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纳亚·波里亚那——记文学的俄罗斯（上篇 续）
发布: 2010-10-21 19:54 | 作者: 苏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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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托尔斯泰街的托尔斯泰故居，已看不出当年的格局了。木质的墙仍然完整围合着他家的院子，临街就能望见树阴下那幢漆成黄绿色的单幢宅邸。进门向里望，比海顿贝多芬故居的内院至少大十余倍，林木森森，几乎是座公园。面向林子留几排长木凳，一位年迈的园丁正给花丛洒水，水珠闪动着正午的阳光。林边浓阴下一座小小的有白色廊柱的房子，里面顶多几平米大，我猜托尔斯泰有时会独自躲在里面坐坐。
几位老太太接待来客——如我在德语国家所见，俄国美术馆纪念馆的职员都是老妇人——像是长久借住的穷亲戚，她们在故居局促的小门洞里彼此提醒着，妨碍着，走进走出，以俄国人格外缓慢认真的态度吩咐进馆的规矩，再三关照访客先从门边一只大筐子里取出巨大的带着绳索的橡胶鞋，套在鞋上，然后踩着年深月久的地板，验票进入。此后在圣彼得堡拜访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的故居，去图拉省亚斯那亚·波里亚那托尔斯泰庄园老宅，门口都搁着相同的大筐，放满大橡胶鞋。
少年时被领进年迈的名画家的门厅，又兴奋，又紧张，主人就坐在哪间房间的深处，老苍苍的嗓音传出来：哪位呀。契柯夫或高尔基想必时常进这门洞，见了主人，照俄国风俗彼此抱抱，两边腮帮子吻一吻，弄出匝吧声来……与维也纳几位音乐家几乎撤空的故居不同，这里放满主人和眷属的物件，所有摆设就像全家还在这里过日子——我走进十九世纪了：迎向门洞的第一间是餐室，长长的餐桌排开二十多副盘碟，天顶垂下雕花的煤气吊灯；偏房的钢琴和沙发上端挂着小画，儿童室临窗的小桌放着玩具、剪贴本、小画书、小圣像，孩子与褓姆的小床被屏风搁开；每个窗户可以看见院子里的碧树，宽厚的俄罗斯窗台搁着盆载。二楼正厅很大，大三角钢琴边的考究木架的隔层，平放着海顿和萧邦的乐谱，近旁的餐桌铺着手锈花边的俄罗斯桌布，内厅显然是全家与客人闲聚聊天的房间，贵重的地毯、圈椅、帏幔、烛台，图案繁复的墙面一幅挨一幅挂着尺寸不小的油画，有列宾为托尔斯泰夫人及女儿画的肖像。走道衣柜里悬挂着几件夫人的盛装，被小灯照亮，过道左右七八间小房间有床，有桌，有圣像，有书柜，还有我从未见过的摆设，他的十多位子女们就睡这儿吗？真是一大户人家。
革命、内战、二战、漫长的苏维埃……这里从未变动过休整过么，仿佛与岁月无涉，暗沉沉的故居凝重而安然，每间屋子带着天长地久的神态。上一世纪的所有物件都是长久使用的，被无数次抚摸过，摆在各自的位置上，既当心，又家常，凝着沉静的光泽。尽管他是贵族，尽管他所过的日子在他的阶级真是俭朴的，但像这样的家居，即便在纽约的老牌的富贵人家那里，也是一流的陈设，是我在欧美古董店看熟的风格与材质，虽说过时了，不再制作了，但是结实耐用，手工细巧，银器、铜器、细瓷、丝绒、精制的麻、皮面的精装本、好看的十九世纪版画……豪华地朴素着，看过去安详而懂事，蕴蓄着那时代令人依恋的物质的体温。小案桌簇拥的老照片配着各种银框子，照片里都是长胡子的老头，我只认得列宾，涅克拉索夫，还有托尔斯泰自己。好几个角落放着主人的大小雕像，如中国人形塑鲁迅似地，竞相弄得他那张脸又深沉，又伟大。托尔斯泰早知道自己太著名，太重要了，他天天瞧着自己那副模样吗，带着一部大胡子。他年轻时嫌自己难看，为之苦恼，可是一辈子花好多时间站着坐着摆姿势，凝视着为他画像雕塑的人，就象他不放过一个细节，望着他望见的一切，心里开始揣想：
庭长是个又高又胖的人，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成了家，可是过着极其放荡的生活，他的妻子也是一样……他扣上门，从文件柜下面一格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举了二十回，然后把哑玲举过头顶，身子轻巧地蹲下去三次。“再也没有一种办法像洗沐浴和做体操这样能保持人的元气了，”他暗想，用那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了摸右臂上部一大团绷紧的肌肉……
咦！这位全知全息的动物：这是他自己还是那位法官？是他看见的还是他想象的？我猜他走笔至此，得意起来，如亲眼看见，或给他亲自逮着，当场揭穿：
“升堂！”大家站起来。法官们陆续登上法庭的高台……第三名法官是永远迟到的玛特维·尼基契奇。他患胃炎，遵照医嘱从今天早晨开始采用新的疗法……眼前他就在占算：如果从办公室门口起到他的圈椅那儿他所走的步数可以用三除尽而没有余数，那么新疗法就治得好他的病，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他的步数本来应该是二十六，可是他故意把步子放小，正好在二十七步的时候走到了他的圈椅跟前。
这是小说《复活》的片段，小时候读到，兀自发笑，而且，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懂事了，虽不知懂了什么事——1882年到1901年，托尔斯泰带着全家迁来莫斯科，时在他56岁到73岁间，《伊凡·伊里奇之死》与《复活》是在这间屋子里写成的。评家们说及这段光景，就开始摇头摆尾阐述他怎样经历晚年思想的“深刻转变”，俄罗斯又怎样面临深刻的“社会危机”。可我只顾记得他描述同事们到伊里奇家吊丧，彼此在走道轻声交谈着，每人的眼睛都在说：“伊里奇死了，但不是我。”读着，我又发笑而惊异，并且严肃起来，虽不知为了什么严肃：在他人的丧仪中我不也闪过同样的念头吗——缓缓走到二楼走廊的尽头，左手墙边搁着一辆十九世纪的脚踏车，右手一间低矮的，墙面漆成绿色的书房，静悄悄的，窗户向着后院的大树阴：早在柯拉姆斯柯伊的画中知道这是托尔斯泰写作的房间，现在明白是在全楼深处的背静地方，可以躲开家人，藏身写作。一根丝绒绳子拦着门口，我站定了看：沿墙的大皮沙发落一绣枕，想是他写累了，躺靠躺靠。临窗那只橡木的、有小小雕花木栏杆围绕的大书桌面，摆着贵重的皮垫、笔具、镇纸、文件夹和一对烛台，他就趴在这桌面上写旧俄职员伊里奇怎样两腿伸伸好，随即嚥气了，还详详细细写那庞大的囚徒队伍怎样被押出牢监，上路去向西伯利亚：
大门轰隆隆地推开了，铁链的丁当声变得更响，身穿白军服、肩上扛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来，在大门边排成整齐的大半圆形……男犯人开始成双成对走出来，剃了头发的脑袋上戴着薄饼般的帽子，脚上锁着铁镣，一律穿着同样的灰色长裤和大衣，大衣背上缝着一块方布。他们起劲地甩搭着胳膊，倒好像准备走到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去似的，可是只走出十多步就站住了，顺从地排成四人一排的队伍，依此站好……随后走出来的是由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随后是女犯人，也按四人一排站好，带头的是女苦役犯，随后是女流刑犯，以及自愿随同丈夫一起上路的女人……
记得第三遍读到这一段，我在纽约，二十多年前，夜里，在床上读，安静地流泪。现在瞧着这间低矮的绿房间，缓缓地，并非故意，我看见四人一排的囚犯，又想起苏维埃时期的阿赫玛托娃去监狱探望儿子，苦候探监的行列中一位嘴唇泛青的女子惨然问她：你会写出这场面吗？诗人回答：我会——后来在纽约读到《古拉格群岛》，透不过气来：世界文学，经典的经典，我以为，是如俄国人那般描写监狱和人犯。这描写，在托尔斯泰，在这间僻静书房的书案上，早经大规模展开。
钢琴声！浑浊而清晰，不响亮，莫非是托尔斯泰的弹奏录音吗？赶紧轻轻穿过走廊，循声而去，果然。前厅有一群也来参观的高中女孩懒洋洋站开，围着女老师，听墙沿一枚老式机器发出那种初期录音的单声道的萧邦，老人家弹得好慎重，一句句小心连接着，大约知道是在录音，我不能感动，不知是在听萧邦还是托尔斯泰——传说他弹萧邦，眼泪流下来，自言自语：这畜生——琴声止息，师生们仍然伫立着：老人家说话了！这是托尔斯泰的嗓音么？嗓音活到现在：不急不缓，中音，吐字有点生硬，音调也很认真而老实。我一句不懂，在孩子们脸上猜不出他在说些什么，像是讲演，但不高昂，我疑惑着，正不知如何感动，录音完结了。
故居门房出售各种薄薄的纪念册或图片，我喜欢看见这些廉价的过时的印制品，想起六七十年代我渴望得到的苏联画册。在老来的照片中他总是阴沉着脸，惦记着内心的什么念头。买了一幅列宾于1909年为托尔斯泰描绘的从未发表过的肖像的图片：老人僵在一尊浅红色的高背沙发里，老得只能瞪着眼，苍蓝眼珠因为年迈，转为清灰：所有他的晚期照片都不像这幅肖像那般透露了他的伟大的苍老，这次他不再是描述者，如他看透别人那般，被列宾看透了。
1909年他已从莫斯科迁回故乡亚斯那亚·波里亚那，翌年就去世了。我将去那里找他的坟墓。今年他逝世一百周年。
2010年6—7月写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