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伯格（Peter Bürger）在对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做了区分之后，把西方先锋派描述为一种艺术的自觉（而不仅仅是语言的自觉），有了这种自觉，先锋文学和艺术所攻击和批判的对象，就不再是保守的、在特定历史时期里具有宰制力的艺术风格、艺术传统和艺术规范，而是维护这种传统和规范的文学艺术体制本身。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伯格有关现代艺术发展的历史分析还是有不少问题，应该做细致的分析和批评，但无论如何，他围绕艺术和体制之间的冲突来定义先锋运动，是把握到了关键，这比英美文学批评对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不加区分地捣浆糊，要高明得多（中国国内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由于一直是跟随英美批评的路线，所以自八十年代至今，在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认识上形成严重的混乱，这对如何看待“今天”先锋运动，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例如简单地把“今天”的写作看成是西方“现代派”的一个支流或是模仿）。因此，无论是对八十年代的《今天》，还是对今天的《今天》，或是对这个文学运动从过去到现在作整体性的评价的时候，紧紧抓住它和体制间的关系，我以为同样是把握住了关键。在一定意义上，《今天》的出现是社会主义失败的产物，因此，《今天》的抗议和反抗的对象就不仅是文学和艺术的体制，还包含着这些体制后面的制度安排和历史含义。有这样复杂的背景，不仅简单地把“今天”文学运动和现代主义历史过于紧密地地勾连起来是不恰当的，就是把它和二十世纪欧美先锋运动作比拟，也需要十分谨慎。西方先锋主义把反抗和批判的矛头直指资产阶级艺术体制，并且想以此克服“纯文学”“纯艺术”形成的艺术与生活的分离，寻找一条重新把艺术和生活实践结合起来的道路（近二三十年成为西方艺术探索最前沿的装置艺术热潮，就是这种“寻找”的继续，不过由于艺术市场和商品美学的压迫，“寻找”已经完全变形，形成一种非常病态的新的矫饰艺术），这种努力无疑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样把革命目标过分集中于艺术体制的做法，也大大限制了它的事业和雄心，其文化政治上的内涵不能不比较狭隘。正如彼得·伯格指出的，艺术体制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西方先锋派只以艺术体制作反抗对象，无论在目的上，还是方法上，都已经隐含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其失败是难免的。相较之下，“今天”文学运动的“先锋性”就丰富得多。无论这一运动和文革的复杂渊源，还是这一运动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联系，以及它在全球化中获得的机遇和位置，都使得《今天》和它推动的先锋运动有着西方先锋派无法比拟的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当然，一个运动并不能仅靠其内在含义坚持和持久，如前所述，在九十年代，这个运动完全有可能半途而废。幸运的是——我愿意在重复一次——是世界变革的大形势，让在半途上挣扎前行的《今天》不仅看到了希望，而且获得了新的动力。在二十世纪的七十或八十年代，人们已经预感到全球化浪潮将给世界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环境和新秩序（六十年代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这个说法，可以说是对这预感的预感），至新世纪初，这种预感已经变成了现实：浓云薄雾，顷刻散尽，一个全球化市场社会在刺眼的阳光下赫然现形。旧世界的一切，无论是国家、个人，还是文学、艺术，还有其它，都不得不在这新社会里被重新规划，重新定位。
无论推动全球化的动力是什么，出于什么目的，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很多都大大出人意料，而且，其结果往往和人们对全球化的期待正相反对。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讨论全球化形成的新世界体系的时候指出：“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紧张关系，可以说完全在市场和资本全球化的预期之外。它引起的严重后果，即全球化的胜利进军同时也引来了致命的内在危机，在胜利者们的想象里更是无处容身。不过，对于一切反抗压迫和专制的斗争群体来说，这种紧张关系正好为他们的斗争提供了新的空间。因为正是在这紧张关系的后面（或是里面），是被隐蔽起来的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之间的同质化和异质化的深刻矛盾。如果说，在漫长的二十世纪里，由于存在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区分和对立，文化的生产和控制体制一直是不统一的、多元的、异质的，每一种体制都由于和某种政治经济制度有着特殊的依存关系而具有不同的特殊形态，那么，在全球化市场社会基本形成之后，这种多元局面正在消失，并且消失速度越来越快，本来有其特质的各类文化生产和控制体制都被剧烈改造而趋于一。文化体制上的同质化进程，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这在中国的改革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举一个例子，大约十五年前，中国的上千家文学期刊还都是官方刊物，但是不过十几年的时间，随着中国投身于全球化大潮，迅速成为全球市场社会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些刊物（还有它们所依附的机构，比如出版社、作家协会）纷纷变色，无论生存还是发展，都已经取决于它们对市场体制的依附程度，其“官办”性质不是已经有名无实，就是事实上形成官方和市场之间的某种合谋和合作。这真是让人震惊：环顾中国，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不再被市场体制控制的文学刊物——不错，还有极少数几家文学刊物在试图采取某种妥协路线，以换取一方面对市场、一方面对官方的某种“独立”姿态，不过，罗衾不耐五更寒，我看这是个梦，一个最终做不成的梦。不过，同质化只是全球化过程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全球范围在人群、科技、金融、媒体和意识形态的大流动引起的异质化倾向，在全球化市场社会里不断促成各种层面、各个方面的断裂和差异。这种倾向对世界性文化体制的统一化、同一化过程到底会产生多大的阻碍和对抗的作用，还有待做更细致的考察和分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全球化中同时在发展的这两种倾向，必然形成很大的张力，必然会形成很多裂隙和空间，在这些裂隙和空间里，坚持进行对抗的文学写作又找到了坚持的可能——《今天》就体现了这种可能。今天可以说，十几年的坚持，让它几乎变成了中国文学领域里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还没有放弃自己目标的文学刊物，像涨潮中唯一的一块没有被淹没的礁石。
要仔细分析为什么只有《今天》才有这样的幸运，那要对《今天》的历史发展作更仔细的分析，这恐怕要有待将来。不过，有些事情现在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恰恰是那些让刊物处于常年窘迫的恶劣条件：没有固定、经常的资金支持，仍然和当年油印机印刷“出版”时代一样，编辑部是由志愿人员组成的临时“机构”（因此也从来没有审查制度），刊物虽然在出版上要依赖出版社但并不能够盈利，长期以来没有发行渠道，因此刊物也不能进入市场实现为合法合格的商品——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帮助了《今天》，让它避免在全球同质化的过程中被吸纳、被消化，始终保持住了自己对体制的警惕和疏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因素对《今天》的发展都是负面的，然而今天，正是凭借这些负面因素，《今天》不但坚持住了自己一贯的坚持，而且突然在“全球化”的背景里使自己的先锋身影显现的格外清晰。事实上，只要拿近来出版的《今天》和其它文学刊物稍作比较，就不难看出《今天》正在承担的角色：在风暴间歇的空挡里，吸引那些疲倦不堪的鸟儿们落在自己这块礁石上，以积蓄力量，继续飞行。
以上是我对《今天》的先锋性做的一个历史说明，比起它漫长而坎坷的经历，特别是其中蕴藏的丰富的历史经验，这说明显得十分简要，但是，如果把八十年代至今的“重写”历史拿来做一番对照，我想文学史写作如何受制于体制，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十多年前，为《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撰稿的作者们今天还都很活跃，很多人都已经是自己学领域中的权威人物。可是，如果《今天》再一次开设“重写”专栏，再一次热情邀请大家写文章，还会有人寄来文章吗？专栏还能再继续十年吗？我可以肯定，不会的。这不是因为这些人不再愿意为《今天》写作，我相信，只要有机会，大家都愿意以自己的写作支持《今天》。问题不在这儿，在别的地方。《今天》和“重写”相遇，无论对《今天》，还是对文学史写作，都是一段插曲，这个插曲如今之所以不能再重复，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他们和体制的不同关系。今天，全球化对中国无所不在的改造的一个小小局部，就是学术体制迅速“和国际接轨”，不到十年的时间，学术性写作——自然也包括文学史写作，在国家严格管理下被很有中国特色地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中国知识生产的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今天，不管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写作活动只能是跨国知识生产的一个部分，只能在服从体制的规划、安排的前提下运笔行文。近些年出版的各类现当代文学史全部都是大学教科书，或至少也是为大学教学服务的辅助材料，就清楚反映了新体制的约束是多么强大。当然，某种对抗或是反抗总会发生。回顾国内近来对“重写”的讨论，试图突破体制的束缚，为某种更具批判性的“重写”开辟空间的尝试，不是没有，例如对钱立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关批评，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但是，认真检阅就不难看出，这些批评无论在大的理论框架上，还是在具体的概念分析上，还都受制于学术体制在命题、方法、范畴等等方面的规定，要想有真正的解放性的突破，几乎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既然是“几乎”，就是说还有一点点可能，那么可能性在哪里？我以为，这时候回头再看看《今天》历史和“重写”历史的十年重叠，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当年《今天》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是临时起意，想到的只是让“重写”能够继续，并没有想得更多，比如能不能尝试一种体制外的文学史写作？可是，今天在重新认识和评价《今天》和“重写”历史的十年重叠的时候，这样提出问题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到底有没有可能进行体制外的文学史写作？为什么不试一试？实际上，已经有人试过，诗人柏桦就写了一本《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出版社，2001），在我看来那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当代文学史。也许有人根本不承认那是文学史写作，只是一本回忆录。可是我反过来要问：到底什么是文学史？难道只有那些枯燥乏味的大学教科书才是文学史吗？为什么不能以回忆录的方式写文学史？为什么不能凭借诗人、作家、编辑的个人经验和经历，并且以他个人的立场和评判来写作文学史？为什么不能以某种文学形式的衰亡写一部文学衰亡史？为什么不能以语言修辞的变迁和变化为线索写一部修辞文学史？为什么不能以作家的交游活动为中心写一部编年文学史？为什么不能以文学期刊的兴衰作经纬写一部期刊文学史？
只要敢造反，路子其实多得很。
在体制外写作应该是可能的，用写作来对抗体制的压迫应该是可能的。《今天》的历史证明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也许我们还是不能期待文学史写作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因为《今天》和“今天”先锋写作的存在，能证明文学史写作当中也一定会出现一种先锋运动吗？恐怕不能。
2006年7月 24日写于安娜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