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本格勒的国家，民族，城邦等国家地域概念，很快就转化成为（他说的）最终的、极少数人统治的历史。他也许是最早的精英主义的传世者之一。他的民族观念，言及中国封建和西方封建。封建衰落，国家未见；民族未成——这是施本格勒的说法——这是一个可怕的危机关头，“封建世界的解体和城邦国家即政治的‘点’的形成联接在一起”；而中国“甚至懿王（公元前934年——909年）也为他的附庸所迫，不得不交出全部的征服土地”；体制逐渐为诸侯控制之前，周公召公共和行政。
另外，德川家康的日本，竟然对外（荷兰）称王（他是所谓大将军；而这个词和英语将军一词对称；和德川家康实际上的权力地位不相称），也是日本藩镇权力意识的真实体现。
在奥古斯度笔下呈现的教会、国家、民族三位一体以后发生的逻辑演绎则是，世袭和继嗣的中断。古典世界所谓空间性状（他说：古代希腊没有未来），被后古典世界时间性状所代替。贵族和所谓德莫（平民）发生对峙和抗衡。这样，国家变成贵族；城邦变成寡头。
在这个叙述中，阶级概念和国家概念开始在施本格勒的言说中出现。其逻辑还是，民族国家概念超越阶级；国家形式越是纯粹，民族概念对于阶级概念的打击，越是沉重。
尽管如此，英国内阁制为其代表，转化成为一种所谓新式皇权——而这种内阁制，据说是一种“高级艺术”（施氏语）。
另外，朕即国家和朕为国家第一公仆（菲特列大帝语），使得嗣续国家不再可能；“国家这个词，废而不用了”（施本格勒）——国家为阶级代替；权力观和掠夺观，互相依赖也互相博弈——他引述罗马的历史说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即元老院和保民官，是此后无一政党会捣碎的锻铜般的形式；而其余一切国家，因其各个在古典国家世界中的权力范围的狭窄，只能再次证明这个事实：对内政治只是为了对外政治能够存在，才存在着”。
这个演绎和对比，现在好像也在发生，只是以极端扭曲的形式发生；并不能否定西方新老殖民主义，用经贸对外关系，映证中国式国家对内合法性的统治之存在——但是，这里既无元老院，也无保民官。
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客和一切人权主义团体在人权问题上观点一致；但是，人权团体仅此无二，他们却在耍弄N种原则和显示N种面孔。用我们现实的语言诠释，类似中国式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来源于任何阶级国家和权利结构之内部，而是来源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贸易的苟且需求。
这个为施本格勒比喻为财政辞藻的政治说法，也许具备十足的文学色彩。施本格勒说，“我们是从魔王罗伯特（1028——1035）的诺曼帐房中的棋盘（CHEQUERED TABEL），取得英语财政部的名称并从中而取得支票（CHEQUE）这个词的。”
诺曼人用阿拉伯文明的货币经济学，制造了麦尔费宪法。他这样说。
三，政、教关系的演化
施本格勒说，“财富是一种感情。”
而财富的主干就是土地；贵族是土地的占有者。他们是施本格勒所谓植物性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载体；其延续发展，主要源于血统。
又说，贵族是时间性象征——僧侣是空间性象征——因为贵族血统是家族乃至皇朝历史的源头和源流；而僧侣是空间憧憬的使者，他蔑视或者排除时间，承袭和延展之可能性；因为僧侣本身就是生活的拒绝者。
他认为，贵族的血统和家庭，基本上形成了欧洲甚至欧亚历史的主轴。
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家族之兴亡史，就是欧洲文明的历史。在另外一个方面，欧洲的、甚至是中国印度的僧侣阶级（婆罗门阶级）也是其历史兴亡的起点和终结（他特别重视中国周代祭祀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何，以没有发展成为中国之对抗于政治势力之势力，乃是他论述的缺憾；也是中国学人一直以来罔顾之研讨）。
这个简要的说明显示，施本格勒的观点和西方一般性民主派观点，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个区别，不是他和一般西方学人定位政、教两极关系的说法，而是形成之结论非常不同。
一般而言，政教分离的结果，造就西方政治学和政治路径，不能以教会的宗教政治为依规之方法；不能实行他们的教皇制度和教阶制度，甚至实行宗教经济的荒诞活动，如，出售赎罪卷；等等。这是历史常识告诫人们的警讯。所以，施本格勒本人对于宗教、政治的分野，和一般西方学者并无不同。区别在于，他认为，政治力量，其实是在有效地吞噬宗教的领地，使得西方式政、教合一的趋势，逐渐膨胀，以至于当贵族政治和文化在其式微和灭亡的前夜，由于宗教势力的侵入和（尤其重要的是）革命的，平民的政治势力的崛起，遂导致贵族文化的衰落和灭亡。
这一点并非施本格勒一个人的观点；如，托克维尔也认为法国贵族的消失业在必然——（由普鲁斯特笔下绍述之）旧贵族和新贵族交替的生活过程，其实证明的，还是老贵族的衰落。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但是，这个贵族的消亡，对于西方新型文明的到来，其作用究竟如何估计，却是施本格勒和以后学人分野所在。
换言之，贵族为首，为大，为尚的说法，其实，只是施本格勒个人的一种偏见。在新贵是不是得到保守派认可这一点上，也许可以继续世纪争执，但是，“贵族等于文明”的定义，不能不说是旧时代的遗产——虽然，这个精神质地，在很多文学作品里每每回光返照，鲜艳夺人。
问题还在这里。如果按照施氏看法，贵族的灭亡，等于文化晚期天鹅之歌和众神黄昏（见赫尔德林和瓦格纳），那么，西方“等级”带来的早期文化和东方“种姓”制度带来的晚期文明（见施氏文字），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西方文化走向衰落势在必然；因为按照他的说法，文明的特征，就是晚期文化的特征——此乃施氏著名观点之一。
这也是一种文化走向衰落之标志。但是，特别的情形恰好相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施本格勒发现端倪的一战前后，确实呈现各种传统文化和晚期文化的特征；也即是，我们所谓西方传统文化特别受到现代派挑战的时期。这个挑战，也许也和施氏的文化和文明批判不无干系。一种由阿伦特说明过的，看见文化就要拔枪的反文明势头，正在和施氏所谓的贵族文化之式微，一同发生。
于是，逻辑的演绎产生的归纳，应该就是，在无法更好预见历史前景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在业已存在的文明中，到处说，不！
而这种述评，又带来多少存在的文化虚无主义！
于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革命冲突，就发展成为施氏所憎恶的群众运动；施氏说，“群众是一种尽头，他们是极端无用的东西。”这个情绪之言的学理性质，基本上荡然无存。但是，西方政治却朝向施本格勒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条路径发展。
一条路径，就是贵族和僧侣制度治衡可能性的衰微和消失。加上他前此言及之法权范围中政治特权的介入，西方政治，确实一度在朝向极权主义的路径上阔步前进——这个前景的预示，
还表达在施本格勒极其著名的“假结晶”这种概念当中。
比如，他举例说明的俄罗斯政治路径，就是一种假结晶路径。结晶之正品，就是矿石内部结构的条理化和规则化——假之，则是表面上有晶体之貌，内在结构非然——俄罗斯革命到来的时候，这种情形就是如此。列宁主义和别尔嘉耶夫，索洛维耶夫等“路标派”决策之巡神派教义和实践（其实并无实践）相反相成，带来的不是宗教统序，而是布尔什维克的伪基督——虽然，这个伪基督的早早的骂名，是梅列日柯夫斯基赐给彼得大帝的绰号。（在中国，这种假结晶体同样表现在毛革命和早早孙文革命的理想和忽悠之间的替换上）。
这是施本格勒伟大预言不幸言中之处。这个准确性，主要是他预言的种族优越性和他所称道的家族贵族性，反映在希特勒身上的矛盾百出；希特勒，采纳了前者，种族；但是这个奥地利痞子的家族，却是施本格勒化的典型贱民，等等。
问题的重要性不在这里，而在于西方正统学派对于历史的厘正和梳理。这个厘正的观点十分简单。传统反叛者的反专制之路，可以走向极权主义和纳粹主义，却在摆正位置之后，也可以继续反对专制，而走上民主之路。
也就是说，施本格勒预言的所有政教难以分离、政治绝对至上（法治不至上）的说法，可能被证实于一种法西斯路径，却也可以纠正为民主的普世路线——这个普世路线，在本质上，区隔了他的文明分梳论。
虽然，人们对于群众和精英的论述汗牛充栋；但是，约翰.穆勒和孟德斯鸠的精英论和治衡论，比较施本格勒的看法更加严谨，清晰和简单。
这样，在西方人文主义对于宗教的有效补充和纠正过后，在宗教载体教廷的改革过后（给伽利略平反，等等），复合人文主义的某种宗教轨迹还是清晰可见，良性运行的。
施氏所言之僧侣政治化和俄罗斯巡神派批判的宗教政治化，等级化，教阶化等等弊病，历经一二百年之改革，正在演化成为政治和宗教的互补和递进；此乃西方文化变更和文明并不死掉的实证。
这个互补的最有效证明就是，波兰的保罗二世教皇、新的宗教“政治化”决策——这个决策，可以说，不单是分离了政、教合一的原有说法，更在新的路径选择上，合一于政、教的新实践。这一点，是施本格勒再也无法想象的。他们，良性的宗教和良性的政治，都未见衰落，而是更新和涅槃了。
当然，其中，施本格勒预言的力量，并未完全失效。一个新的中国模式，也在一种施本格勒未见预言的发展中，挑战于兹。东、西方新的媾和，也从反面证实了施本格勒的观点囊括的所谓“世界图景”；施本格勒说，印度和中国的文明模型业已式微衰落；很不幸，这个预言，他并未言中；问题是，这个模型，难道不是一种业已改变的模型吗？
改变以后的模型会不会衰落，乃是改变以前难以定义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