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允许自己刚回来就马上去别人家。经过难耐的几天等待，我急着去三楼看望金妈妈，这也是一个老是牵动我思绪的地方。走上楼梯口，我心中升起了难以名状的惆怅和些许的惊慌，终于，我跨进了已经十年没有进去过的房门。
房间里少了人少了东西，显得过于冷清简陋，恰似金妈妈清癯消瘦的面庞。十年的辰光使房间四壁更加陈旧灰暗，天花板凭添了不少漏雨留下的水印，房间里只有两张床，住着金妈妈和金丽英。金伯伯“自然灾害”时，以十分之一的低价把一生积蓄的几千元公债换成几百元纸钱，从朝天门走到和平路，几千元公债钱吃得一分不剩，后来回去上海死在老家。
从房间的陈设看，金利胜连影子都没留下，说明他离开后再也没有迁回重庆。
和金妈妈清聊一阵后，我站起来查看墙上的照片。这个一尺见方的相框，十年前就挂在这里，里面密密麻麻嵌着许多小照片，我早就对它们了如指掌，其中有一张金利胜的二寸高中毕业照，那时我经常在这里同他相会。现在，多数照片已经发黄，有的甚至发花人影依稀。我在相片群里迅速地寻找着，眼睛一遍一遍仔细地查看，终于失望地发现，他不在这里。这个发现令我不胜惊奇，难道他去了崇明变了心，不认这个抱养他的家庭？但是，我了解金利胜，他绝不是这种人。除此之外，我想象不出任何别的“难道”，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从这里消失。
我开始询问金妈妈关于金利胜的消息，发现这个话题很难继续下去。金妈妈的回答始终是两点之间的直线，短得不能再短。“金利胜好吗？”“他好。”“去崇明后，一直当农民？”“喔，不。参了军，入了党，当了军官。”含着隐隐的母亲的骄傲，唯一一次多讲了几个字。“安家了吗？”“是的。”“有孩子了吗？”“两个。”她的声音暗淡下去。我有点失望。失什么望，我问自己。难道我希望他兑现一个未经表明，又无承诺的爱情？十幾年过去，难道我希望他還是单身，像我想象的那样等待我刑满归家？“他现在生活得好吗？”我问。“好，好。”至此，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金妈妈用她最大的努力掩盖她对我的敷衍，这个问题好象烫嘴。后来，我向金小妹打听过几次，二十多岁的她，似乎还是十岁，总是回答：“晓得的哟，他们大人的事情！”
毛泽东死了一两年后，我才从某人嘴里探听到金利胜的一点下落，金妈妈金小妹仍然守口如瓶，此人是谁，我完全回忆不起，只记住了事情。
金利胜参了军，入了党，当了军官，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他得到了领导的高度信任，一直在新疆部队工作。
可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有他的计划，正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实现着。好象修宝塔，长久艰苦卓绝地，一层一层修上去，就要修到最后那层尖顶，他出事了。
这一次，金利胜没有胜利，他想偷越国境，在新疆与苏联的边界线上，他被子弹击中，倒毙在血泊里。
生命在这里只是数目，十个，五双就数了。但是，在金妈妈、他亲人和我心里，金利胜是独一无二、无人可以替代的，这个惨剧留下的悲痛永无尽期。
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吓得很久很久不能讲关于他的话题，就象金妈妈、金小妹很久很久不能讲关于他的话题一样。
傍晚，我爬到和平路房子的顶楼，这里已经面目全非。因为房子陈旧漏雨，房产公司图省事，把四楼拆除，然后用一层水泥把整个四楼覆盖，水泥上铺了瓦，埋葬了我们昔日晾衣服夏天洗澡戏水的阳台，埋葬了平时煮饭洗衣冬天当“澡堂”用的厨房。我站在楼梯的最后一级，默视房顶，与其说是在凭吊逝去的儿时的欢乐，不如说是在回忆我和金利胜在这里度过的短暂而难忘的快乐时光。
我又惊喜地看见他和金小妹坐在矮凳上，从小桌子上端起盛满金银花水的小酒杯，你一杯我一盏热情地痛饮，为的是金小妹头上长满了痱子不肯喝水清热。我记起一个月光如水的夏夜，我同邻居好友廖曼蒲在阳台上洗澡玩水，被隔壁举过墙头的“小鬼”吓得大叫救命，金利胜闻声走到半楼被我俩“不准上来”的吼声止住，只得派金小妹打头阵调查究竟。原来是被我和廖曼蒲的欢笑声和泼水声吸引的邻居，把他六个月的婴儿举过墙头分享我倆的欢喜，害得我們一场虚惊，并且落得金利胜嘲笑的“胆小鬼”的下场。我还如梦如幻地回忆起，那次，他靠在厨房那个用门板做的案桌旁同我讲话，陪我洗一脚盆脏衣服。我们讲呀讲呀，学校呀、读书呀、同学呀，好象有台永动机在肚子里鼓动，衣服洗完了，话永远讲不完。一贯懒惰不肯帮妈妈做事的我，多么遗憾脚盆里没有一粒“夜明珠”，放在米缸里米永遠是滿的，放在腳盆里一件衣服洗完又长出一件来。
有一次，我俩争论埃及电影《忠诚》，我说那个男主人公毫无根据地怀疑他妻子的忠诚，他的妻子是为了他，男的都不好。金利胜急了，不是的不是的，他握住我的手，把它折到我背后，我的身子和他的身子突然只相隔两寸远，他吓得马上把手放了。后来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后悔，为什么我没有顺势倒进他的怀里，愚蠢地错过了今生唯一一次亲近他的机会。如果我当时这样做了，事情开了头，我或许就有足够的勇气追随金利胜去北碚缙云山农场，再一起逃到上海崇明岛。有了我，他就可能不参军不入党不去新疆送死，有了他，我可能就不去中国的“敌占区”——廣州，不入狱。我俩的命運可能就完全變樣，就象阿基米德说的，如果有足够长的杠杆，找到恰當的支点，我们就能把地球举起来一样，金利胜和齐家贞兩个人就可能把地球举起来而不是双双被地球压死。
唉，命运，烛照一切的命运啊。
我想，我一个人一定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夜雾冷气升腾起来。这个被废弃被遗忘的“四楼”，蛛网累累，尘埃满布，两边与邻居阳台相隔的旧栏栅，木条腐坏，东倒西歪，在雾气缭绕中形状可怖，鬼气森森。我感到冷，也有点害怕，想赶紧下楼。可心里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愿望，希望金利胜在这里向我显灵，就象哈姆雷特的父亲在霧氣里显灵，告诉儿子他死亡的真相。我突然感到很紧张，鼓起勇气，默默請求金利胜，你出來呀，告訴我，这些年来你到底想了些什麼，到底做了些什么，你生命中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這麼年輕已經不在人世……
金利胜，你在哪里？
他，没有出现；我，还在等待。
二十年之后，金妈妈已经不在人世，金小妹也已年近半百，她终于开口讲了如下的故事：
记得五十年代初，政府发起打“老虎”（三反五反）运动，因为父亲解放前是皮鞋小业主，被划为小资本家，属于被打击的对象，那时我只有三岁。有一天，许多人冲进我家砸家具，连地上的楼板都被一块一块地撬起来，他们以为楼板下藏有金银财宝。我吓得蹲在房角发抖，哥哥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大我十岁左右），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望着这群恶棍。这群人什么也没有抄出，就押走了爸爸妈妈。家里一片狼籍，哥哥对我说：“这里不能住人了，这帮坏蛋可能还要来，你跟我到学校去吧。”这样，我随着哥哥乘了一辆马车到了市一中。他上课，把我藏在寝室里，住了一个多星期，这帮人把爸爸妈妈放回来以后，哥哥才把我背回家里。哥哥读书成绩非常优异，一中毕业后学校保送他进了四川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通知书寄到家时，许多邻居前来祝贺，称赞哥哥聪明有才华，将来前途无量。
由于目睹社会阴暗面太多，对社会有看法，五七年大学开展反右斗争時，哥哥说了过激的言语被打成右派，校方勒令他退学，后来下放在四川某县农村劳动改造（具体地名忘记了）。当时正遇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许多人，哥哥在农村吃不饱，他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哥哥原籍上海，亲生父亲姓王，六个月就抱养给我家，由我父母抚养他长大成人。于是，他设法改名换姓，隐瞒了他的右派历史，逃离重庆，投奔他上海的亲戚。不久，他报名参军，分到新疆某机场服役。经过几年的奋斗，他由一名普通士兵晋升为连级干部，加入了共产党，并娶了个上海姑娘，生了两个孩子。
这一切只是通过哥哥在重庆的一位表姐告诉我们的，她当时在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因为哥哥隐瞒了他的历史，又担心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不测会连累我们这家人，因此，自从他逃离四川农村后，就没有直接与我们联系了。哥哥很爱也很挂念我们，有时寄钱寄信或者寄包裹，都是化名王XX寄到他表姐处再转交给我们。
文革期间，哥哥写了一张所谓的反动标语，内容是针对林彪和毛主席的，同时在标语上插了把刀。部队查得很紧，哥哥预料难逃厄运就自杀了，他的妻子当时正带着两个孩子回上海探亲。哥哥死了半年之后，部队才通知他在上海的亲属。
听完讲述，我问金小妹，可是我听说你哥哥是被枪杀在中俄边境上的，她说她也搞不清楚，哥哥的死，始终是个謎。
说金利胜自杀，这事太不合乎他精细的头脑和不妥协的叛逆个性，我不相信！
他胸有韬晦，做事有勇有谋进退有据。如果说过去单身一人时他不甘心坐以待毙，运用自己的智慧与魄力逃离农村，改写历史，向不公的命运抗争，那么，十年之后，他有家有室有责任有牵挂，他就绝不会草率行事在前，轻生自戕在后。
倒是我听到的说法，更符合金利胜性格的逻辑。
如果他明知事败后唯一的出路是自杀，那金利胜就会按兵不动，继续戴着他优秀党员的假面具，等待另外的时机。他这次有胆量摸老虎屁股写反标，敢于在毛林的名字上插把刀，他就会未雨绸缪考虑好东窗事发后的各种对策，以及对家庭後路作出安排。金利胜的俄语很好，又身处中俄边境——十年前他就选定的出逃之地，为什么在事情可能败露之时，他不鋌而走险朝苏联奔逃搏一条活路，而是放棄生路選擇自殺？
這不是金利胜。
金利胜已经消失了，他已無法告訴我們事情的真象。他可能死在边境线上，也可能死于刚刚从家里出发的路上，甚至就死在他自己的家里……他可能遇到不測，反標之事敗露后，他的出逃计划被觉察被检举，或者别的什麼理由……無論發生了什麼，反正我相信，金利胜会困兽犹斗，他絕不會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認為，金利胜是被杀害的，杀害之后他們再宣布他是畏罪自杀。七十年代早、中期，在放个屁也要保密的部队里，一个解放军军官要叛逃，而且是去他們当时恨之入骨的敌人——苏修那里，這简直是罪恶滔天，非扼杀在摇篮里不可。他们对金利胜下了毒手，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这类事不是绝无仅有，而是屢見不鮮。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死了半年之后，部队才正式通知他在上海的家属。
是不是这样？金利胜，你自己说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