。他们“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他们当时的天真胡闹、真诚探索，以及残酷的派系斗争，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今日中国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基础。
北岛回忆道，1965年，十七岁的他初进校园时的感受：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第二年，“文革”爆发了。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贫民学校。这种内在分裂起初被刻意掩盖起来，在“文革”中被“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学生们按不同出身和家庭背景分化成不同派系组织，学校很快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学生派别中有带有先天出身优越感，自认为掌握权力和国家未来的“四四派”（“老兵”），也有提倡“打碎特权阶层”的“四三派”。两派不但通过大字报和自办报纸进行思想论战，还在四中校园里展开血腥的武斗。在最后，“文革”草率收场时：
在两派冲突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北京四中是北岛人生的转折点。他和他那一代人，匆匆告别耽于幻想的儿童世界，投入到充满争斗的成人现实。这剧变制造出多重历史悲剧。其中一重是：反观二十年后，甚至四十年后的今日中国现状，或许真的证明当年那些“老兵”是确有“远见”的。另一重悲剧更在于：很多和北岛同龄的热血青年甚至都没机会等到二十年后，他们的生命就早早陨落了。例如著名的遇罗克因写作《出身论》，于1968年被捕，于1970年被处死，年仅二十七岁。高二（2）班的学生张育海，为躲避工宣队的审查，先逃到云南农场，后参加缅共人民军，于1969年在战斗中身亡，年仅二十一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