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拉美自由之未来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秋风 译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醉心于文学，然而在拉丁美洲历史上，作家们常常被迫站出来参与公共论辩，卷入社会政治争端中。这在美国和其他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则很不常见，这些国家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并不非得关心政治或公共论辩，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而在拉美这却不大可能。当然，这正是我的生活。
1953年我进入San Marcos大学学习之时，跟别的拉美国家一样，我国正处于军事独裁之中。我入学时，很多老师被流放或监禁，不能开展政治活动，所有政党都被查禁了。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进行的审查压制了一切批评。在那样的环境下，你又正好是个年轻人，你如果不关心政治那才叫怪事。即使你希望成为作家，只想当个作家，政治也会找上门，在你的职业训练过程中，你会遇到种种来自政治的麻烦、障碍和挑战。
这样，我先是被卷入政治辩论中，然后就被卷入政治活动中。我从不认为我是政治家，即使我在专心从事政治活动、参加竞选总统的三年中，我也始终自认为是位作家，而只是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我从道德上不得不参与政治活动，非如此，不足以捍卫我们的社会赖以进步、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价值和观念。
大概10年前，我对拉美自由之前景尚为乐观，这儿似乎已经建立起了两项最根本的文明基础：政治民主和自由市场。军人独裁成为历史，代之以半自由选举产生的民选政府。这块大陆头一次产生了一种民主共识，意识到唯有民主才是消灭贫困、不发达及实现进步的基本制度框架。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衰落了，只在学术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内尚有支持者。
同样是头一遭，自由市场、企业家精神、对外开放以融入国际市场的观念在这块大陆上扎下根。经济民族主义、进口替代等旧的破坏性的思想，则被认为是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被看作是时代错误。 拉美似乎终于成为斯蒂芬·茨威格曾经预言过的属于未来的大陆。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近十年之拉美，就会同意，这种预言未免言过其实了：民主迄未在拉美扎根。
很不幸的是，民主首先在我的祖国秘鲁失败了。同以往一样，它是败于军人之手，区别只在于，1992年民主是在一位民选总统的协助下失败的。而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政变却倍受欢迎，这在秘鲁历史上的确有点不寻常。我们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军事政变，但没有一次得到如1992年这样强有力的支持。究其原因，也许是恐怖活动，恐怖活动带来的不安全感，或是前政府的民粹主义政策导致的经济危机，或是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只有少数活跃的秘鲁人起而抗议了我们社会应加以珍视的价值理想如民主制度、自由和法治之失败。
如你们所知，这一恶劣的先例在拉美到处被效仿。我极为震惊地发现，人们似乎又一次觉得需要一位强人来统治他们的国家。1992年以来，我访问过不少拉美国家，到处都听人大讲，“我们也需要一位藤森，我们需要一位有魄力的领袖，一位能铲除腐败，能踢走无能的政治家的人物。”危地马拉曾翻演过秘鲁政变，不过失败了，因为那里的民主基础比我国要强大，但这确实是一次尝试。自此以后，民主被抛弃一旁的事在拉美时有发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得到广泛的支持，比如在危内瑞拉。不支持民主的政权却受到欢迎。
渴望“强人”有很多原因。腐败很严重，人们看到政治成了个人发财致富的捷径，当然对社会就丧失信任。民主政府浪费国民财富，导致过高的期望，唤起了期望却又不能实现，导致人们对民主的幻想破灭，这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拉美，那个词不是自由，而是腐败。腐败已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在有些国家，腐败确实已减少到“正常”水平了，不过，在很多国家，腐败迅速蔓延，并已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和经济改革。
我想举一个例子，阿根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它的总统的改革决心和能力无人会表示怀疑，然而他的很多经济改革却由于腐败而大打折扣，受到破坏，而这正是大选中的重要话题。腐败不只是破坏改革，从中长期看，它也将消蚀民主观念，扭曲人们对民主的看法，这是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负面因素。
拉美确实已建立了政治民主，但很多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是脆弱的，或者根本就付之阙如，比如拉美各国的司法体系就是非民主的。只有那些有权有势者才能得到司法保障，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则既无政治权力，又无经济实力，根本就得不到正义。没有正义的司法制度和独立的法庭，市场经济就很难运转，民主制度也难以所有公民生活得到改善。你有自由选举权利，但如果在你的权利被侵犯时，你却不能告上法庭，因为你知道法庭受政治权力的操纵，那么，你对民主党制度的信心就会大减，甚至消失殆尽。
令人叹息的是，很多经济改革也是不民主的。比如，私有化是增加私有财产所有者数量的非同寻常的手段。如果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没有普遍分散，私有财产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社会的大多数则根本没有财产，那么民主对这多数人而言又有何意义？因此，拉美国家数量巨大的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应该是使那些没有财产的拉美人获得财产权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却只有少数国家在少数情况下如此实行私有化。
智利是个例外。在这块大陆大多数国家，私有化就是把国家垄断变成私人垄断，这一办法可以让国家发财，从而使它得以推行民粹主义项目，进行投资，当然，也是政治家们的朋友、伙伴发财的机会。在很多拉美国家，私有化总是伴随普遍的腐败和肮脏的内幕交易。
为什么当你跟拉美人谈论民主时他们会如此悲观？对此我有体会，我进行竞选的时候，曾深入贫穷的乡村和城市贫民区。我跟那里的人谈论民主。我试图解释世界上发达和富裕地方人们的民主观念，但我从我的听众眼里看到的是怀疑，他们看我的眼神，好象我来自外星球，他们一定在想，“你在瞎扯什么呀？你说的民主到底指什么？有个家伙偷走了我的牛，我告上法庭，但我没钱贿赂法官，我知道我在法庭上必败无疑，从我一出生就是如此，以后仍是如此：这就是你说的民主吗？”我想，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切实改变人们，特别是在贫穷的拉美人，对于民主的悲观观望态度的话，那就是增进公正。一旦人们明白，民主制度可以在他们受到损害或权利被侵犯时得到补偿，如果他们的境遇能得到改善，如果他们可以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那么他们不仅在原则上拥护民主，也会用实际行动支持民主。
本文是略萨1999年11月10日在CATO研究所所作之演讲。
原文刊CATO Policy Report ,January/February，2000
与镜子交谈的小说家
王晓渔
第一次看到这本《给青年小说家的信》，我把它误作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仔细看了一下，才发现作者是略萨，赶忙把它抽了出来。我对文论的兴趣大于小说，常常觉得一些文论具有小说的一波三折，另一些小说却像文论一样难以卒读。小说家的文论特别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幼稚得仿佛刚刚学会写字，要么精彩如老吏断狱，略萨就属于后者。除了那本《谎言中的真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他小说中的两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载《世界文学》2004年第4期）中，他借高更之口说道：“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地方是偶然的；他可以用自己的身心去选择真正的祖国。“在《情爱笔记》中，他又这样说： “我惟一热爱的祖国就是我妻子卢克莱西娅蹂躏的双人床。”在我看来，这两句话是具有互文效果的夫子自道，而不仅仅是小说主人公的虚构之书。
《给青年小说家的信》曾以《中国套盒》为题在中国出版，但出于“形式大于内容”的偏好，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却多次对《中国套盒》视而不见。因为与第一个版本花花绿绿的封面、松松垮垮的装帧相比，陆智昌的装帧设计素雅得如同上个世纪的80年代，很符合我不合时宜的胃口。不过，略萨已经在书中提醒我们：内容和形式的分离是人为造成的，只有出于讲解和分析的原因才能成立。所以，这本书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外观，更在于略萨对小说的解剖。
这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十二封信，可是我们对那个青年小说家几乎一无所知。这十二封信从文学抱负开始谈起，然后依次讨论小说家的主题、小说的风格、叙事的三个视角（空间、时间和现实层面）和不同手段（比如“中国套盒”和“连通管”）。结构完整得让人怀疑略萨究竟是在回答一个文学青年的问题，还是在与镜子交谈小说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把这本文论当作一篇小说，甚至是行为艺术。
《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开篇就讨论了“为文学献身”的问题，这是一句我们经常听到的口号，它往往包含两层意思：表层意思比较冠冕堂皇，指没有成功的文学青年为了“献身”于文学梦，被迫放弃一切；深层意思有些难以启齿，指成功的文学青年幻想着别人“献身”于他，以弥补当初失去的一切。略萨却提供了第三种理解，指出“排他性的献身”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奴隶制。他有些残酷地告诉青年小说家，这一决定与19世纪某些贵妇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她们害怕腰身变粗，为了恢复美女的魔鬼身材就吞吃一条不断吸食人体营养的绦虫。“献身”是一件完全自愿和自足的举动，写作者不必过多地埋怨别人不劳而获，也不必为自己的劳而无获耿耿于怀。其实，写作的最大回报就是写作本身带来的快感，就像阅读的最大快乐就在于手指翻过纸张的时刻。如果献身文学是为了某个文学奖项，那还不如直接去经商，然后用赚到的钱设立一个文学基金会呢。
尽管略萨对小说写作进行了心脏手术般精细的剖析，他在最后一封如同后记的信中却表示：“请忘掉我在信中提到的那些关于小说形式的内容；还请忘掉一下子就动手写长篇小说的念头。”这并非作者的谦辞，我们几乎可以通过解剖任何一具尸体得到人体解剖图，却不可能通过人体解剖图还原出那些灿烂的表情和动作。写作的核心秘密永远无法言说，它不是略萨留在纸张上的痕迹，也不是略萨与镜子交谈时的自言自语，它只能是沙上之书、镜中的“哑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