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帅：那首《信》中，“我”写给未来尚未存在的人的信，是否就是表现这样的感觉？
高桥：我写作的时候没有意识这样写，当然根据读者的理解不同，怎么理解都可以。现在回来看，也许确实是想表现这样的感觉吧。
董帅：你的死亡观，好像是反过来的。
高桥：是的，但我觉得我这样是正确的。这种想法并不是孤立无援，有几位宗教家和我有相类似的感觉，因为宗教一定是要善待死者的，否则不是一个好宗教。
董帅：那你这样独特的死亡观从哪里来的呢？
高桥：可能和我的出生有关吧。我生下来105天，父亲就去世了，我对他没有任何记忆。而我出生的第106天，一个姐姐也病死了。我还有个姐姐活着，于是我妈妈让我和她都喝了毒药，然后她自己也喝毒药自杀。我们喝下毒药后没多久就被邻居发现了，被送到医院抢救过来。如果没有被发现，我现在就在死者的世界里。这是一次没有成功的“无理心中”。（无理心中：日语词汇，杀人加自杀的复合形式。）
董帅：在你有记忆开始，别人是怎么向你解释这件事的呢？
高桥：懂事之后，听邻居说过，母亲也解释过。她说，你才生了106天，爸爸死了，姐姐又死了，我一个女人，承担不起，大家不如一起追随你的父亲。
董帅：听到母亲这样说，会有记恨的感觉吗？
高桥：没有，很平静地接受，因为没有办法。
董帅：你的作品中，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生其实是对死亡的一种寻找？或者说，曾经离他这么近，之后又远离，才出现这么多意象。
高桥：这是你说的，我没这么想过。小时候，妈妈再遇上痛苦、活不下去的时刻，她已不再想要自杀，而是去神社祭拜，问神明：我该怎么生活？请问问我死去的丈夫和女儿，然后把死去的灵魂带到我家来。从那时起，我就与死者接触了。
董帅：于是，便从来不害怕死亡吗？
高桥：不是说不害怕，而是觉得离我很近，就在我身边。中学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走去旁边的墓地，在那儿站一会儿，特别舒服。那么静的墓地，我去了之后，感觉非常热闹，很多人在说话。让我感觉平静，沉着。同样，尽管三岛是那样的方式自杀，但我总是感觉他在我身边，形影不离，从未离开过。
日本有一个习惯，去参加葬礼临别时，要从丧家准备的小盒中抓一点盐，进自己家门前，要把那盐在自己身上洒一下，表示幽灵不要进来。这是一种风俗，但是我从来不洒盐—请跟我到房间来吧。我认为某种意义上，一个人是不能写诗的，是死者帮助我来写诗。我的家应该有众多的幽灵、死者，在伴随着我。我会对它们说：请带给我灵感，帮助我写诗吧。当然我不是每天闭上眼都能看到，但是我有个对幽灵非常敏感的朋友来我家，说：哎呀，你家的空间充满了幽灵。
董帅：你觉得这是一种幸运吗？
高桥：对我来说是幸运，它们帮我写作，带给我灵感。我去国外参加活动，还能帮我看家。（笑）
董帅：我们来谈谈这次诗歌节吧，针对于现在关于翻译的共识，说节奏、意义都可以翻译，唯一翻译不了的是旋律，您怎么看？
高桥：我倒是觉得，诗歌最本质的、生命的东西，是可以被翻译的。在阅读翻译成日语的诗歌时，我有被感动得流泪的经历。诗歌最致命的东西还是可以翻译的。
董帅：译作中，欣赏的是哪些诗人？
高桥：北岛选集在日本的译本出来后，带给我很多感动。我阅读时能感觉到他使用的语言不是日语，但是我的母语译本，成功地把这种感动带给我。
其实我刚刚读完一本诗集，中国诗人骆英的《小兔子》。我最大的感动是，骆英不是为写诗而写下这些句子，我从中读出一种生存的危机，这样的诗，眼光放得非常远。他非常成功地用汉语表达出来，并由译者传递到日语中，带给我很多感动，很多深层思考。关于这份感动，这么给你解释吧：你知道耶稣诞生的时候，全世界人口是多少吗？1亿。而现在已经63亿。在二十世纪，一百年内全球人口增长了4倍，到现在全世界人口还在增长，按这个速度，再过两千年，人类的重量就要超过地球的重量本身。所以说，公历三千年的人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就处于这个环境之中，却没有人看到这样的未来，骆英看到了。在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中国诗人，能看到不单是中国而是人类的未来，这带给我很大的震撼。
董帅：读您的新疆组诗，也是对胡杨的死亡的一唱三叹。三千年后，死去的胡杨还在，死去的人类却不在了。
高桥：是啊，尽管人不存在了，但存在过的这件事，我们感觉到了。
董帅：那时候死者的礼物又是什么呢？
高桥：就是我们。我们活着，我们恋爱，我们感受外面的阳光、风，被它们吹拂。有时候幸福，有时候苦恼，就是这样。
翻译：田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