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丽川这首诗在形式上并无什么新意，不象“非非”有形式上的突破，但在内容上却有极大的创新，甚至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母题。“温柔敦厚”的优雅诗法之迷信被破除了。诗人诚实地面对了自己及其生活，正如波德莱尔所说：“诗是最现实不过的。”这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之诗，也应了庞德（Ezra Pound）所说，所有艺术说到底都是现实主义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尹丽川这首诗是一首及物的诗。正是在及物这一点上，她又如同波德莱尔一样，为我们带来了题材、内容的新颤栗，这颤栗让我们紧逼了现实并感到人在世界上一种真实的存在的形式，由此我们继续读出“这种现实主义的定义不能不考虑作为它的起因的人在现实中心的存在，因而是极为复杂的。”（同上，第167页）的确，作者在现实中的思考是极为复杂的，尹丽川并不象单纯的波德莱尔那样执着地书写拾垃圾者、腐尸、恶魔、蛆虫、苍蝇、粪土（这些意象对于传统诗歌来说已经是十分惊世骇俗了），而是以一种东方似的微妙手法，通过厕所书写了普通人的沧桑、麻木、荒凉，一句话，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别的选择，也不必选择。但在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处境时，作者又在诗中贯注了极深的慈悲。最后二句是公开的细腻的悲悯，当然也是对“恶之花”般的现实的升华。但这悲悯是以冒犯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作者一贯的风格），她提请我们注意这位老妇，她的生命在厕所“打了个饱隔”（一个最准确、最惊人的细节），“满意地叹了口气”（这是平凡之气，也是空白之气与衰败之气），这就是平凡生命的本质。我们通过这间郊区公厕感到了作者笔下的厕所的确为我们带来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波德莱尔），这欢乐绝对配得了悲怆交响乐，也绝对令我们震动。为此，这位老妇人的形像也是我们的形像，她的“悲怆”或“默片”式的生命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核心意象“公厕”。 我们在《郊区公厕即景》中既读出了悲悯也读出了诅咒，那正是作者一种深情的对现实厕所的诅咒与悲悯。这悲与咒的结合如此饱满有力，又恰好呼应了佛家语中的大悲咒！
就在我写完这个注释后的十天左右，我收到了我的挚友，毕业于法国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波德莱尔专家，现为四川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刘波写来的有关西方人如厕的精彩文字，我以为切切不能遗漏，特别在此转引过来，以使此注释更趋全面：
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沈志明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中有对西方人（纽约人）如厕的描述，全无东方式的委婉而精致的趣味和唯美做派，而是把如厕看成是片刻的解脱甚至解放的时光，直脱脱宣示西方人的张扬和放肆，在屎尿中体会迪奥尼索斯式的恣意狂欢。现将这段文字抄录于后，聊备一格：
人同肠子完全一样，只不过粗大些，多变而贪婪，体内装着一个梦幻。（第219页）
我坐的凳子右边正好有一个大洞口，就在人行道上，很象我们的地铁（……），里面宽宽的，有粉红色的大理石台阶，我看到许多人进进出出，原来他们到地下室去大小便。我立刻行动起来。地下室也是用大理石建成的。但见一个大池子，有点像游泳池，但没有水，散发着恶臭。透进来的日光非常弱，再被解纽扣的人一挡，几乎没有日光了。大家都不回避，涨红了脸向池子里泄赃物，发出不堪入耳的声响。男人之间这样随随便便，嘻嘻哈哈，互相打气，大有足球场的气氛。人们一到，首先脱去上衣，好象要进行体力的较量：干事要有合适的穿着嘛，这是规矩。然后放肆起来，打嗝的打嗝，放屁的放屁，手舞足蹈，各自占个粪坑，好象这里是疯人院。从台阶下来的人和在粪坑旁的人互开玩笑，语言污秽，但大家都喜眉笑眼。但他们在人行道上却一本正经，甚至闷闷不乐，不过想到要廓清叽里咕噜的肠子，不由内心欢喜，已经显得如释重负了。（……）里外鲜明的对比使一个外国人瞠目结舌：在地下人人衣冠不整，落拓不羁，随随便便泻肠污，而在街上则行动拘禁，道貌岸然。（……）我从原来的台阶返回光天化日之下，在原来的长凳上休息，恍然领悟消化和庸俗的奥秘，发现了共同拉巴巴的乐趣。（第 220-221页）
看来，正如克里斯蒂瓦所说，塞利纳的作品中的确包含着一些“搅混身份、干扰体系、破坏秩序的东西”，一些“不遵守边界、位置和规则的东西”（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权利——论卑贱》，张新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6页）。
巴赫金有一段话说得也很有见地：“粪便还是欢快和令人清醒的物质，这种物质既是贬低性的，又是温柔的，它用一种轻松的、毫不可怕的诙谐方式将坟墓与分娩集于一身。”（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0页）这段话说的是拉伯雷的《巨人传》，不过放在塞利纳身上倒也贴切。
拉伯雷的书真可谓屎尿文学的大全，大大方方地列数各种粪便的名目，讨论屎尿的威力，也有一种大气的狂欢气象。至于说到擦屁股的方法，那也是不厌其详，其精致细密的程度丝毫不让东方同行。主人公高康大如是说：
有一次我拿一位宫女的丝绒护面擦屁股，觉得很好，因为丝绒柔软，使我的肛门非常舒服；
还有一次，用了她们的帽子，也同样舒服；
另外有一次，用的是一条围脖；
还有一次，用的是紫红色缎子的耳帽，但是那上边的一大堆粪球似的金饰件把我整个的屁股都刮破了。巴不得圣安东尼的神火把造首饰的银匠和戴首饰的宫女的大肠都烂掉！
后来，我用了一个侍从的、插着羽毛的、瑞士卫士式的帽子擦屁股，才止住了疼痛。
还有一次，我在一丛小树后面大便，看见一只三月猫，我拿它擦了屁股，没想到它的爪子把我的会阴部分抓了个稀烂。
第二天，我用我母亲熏过安息香的手套擦屁股，才算治好。
从此，我擦屁股用过丹参、茴香、莳萝、牛膝草、玫瑰花、葫芦叶、白菜、萝卜、葡萄藤、葵花、玄参（花托是珠红色的）、莴苣、菠菜——这些，用过之后，腿部都觉着很好！——还用过火焰菜、辣蓼、苎麻、止血草，但是用这些，我却得上了隆巴底亚的痢疾病，我用我自己的裤裆擦屁股，才把它治好。(《巨人传》，成钰亭译，台北，桂冠图书，2005年，第61-62页)
这段汪洋恣肆的文字还很长，所引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到后来终于得出结论：
但是，总的看来，我可以说，并且也坚持这个意见，那就是：所有擦屁股的东西，什么也比不上一只绒毛丰满的小鹅，不过拿它的时候，须要把它的头弯在两条腿当中。我以名誉担保，你完全可以相信。因为肛门会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快感，既有绒毛的柔软，又有小鹅身上的温暖，热气可以直入大肠和小肠，上贯心脏和大脑。别以为极乐世界的那些英雄和神仙的享受，就像这里老太太们所说的那样，只是百合花、仙丹或是花蜜，他们的享受（照我的看法），就是用小鹅擦屁股，苏格兰的约翰大师就是这个想法。(同上，第66页)
巴赫金说这段文字展示了快感生发的生理路径：小鹅的软毛和热气，从肛门直达脑门。“这种满足正是阴间永恒的快感，以这快感为满足的，确实，不是基督教天堂里的圣徒和遵守教规的人们，而是极乐世界的神仙和英雄。”（《拉伯雷研究》，第437-438页)
巴赫金从小事情中看到了大道理：“这是一场欢快而自由的戏弄物品和观念的游戏……它的目标是驱散包围着世界及其一切现象的阴沉、虚伪的严肃氛围，使世界有另一种外观，更加物质性，更加贴近人和人们的肉体，更具有肉体的合理性，更容易接近，更轻松，而且描述世界的语言也会是另一个样子，是狎昵─欢快的和大无畏的。可见，这段情节的目标是已为我们熟知的世界、思维的语言的狂欢化。”其实这又有点像是在说你的（按：指柏桦的）《史记》。
（2）在此可见刘同珍心细如发的专业感以及天生的科学家精神。需知当时并无这方面的专业书籍（人体排便量）可供参考，但他凭直觉，一下就抓住了事物的关键，即一般情况下，每人每天排便数量。这正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刘同珍的确堪当此行翘楚。说到这里，我正好读到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的一段话,也是谈排便量的,甚觉有趣,亦可互文，难免手痒,趁便引来:“某位名为贝里永的作家在一战中创作的一部《德意志种族的巨大排便量》——作者在该书中称一个普通的德国人排出的粪便量比法国人更多，且气味更加难闻。”（参见埃科：《密涅瓦火柴盒》，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334页）
（3）诗并非总是“忧伤的玫瑰”等待着诗人去发现，“而是那个坐在电车里张望世界的人的眼光，他能够从正在工作的人的平凡普通中发现美：骑着三轮车的脏兮兮的面包店伙计啦，把邮筒清空的邮递员啦，甚至那个正在把牛肋肉卸下来的司机：
但是也许最好看的是那些肉块，铬黄色，带粉红色斑块，一圈一圈的涡形图案，它们堆在卡车上，那个系着围裙、戴着皮帽、后沿披挂到脖子上的人正把每片肉块搭到背上，弓腰将它从人行道上搬到红色的肉铺里去。”（参见博伊德：《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331页）
不是吗？我就从掏粪工人刘同珍的工作中发现了别样的精密的诗性，这一切犹如纳博科夫从扛着肉块去肉铺的司机身上看到了美的精神一样。
赤脚医生（1）好就好在有一个轻便的药箱
里面只有红药水、蓝药水、APC等
仅仅二十来种常用药就够了；
赤脚医生好就好在“赤脚”二字，
它意味着永葆劳动者的本色
意味着电影《春苗》（2）中田春苗那美丽的形象。
（1）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合作医疗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了。
在乡村里，选拔赤脚医生，一般是从以下三个条件来选的。一是从医学世家中挑选，二是从高中毕业生（略懂医术病理）中挑选，三是从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挑选。选出之后，集中到县卫生学校培训三至六个月，结业后回到乡村便算是赤脚医生了。乡村里的赤脚医生，因没受过系统的学习，医学、病理等知识是比较低的，大病重病治不了，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赤脚医生能解决的问题，通常是一些头痛身热，擦损外伤等小病而已。虽说是小病，但能治理能解决，也大大方便了乡村民众。
乡村的赤脚医生，医术虽不高，但服务态度特别的好。他们常背着一个印有鸡蛋般大的红十字药箱，穿着白大褂，挨家串户走访群众。乡村里的小孩怕打针，赤脚医生便会千方百计哄小孩，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为他们唱歌，有时甚至买一颗糖送给小孩，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一针下去，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
（2）1965年，江南水乡。朝阳公社湖滨大队阿芳嫂的女儿小妹患了急性肺炎，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抢救，医生钱济仁对小妹见死不救，妇女队长田春苗见此情景痛切地呼吁：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正在这时，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公社党委同意湖滨大队党支部派田春苗到公社卫生院去学医。但田春苗却遭到公社卫生院院长杜文杰和医生钱济仁的打击和刁难。田春苗不畏打压，在医务工作者方明等的帮助下，勤奋学习。她目睹了患腰痛病的老贫农水昌伯受到钱济仁的刁难，杜文杰又不准她和方明为水昌伯治病，田春苗愤然回到大队。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支持下，她办起了卫生室，背着药箱，为群众服务。阿芳嫂的儿子得了急病，公社卫生院拒绝出诊，并卡住田春苗的处方权，不准水昌伯取药，田春苗连夜冒雨采来草药，及时挽救了小龙的生命。在田春苗的影响和带动下，公社许多大队纷纷成立卫生室，培养自己的赤脚医生。这些都遭到杜文杰的反对，他对田春苗施加种种压力，并摘掉了卫生室的牌子，没收了田春苗和公社赤脚医生的药箱。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杜文杰以名利为诱饵，办起赤脚医生集训班，田春苗和赤脚医生一起揭穿了杜文杰的阴谋，田春苗与方明等将水昌伯接进卫生院，用老石爷献出的土方进行治疗。水昌伯服药后，原来麻木的双腿突然剧痛起来，杜文杰借此大造舆论，诬蔑田春苗和方明谋害贫农，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田春苗走访了老石爷，证实水昌伯的病是好转的表现，而且需要加大药的剂量。她不顾生命危险，试尝含有毒性的加大剂量的草药。这时钱济仁妄图暗中下毒谋害水昌伯，嫁祸于田春苗；杜文杰以抢救为名，调来救护车要把水昌伯劫走。这些都被田春苗识破，杜文杰最后又利用职权禁止水昌伯继续服药，无理将药碗砸碎。田春苗和群众更看清了杜文杰的嘴脸，更坚定了把农村卫生事业办好的信心。
该片产生于“文革”后期。由于国内多年缺少新的故事片，它的推出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它将对“赤脚医生”这一“文革”中“新生事物”的歌颂与跟“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文革”时期艺术作品普遍具有的特点。
一瞥
他不是《山城棒棒军》的棒棒（1）
他是一位20世纪70年代的棒棒
这棒棒看上去有一些浪漫——
他热爱自己的仪表
他暗读政治经济学
他正值青春，洋溢着理想……
当我第一次遇见他时
这异人让我感觉到兴奋
但又说不出他身上哪点非同凡响
哦，原来他崇拜金日成
难怪他走起路来象金日成首相
（1）诗中所写的“棒棒”是指挑夫或搬运工，外国人叫coolie（苦力），此英文词由中文的发音转译过去。“棒棒”这个新词的流行是因为一部曾在（至今仍在）重庆与四川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山城棒棒军》。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人们四处可见这些手持棍棒的“棒棒”，他们或站或走，随时听候雇主的召唤，只要听得一声“棒棒”的呼叫，他们就迎上前去，迅速地开始了运输工作，即肩挑背扛的劳作。这些“棒棒”全数来自农村，他们涌入重庆卖力气，仅仅是为了讨生活，如何讨？按重庆人的形象说法，就是“在血盆里抓饭吃”。那么70年代的“棒棒”呢？当然，70年代还没有“棒棒”这个词；那时，我们叫这样的人为搬运工（这是典型的毛泽东时代的词汇，需知工人可是那个时代的第一阶级哩；而挑夫却是旧时用法）。本诗以“一瞥”来速描70年代“棒棒”的形象是有一番意思的。我的确认识几位那个时代的“棒棒”，其中一位我曾在《水绘仙侣 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第43页有所展览，在此抄录一小段：“我的一户邻居，是一位小学教员，一直独身带一约8岁的小女儿生活。有一天，一个两手空空的男人走入了她的生活。他是一位搬运工，有一副说得过去的身体及很深的感情。听人家说他是一个刚被劳改释放的政治犯，颇有些神秘。他与那女教师生活得非常沉默安静。不久，这个女教师的肚子大了，她那搬运工丈夫，一下班回来就屋里屋外地忙。当时我最欢喜看他在屋外锅里煎鱼，手段是那样细腻干净，又不说话，人很整肃，我似乎忘了他是一位搬运工。如今我写《水绘仙侣》，才突然悟到，他那时可是熄灭了多少理想，只悄悄地并认真地与那女教师做一份人家呀。”这另一位就是《一瞥》中写到的搬运工了，此人我更熟悉，他叫王宗毅。正如诗中所写，他是一个爱读书且有些浪漫的理想青年。由于出身不好（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他不被允许读大学，年纪轻轻就当了搬运工。一开始认识他时，我就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但又找不出这特别的原因，只是被他莫名其妙地吸引。后来我的初中一年级同学颜其超告诉我，他最崇拜的人是金日成。再后来，我也专门问过他，为什么喜欢金日成？他说金日成走路的样子很好看，有美感。听他这么一说，我自然是豁然开朗。的确，他走路几乎与金日成一模一样：两手朝后轻摆，肚子向前大方地挺起。当然，他没有金日成那么胖，但也不瘦，加上常年模仿，还真有些金日成的风度了。这位棒棒（姑且改一个口，不叫他搬运工了）也结了婚，老婆的美与之旗鼓相当，但二人吵架打架是常事，我就经常看见他脸上被指甲抓出的道道伤痕；但他又无所谓，工作之余，仍像日成那样稳稳当当地走着，面貌也尽量在和平从容中显出金日成的味道。
菜场夜市
“我们喜欢菜场的夜市”这是七十年代上海人的评价。
闸北区副食品公司李访贤就说过：“到夜晚，你不妨
到菜场来看看：大批判专栏对面，在明亮的灯光下，
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场面啊！”二十四小时服务，
菜场彻夜不眠。（1）幻觉中，我们似乎来到了宋朝临安
的夜市，那也是《梦梁录》中十三卷的夜市：“杭城
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
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如此循环往复，恰似今朝的循环经济
但毕竟古临安已逝，现目下的夜市光景唤我回到今生今世：
深夜下班的工人、医生和护士在清芬的菜场天真地挑选；
农副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运进了进来，开箱、开袋、卸货；有人问
“完了吗？”采购员随喜答道：“早呢。今天还有一千二百担
蚕豆要运来。”每个送菜人都有一肚子农业学大寨的故事。
他们会告诉你，大寨精神已在江南水乡开花，现在的上海人
在冬天也能吃到难得的荠菜与菠菜。菜场里不仅仅卖菜，
工农兵顾客的菜刀钝了，有人会利落地替你磨快；
菜篮子坏了，你可去修蓝组整旧如新；附近老弱病残者买菜困难，
营业员会每天把菜蔬、禽蛋、肉类送上门去；如果你没有带菜篮，
他们就主动为你把菜捆得结结实实，或放入蒲包里。
夜市正在落市（因早市即将开场），肉摊上的营业员拿出剐刀
把砧墩上的污垢刮除。这是在做卫生吗？可为何又把那污垢
用纸小心地包起？你没想到吧，这些在过去或古代被扔掉的垃圾
如今已变成了宝贵。许许多多的垃圾都在被综合利用，
从工业废水、废气，甚至从这肉摊砧墩的污垢里，我们
提炼出各种各样的化学，当然也提炼出我们祖国的玄学。
（1）我对彻夜不眠的菜场可以说体会至深。我幼时虽未经历夜市，但对早市却永志不忘。从诗中可知，早市即夜市，此乃那个时代特有的昼夜不停的循环经济呀。古人说民以食为天，今人何尝不是如此，且看夜市刚过又迎来了早市。
记得读小学时，我每日清晨上学必经过我家附近的牛角沱菜场早市，印象最深的是冬日清晨，那早市灯火通明，在漆黑的夜空下，宛如一个未来的新世界。我刚从暖和的被窝里出来，在独自走了几分钟寒冷的夜路后，很快就置身于热气沸腾的菜场早市之中了。在那里，我会继续流连二三分钟，用五分钱买一个烧饼，惊奇地观看清晨菜场喧闹的买卖人群，雾气弥漫的老虎灶旁的吃茶人，以及那总是湿漉漉的地面。然后，我就翻山越岭（需知重庆市中心也是山路起伏的），来到大田湾小学校。到校时，仍然是曙色未明、浓雾缭绕，而上课铃即将打响或已经打响，灰暗的教室已点亮了刺目的日光灯，晨读的音乐开始声声入耳，我向教室冲去，但在这一刹那，不知为何，我总要最后再一次想起那雾里的明灯照亮的菜场早市，那些走来走去的买菜人，那些我还不能一一叫出名字的菜蔬，当然还有那些我百吃不厌的烧饼以及我从未尝过——但我最想吃，由于大人们常说不能吃生食，而成为禁忌的——形态至美的豆腐干，或许——不，一定——就是这一切构成了我对菜场早市或夜市最初的美的认识，推论之，即对那个素朴的幸福清晨的认识。如今写这首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菜场夜市，又使我回到了昨日，回到了我7岁时所经历的重庆菜场早市，这一切真是如梦如幻但亲手可触，在此特记一笔，以作历史，也作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