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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非常重视语言。他曾在《自报家门》这篇自传体散文中说：「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注28】说语言是小说的「本体」，语言即是内容，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路子。事实上，早年的汪曾祺也确曾对这类写作有过兴趣，也承认自己「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有些作品很『空灵』，甚至很不好懂。」【注29】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写的短篇小说《复仇》，就是这种作品之一。应该说汪曾祺从一开始写作，语言就不是特别欧化的，很少用那种从「翻译体」演化过来的、有着强烈的印欧语句法形态的句子。但是由于《复仇》这篇作品的大的叙述框架是「现代派」的路数，在这个框架下的语言就不能不受制，特别是句法，不能不带有清楚的欧化味道，以开篇的一段为例：「一枝素烛，半罐野蜂蜜。他的眼睛现在看不见蜜。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他嗓子里并不泛出酸味。他的胃口很好。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回。一生，一生该是多久呀？我这是一生了么？没有关系，这是个很普通的口头语。谁都说：『我这一生……』就像那和尚吧，──和尚一定是常常吃这种野蜂蜜。他的眼睛瞇了瞇，因为烛火跳，跳着一堆影子。他笑了一下：他心里对和尚有了一个称呼，『蜂蜜和尚』。这也难怪，因为蜂蜜、和尚，后面隐了『一生』两个字。明天辞行的时候，我当真叫他一声，他会怎么样呢？和尚倒有了一个称呼了。我呢？他会称呼我什么？该不是『宝剑客人』吧(他看到和尚一眼就看到他的剑)。这蜂蜜──他想起来的时候一路听见蜜蜂叫。是的，有蜜蜂。蜜蜂真不少(叫得一座山都浮动了起来)。」【注30】这里频频使用相当西化的「自由间接引语」(「浓、稠……，他的胃口很好。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句」等)和「自由直接接引语」(「我这是一生了么？没有关系，这是个很普通的口头语」等)【注31】，再加上适度的心理描写(「他充满了蜜的感觉」等)，很有意识流的效果。这种叙述技巧在句法上很难避免欧化，表现在不长的段落中人称代词出现频率很高：十五个「他」和五个「我」。其中十三个「他」和三个「我」都是做主语。人称代词是这全段叙述的轴心。另外，除了个别句子之外，绝大部分句子都有完整的主谓结构，大多数句子都有动词做组织全句的中心。这样的行文和修辞，明显是一种「翻译体」的作风。除了小说起首「一支素烛，半罐野蜂蜜。」这样的句子(上句和下句之间还隐约对仗)，《复仇》的语言整体上是相当欧化的。如果汪曾祺一直这样写，那还会有今天我们熟悉的汪曾祺吗？
是什么原因使汪曾祺很快就离开了这样的写作路子？我们已经不得而知，连《自报家门》也对此语焉不详。《复仇》写于1944年。《老鲁》写于1945年，相隔顶多一年。但《老鲁》开篇就是：「去年夏天我们过的那一段日子实在很好玩。我想不起别的恰当的词儿，只有说它好玩。」和《复仇》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如果这两个句号前的句子，还可以用主谓结构来加以分析的话，那么像小说第一个段落中这样的句子：「到这里来教书，只是因为找不到，或懒得找别的工作。这也算是一个可以栖身吃饭的去处。上这儿来，也无须通过什么关系，说一句话，就来了。」或者：「校长天天在外面跑，通过各种关系想法挪借。起先回来还发发空头支票，说是有了办法，哪儿哪儿能弄到多少，什么时候能发一点钱。说了多次，总未兑现。大家不免发牢骚，出怨言。然而生气的是他说谎，至于发不发薪水本身倒还其次。」【注32】用主和谓就说不清了。这里，许多句子脱胎于鲜活的口语，已经很难用欧式语法去规范。我这样说或许会有人反对，认为这些句子仍然有语法，能够进行严格的句法分析。对此我不想多加争辨，因为自《马氏文通》至今，汉语到底能不能用欧式语法学做范型去分析，汉语中的语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说一直未有定论。近些年来，语言学界对此争论愈多，分歧日深，但不少语言学家，如王力、陈望道、张世禄、张志公等都有汉语语法不能再以西洋语法做准绳，而应从汉语自身特点出发的意见【注33】。这些意见值得从事汉语写作的作者深思。很多作家(绝大多数罢)并不研究语法学，也不关心西语和汉语在语法上有什么区别，可是由于五四之后「翻译体」大兴，无形中渐渐成为白话文写作的模范，使欧化的语法深刻影响了白话文的形成，使它变成一种文绉绉的脱离日常口语甚远的书面语语言。这里可以举朱自清先生著名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的一段文字为例；「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逼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注34】语言确实美，这种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白话文成熟的标志，想到此文写于1923年，我们不能不对那些创立和建设现代汉语的先驱者肃然起敬，他们竟在白话文运动发启后仅几年的时间内，就能把现代汉语的写作推进到这种境地！但是，这种语言又不能不使我们想到瞿秋白的尖锐批评：「新文艺──欧化文艺运动的最初一时期，完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所以这种文艺革命运动是不彻底的，妥协的，同时又是小团体的，关门主义的。这种运动里面产生了一种新式的欧化的「文艺上的贵族主义」：完全不顾群众的，完全脱离群众的，甚至于是故意反对群众的欧化文艺。」【注35】瞿秋白是革命家，他一说到文艺和语言就总是把它们和革命联系起来，因此特别极端和激烈。可是这有个好处，就是把问题提得格外尖锐。如果把问题只局限在现代汉语发展的可能性这一视域里，瞿秋白的批评至少有这样的警示作用：若是白话文写作不想陷入某种「贵族主义」，那就必须向活生生的「群众」使用的口语打开大门。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知道汪曾祺在1944年前后是否读过瞿秋白的这类文字，也不知道关于大众语的讨论是否引起过他的注意和思考。无论如何，自1945年之后，汪曾祺毅然和欧化的白话文分了手，再没有回头。
王安忆在1987年写过一篇讨论汪曾祺写作的文章，写得真是好。文章题目是《汪老讲故事》，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注36】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注37】汪曾祺这种「平凡」和「老实」打哪儿来的？我以为有意地用口语化的语言写作是主要原因。举个例子：「我家的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注38】试把这段文字和前引朱自清先生的文字比一比，其间的区别一目了然。一比之下，朱自清的语言不是确实显得有点贵族气吗？或许有人会说，这么比不公平，《桨声灯影里的秦准河》是1923年写的，汪曾祺这篇《紫薇》写于1987年，中间差着64年呢！但是，看看今天的文学写作，一个事实恐怕人人都看得明白：朱自清式的这种欧化味很足的白话文，至今仍然控制着大多数作家和千千万万爱好文学的人的写作，而能够走汪曾祺这种路子的，少而又少。这样说不一定是在朱和汪之间比孰优孰劣，也不是要在两种写作路数里确定谁是模范，而是强调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我还记得差不得十多年前，有一次汪曾祺怎么样让我吃了一惊。那是读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注39】──就是这个「嗐！」吓了我一跳。熟悉普通话，特别是熟悉京白、京片子的人，都能领会各种不同语气的「嗐！」能表达多少不同的意思。但是，「嗐！」也能够溶入优美的散文？可人家汪曾祺就这么写了──一声「嗐！」韵味无穷，意境高远。叶圣陶先生曾主张把学校中的作文课改叫做「写话」，大概也是想从「正名」入手，缩短说和写的距离。我以为现代汉语到了汪曾祺手中，已经到了「写话」的境界。
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中于此，并且是极少数被公认为非常成功的作家。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以为汪曾祺更胜一筹。这不仅是因为老舍的语言中留着更多的早期白话文的「文艺腔」的痕迹，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以小说而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只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多半是在人物情态的描写和对话等具体叙述层面中表演，一到小说的总体的叙述框架上，还是相当欧化的。拿《骆驼祥子》来说，老舍主要是通过小说主人公祥子的意识活动做贯穿线索，来展开故事──这种叙述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体」；与这叙述相配合，作家大量使用了心理叙事、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等技巧，这不能不使小说总体上显得很「洋」(这方面，刘禾近着《语际书写》论之甚详，可参看【注40】)。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王四海的黄昏》)；比如：『李二是地保，又是更夫』(《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地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得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再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注41】。我以为王安忆对汪曾祺小说的叙事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的激动，沧海月明，蓝田玉暖，不能自已。为什么汪曾祺的小说会有这样的魅力，它是怎么达到的？那大约是另一篇大文章的题目。如果只从语言层面讨论，我想这或许和他把某些口语功能，不是作为语言特色，而是作为某种控制因素引入小说的总体叙述框架有关。汪曾祺曾多次说他的小说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散」。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里，他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有人说我的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注42】他还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这样说：「我的小说似乎不讲究结构。我在一篇谈小说的短文中，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注43】汪曾祺的小说在结构和叙述框架上的「随便」，使他的小说有一点像「聊大天」，而且聊到哪儿算哪儿，毫无顾忌。
这种「随便」有时候到了一种惊人的程度。以《大淖记事》为例，全篇字数约一万四千多字，开篇近三千字真是「信马由缰」地闲聊，全是关于「大淖」这地方的风俗画，至第二节结尾才出现了主人公小锡匠十一子，但也是一闪即逝。随后的第三节又是风俗画，全不见故事的痕迹。至小说的第四节才出现了另一个主人公巧云，可是仍然是聊天式地描写巧云的生平和种种琐事；一直到本节的结尾，两个主人公才终于相遇，故事似乎要开始了，这时汪曾祺已经用掉了近八千字。出乎读者意料，第五节开始，故事又断了，转而讲述水上保安队和「号兵」们的事，又是一幅风俗画，直至这一节将尽，才有巧云和十一子在大淖的沙州中野合这一发展，但是寥寥数行，惜墨如金。小说第六节──最后一节──全力讲故事，但整节不足三千字。如果较真儿，把《大淖记事》全部用于讲故事的文字加起来，至多五千字，只及全篇幅的三分之一。是不是由此就可以说，汪曾祺写小说全然不讲结构？我想不能。汪曾祺曾说他的「随便」是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注44】，这也不是随便说的。在好几篇文章中，汪曾祺都说及他对苏轼的写作主张的钦服：「我倾向『为文无法』，即无定法。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当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注45】这种对「为文无法」、「文理自然」的追求，我以为反映了一种对汉语特性的深刻认识。
比起欧洲语言来，汉语到底有什么特性？这种特性又该怎样在理论上表达？这在语言学界已经有了很多讨论。我对此是外行，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我对申小龙近年来在《中国文化语言学》、《中国句型文化》等一系列著作中，从汉语的人文内涵出发来探讨汉语特性这一研究有相当的好感【注46】。特别是对今天的现代汉语写作，我以为申小龙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以文学而论，「翻译体」对写作的影响绝不只在修辞或句法层面，作家如果在欧化的语言中浸淫日久，句法上的限制必然会形成对总体叙述或结构层面上能力的限制，换言之，会对汉语叙事的想象力形成限制。在这方面，申小龙下述看法值得从事汉语写作的人重视：「较之西方作家视语法为牢房的焦虑，汉语作家对民族语法的心态则要从容自在得多。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由于语词及其组合不受形态成分的制约，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语汇，词组块的随意堆迭、包孕，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汉语这种富有弹性的组织方略，为主体意识的驰骋、意象的组合提供了充分的余地。它放弃了西方形态语言视为生命之躯的关系框架，把受冷漠的形态框架制约的基本语粒或语块解放出来，使它们能动地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体现出强烈的立言造句的主体意识。」【注47】汪曾祺一定会同意这些意见。只不过，汪曾祺的小说写作更强调以鲜活的口语来改造白话文之「文」，一方面使书面语的现代汉语有了一个新面貌，另一方面使汉语的种种特质有机会尽量摆脱欧化语法的约束(完全摆脱自然是不可能的【注48】)，得到了一次充分的表达。
讲到用口语化的语言写作，不能不提到的一个人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即使今天看，还是现代汉语写作中的珍品。拿赵树理和汪曾祺做比较，是非常有趣的。比如，他们小说开篇常常很相像，都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的方式。看赵树理：「刘家峤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小二黑结婚》)；「阎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令不死』。」(《李有才板话》)；「李家庄有座龙王庙，看庙的叫『老宋』。(《李家庄的变迁》)；「福贵这个人，在村里比狗屎还臭。」(《福贵》)赵汪之间的亲缘关系不是很明显吗？何况，汪曾祺对赵树理非常推崇，曾经说：「赵树理是非常可爱的人，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我十分怀念他」【注49】──用这样动情的口气说一个人，这在汪曾祺是很少见的。和赵树理一样，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不只民间的戏曲、故事、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八面槽附近的一家接生婆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也得他由衷的赞美，说：「这是诗。」【注50】1950年代在北京做《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编辑的时候，他和赵树理还共过事(当然那时赵树理已经是名作家)，共同致力于民间文艺的发掘、整理和发扬的工作。回顾这段经历，汪曾祺说了这么极端的话：「我编过几年《民间文学》，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注5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赵树理对汪曾祺的写作的深刻影响，甚至可能比老师沈从文的影响还深。
不过，汪曾祺的语言和赵树理的语言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使汪曾祺在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提供更广的视野和更多的选择的时候，比赵树理有了更大的贡献。不同在那里？我以为主要是：汪曾祺除了从民间的、日常的口语中寻求语言资源之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汉语写作中取得营养。「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惋。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注52】"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注53】有了这些「余韵」和「痕迹」，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溶入汪曾祺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秘密就在其中。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剎何处？──荸荠庵。」【注54】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自有一种风情。倘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我以为不难发现《受戒》这段大白话的节奏、韵律与《寒花葬志》有自然相通之处。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了无痕迹。反过来，「痕迹」非常明显地以文言直接入白话的做法，他也不忌讳，不但不忌讳，相反，大张旗鼓。举《端午的鸭蛋》一文中的一段：「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沙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札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注55】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水乳交融，自自然然，一点不勉强。再如《观音寺》中这样的行文：「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一、桌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注56】也是白话，可是和赵树理的白话相去甚远，多了一股文人气。这种带股文人气的白话又和五四之后的「旧白话」不同，没有那种半文半白带来的遗老遗少味儿。
无论五四的白话文运动，还是19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都把文言混入白话文视为心腹大患。后来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拼音化的「新文字」，把汉语书面语写作中的文言残余扫荡干净。但是这种扫荡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特别是在商业化的通俗小说写作领域，那种文白相杂的文体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代表了现代汉语发展的另一股潮流。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以市场为依托的「旧白话」文体也实现了「大众化」，而且比朱自清模式的白话文更「大众化」。如果当年张恨水的写作还不足以服人，那么当代金庸的写作就再也不能被忽视了──已经很难再把《天龙八部》中的语言简单地说成是「半文半白」，或是「旧白话」，它大约应该算作是另一类型的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通俗小说中半文半白的写作，经金庸的笔，被集大成，被提升，被炼制，被显示为现代汉语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严肃文学」领域写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以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人，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罢。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庆幸现代汉语最终没有实现拉丁化。如果用一种表音的文字写出「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还要什么呢？挺好」，自然谁都会明白，还挺生动；可是「质细而沙多」，「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室内床一、桌一、椅一」该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