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５年３月３日，曾任美国总统的塔夫脱在康乃尔大学讲演。胡适听了讲演，认为其讲演“有警策处。”并在日记中录下其中一句：“尝见丛冢中一碣，有铭曰：‘吾本不病，而欲更健，故服药石，遂至于此。”胡适欣赏此句，因为它讥讽了激进主义。
胡适曾给女友韦莲司给过这样一封信，内容如下：
“说实话，吾对造反者甚感同情。可是，吾不赞成现今之革命。吾一贯坚持，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有些人主张，君主制是政治发展之一必经阶段，吾对此亦不赞成。吾以为，倘若缺乏某些确定的、必要的先决条件，那就无法保证获得一个好政府。有人认为，为达到国内统一与强大，中国需要君主制；又有人认为，中国只有实施共和政体，才能创造奇迹。吾以为，上述两种主张皆是愚蠢之举。倘若缺乏吾所谓之‘必要的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皆不能救中国。吾辈之职责在于，准备这些必要的先决条件——即‘造新因’。”
在给好友许怡荪的信中，胡适更具体地说明了他的“造因之道”：
“……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只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从教育入手来改变国家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胡适认为这个过程不可超越。在给维廉斯教授（女友韦莲司的父亲）的信里，胡适表明了这个态度：
“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持君主论者并不期望开明而有效之政治。革命论者倒是非常渴望，但是，他们却想走捷径——即通过革命。吾个人之态度则是，‘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须之过程，可是，人却是最没耐心的！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须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须，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须。’”
20世纪30年代，教师忙于索薪，学生热衷学潮，文凭贬值，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所有这些教育界弊病让不少人对当时的教育十分灰心，有人悲叹，教育破产了。
胡适不同意“教育破产”说，他认为，高喊教育破产的人是害了一种“没有胃口”的病。所谓“没有胃口”，就是“无论什么好东西，到了我们嘴里，舌头一舔，刚觉有味，才吞下肚去，就要作呕了。胃口不好，什么美味都只能‘浅尝而止’，终不能下咽，所以我们天天皱起眉头，做出苦样子来，说：没有好东西吃！”胡适认为，这个病症，“看上去很平常，其实是死症。”
在胡适看来，高喊教育破产的人，其信心之所以浅薄，是因为他浅尝辄止，刚尝了一点教育的味儿，就皱着眉头说，教育是吃不得了。由此，胡适得出结论，教育越失败越要加强教育，“欲要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
胡适对经济制度、民主政治也充满信心
胡适认为，随着物质享受的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然要靠制度。胡适推崇西方文明，在他看来，西方社会能够靠制度和法律使得大多数人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除了用科学与机械增高个人的快乐之外，还要利用制度与法律使大多数人都能得着幸福的生活——这就是西方最伟大的精神文明。”
倘使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生活，社会必须救济穷困弱小者，胡适认为，救济有两种办法，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一是国家利用权力，制裁资本家，保障弱小贫苦者。于是，社会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大运动”：
“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动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
后来，胡适在文章中一般不提“社会主义”一词，代之以“社会化的经济制度”，对这种制度，胡适的解释如下：
“这样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并不废除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一方面节制资本，征收级进的所得税，供给全国的用度，同时还可以缩短贫富的距离。这样的经济制度可以称为‘社会化的’。此外，如保障劳工组织，规定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用国家收入来救济失业者，这都是‘社会化’的立法。”
胡适认为，经济制度社会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个共同的理想目标。
有人认为，救济要靠人性的改变，靠公德的提高，胡适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救济的关键在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中国有句古话说：‘先小人而后君子’。先要承认人性的脆弱，方才可以期望大家做君子。故有公平的考试制度，则用人可以无私；有精密的簿记与审计，则账目可以无弊。制度的训练可以养成无私无弊的新习惯。新习惯养成后，保管的责任心便成了当然的事了。”
对于民主政治，胡适也充满信心，他说：“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自由大潮流，大方向。”
胡适的信心并非建立在空谈之上，而是建立在“学”之上，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
“老实说，我们不须怕模仿。‘学之为言效也’，这是朱子的老话。学画的，学琴的，都要跟别人学起；学的纯熟了，个性才会出来，天才才会出来。
一个现代国家不是一堆昏庸老朽的头脑造得成的，也不是口号标语喊得出来的。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铁轨，汽车，电线，飞机，无线电，把血脉贯通，把肢体变活，把国家统一起来。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教育来打倒愚昧，用实业来打倒贫穷，用机械来征服自然，抬高人的能力与幸福。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种种防弊的制度来经营商业，办理工业，整理国家政治。”
学，就是模仿。而“一切创造都从模仿中来”，人，如此；国家，也如此：
“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它不肯学人的时候，它的盛世已过去了，它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它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
胡适的信心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而是建立在“反省”的基础上。胡适说，倘若我们不肯反省不肯认错，就会“事事责人，而不肯责己”，所以，他认为，“今日第一要务是要造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
在胡适看来，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反省”：“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经过这种反省和忏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起。”
胡适的信心也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建立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在《再论信心与反省》中，胡适写道：“我们民族这七八十年来与欧美文化接触的结果，虽然还不曾学到那个整个的科学工业的文明…究竟已替我们的祖宗消除了无数的罪孽，打倒了‘小脚，八股，太监，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得监狱，夹棍板子的法庭’的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这些祖宗罪孽的崩溃，固然大部分是欧美文明的恩赐，同时也可表示我们在这七八十年中至少也还做到了这些消极的进步。”
在《悲观声浪里的乐观》中，胡适再次强调，几十年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虽“还不够抵抗强暴，还不够复兴国家”，但却让我们“鼓起更大的信心”从而在将来取得更大的成绩。
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者往往意志脆弱不堪一击，遇到一点波折或经历一次挫折，信心满怀的他们会立刻灰心失望。所以，胡适一再提醒人们，只有明白了“任重而道远”的艰难，才不会丧失信心：
“古代哲人曾参说的最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明白了‘任重而道远’的艰难，自然不轻易灰心失望了。凡是轻易灰心失望的人，都只是不曾认清他挑的是一个百斤的重担，走的是一条万里的长路。今天挑不动，努力磨炼了总有挑得起的一天。今天走不完，走得一里前途就缩短了一里。‘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决不至于白费’，这是我们最可靠的信心。”
参透了任重而道远的奥义，那么，我们得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得一尺则有一尺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