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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写了一篇题为《意象的激流》的文章【注25】，同年七月我到德国南部根斯堡(Guenzburg)参加一个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并且在会上宣读了这篇文章──那时候我还不明白所谓 paper 是什么东西，如今明白了，西方的「paper」也是一种「体」，而且是一种糟糕的文体。这个会大约算是一次盛会，当时各国从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差不多都到了，但我惊奇地发现，大多数与会者可以说根本不知道1980年代中国文学界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大多还在那里研究「伤痕文学」，而且基本上是当某种政治情报来读。是，有人知道阿城，可是我向他们提起汪曾祺，提起莫言和何立伟，提起韩少功的《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庙》，听者脸上都一片茫然，我一惊之下也只好瞠目以对。
至1980年代末，汪曾祺可以说已经有了大名，这大概很出他的意外。从前我曾多次听他说；我的小说可有可无，永远成不了主流！但是在 86 年为《晚翠文谈》写序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话：「在中国文学的园地里，虽然还不能说『有我不多，无我不少』，但绝不是『谢公不出，如苍生何。』」【注26】可见他改变了一点看法。不过他仍然说：「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注27】今天读这些文字，不禁怆然。这个自视很高又十分自谦的可爱的老头儿，可曾想到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时刻中，自己是一个关键人物吗？当然没有。在《意象的激流》里，我曾给汪曾祺画过这样一幅像：「说他是这一群体的先行者，一头相当偶然地飞在雁群之前的头雁。这是有点奇怪，有点不寻常，因为这只头雁是个老头儿，当年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听过闻一多的课，平日好书，好画，好花木，好与各样的怪人闲谈，还是个真正的艺术家，绝不像一个先锋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把现代汉语从毛文体中解放出来这样的重大历史转变中，做了一名先行者，一名头雁。
如今头雁飞走了，留下一片清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