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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隋建国成为杜尚:高名潞VS.隋建国

发布: 2009-7-30 21:44 | 作者: 高名潞




       高名潞:你先这么看着再说。然后到了这个谁那儿就复杂化了,到海德格尔那儿,海德格尔就分出了“在”、“此在”,“存在者”,“器具”等概念。他的这些概念实际就有点儿像人、物和场。实际上海德格尔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找到一个中间这概念,来突破二元论。

       杜尚:建构,要建构这个概念。

       高名潞:他寻找的实际上是这个概念,他寻找的实际上就是这三个概念。所以现代哲学实际上他们所苦苦要想建构的,也是类似这样一个概念。说到底,就是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话,就是一个和谐的概念。

       杜尚:它能把其它因素都包括起来。

       高名潞:都包括起来,能够互相联系的、沟通的,通的一个,就像我们气功叫血脉,血脉得要通,互相之间不能够分隔,而且还有天、人感应这种,说起来有点悬,但是实际上……

       杜尚:小宇宙和大宇宙,这个意思就是“此在”的一个,或者“在”的一个对象化的东西。

       高名潞:对,对,对象化。海德格尔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个概念,他就说叫纯然之物;还有一个是实用之物,还有一个自在之物,这个跟他的这个“在”、“此在”,“存在者”都是一样的。

       那么,纯然之物是一种客观。自在之物就相当于这个“存在”,“存在者”实际上就有了综合性的因素。他把这个“自在之物”叫做艺术作品。他已经超然了,超出事物、超出物的本身的那种原生的东西。这个东西当然,他这种“自在之物”不是那个上帝了,不是康德的那个上帝的“自在之物”,他是一个和这两个者都有关系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个关系中它不能简单地回归到东方所谓的神秘之物。

       杜尚:不是,不是,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简单的。

       高名潞:而是一个怎么样都结合起来,而且这个种理论,我相信,如果我们大家,如果有些人有兴趣,大家可以讨论这个,也可以再去,自己再去建树一下什么概念,这个是西方,就好几百年他们都做过了。

       杜尚:都在建立的,都在做的。

       高名潞:我们从来,从来不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总是用着别人的概念,别人的道具,但是用来用去总是觉得别扭,不顺手。所以,明年我想做一个展览,是想建立在这样想法之上的。

       杜尚:要建立自己的概念。

       高名潞:有自己的东西,要不然就白干了。

       杜尚:不可能没自己东西。不可能,只要是在干,我觉得就会有,是吧?就是看怎么把它找出来。

       高名潞:我觉得像你,虽然我过去经常看你的东西,但是我没有这么多的,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一起看你的作品。我直接的感觉就是,其实你那个作品,比如下楼梯(原文为油漆,下楼梯为笔者篡改)的这个东西,还有你立那个马桶(原文为盒子,马桶为笔者篡改)的作品等等,其实这些作品它都很独特。我前些年谈过那个极多主义,实际上我就是要建立一个概念,突破他们西方的概念。它不同于西方极少主义的剧场概念,而是有线性的时间概念在里面。

       杜尚:它的时间不是那样的时间,这个时间是跟生命挂钩的。

       高名潞:所以我们俗称的日常,日常艺术家的那个经验时间。

       杜尚:它一天,一秒钟、一分钟的时间,这个生命就是它要过去的。

       高名潞:对,对,它是生命,还有这个是个物,物本身其实不能说明什么,它不能完全说明什么,因为你必须看到物之外的环境。

       杜尚:当咱们要看它这个画的时候,这个画本身并不重要。

       高名潞:你看那个漆的那个图,你能看到里边的层次吗?看不到,你得去想,你得能体味,你得能知道这样一个每天的活动,你需要亲身到那个场当中去……

       杜尚:它是,对。

       高名潞:还有你个人的生活,或者你这个人生活都不行,得看你这个人的品位。

       杜尚:直接看,直接面对。

       高名潞:直接看,面对,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实际上,它应该是,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杜尚:其实就是生命进去了。

       高名潞:生命进去了,还有这个场进去了,一个场、环境进去了,还有这个物。所以那个时候我用极多主义,跟我后来又勾画的出来这个元理论的“意派”的这个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杜尚:“意派”就是想要把那个囊括起来。

       高名潞:囊括起来,要囊括起来。当然,我现在也在弄,还有早期我提出的理性绘画。实际理性绘画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用的这个概念,实际上己经蒙蒙胧胧地最终指向都是这个东西。

       杜尚:有了生命这个东西,这个“易”,就是这个变化这个“易”,一下子就变得特别重要。

       高名潞:这里为什么说要打破这样一个东西,打破它的意义在哪儿?就是说,他们用的修辞话语,这个“理”和“形”,当艺术回到艺术自身的时候,他们的话语有的时候就变成了政治和艺术之间的排斥关系,政治和艺术之间的互相排斥关系。所以他们就有了二元分类,政治的艺术和纯艺术的艺术。但是对我们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西方人为什么看中国的艺术它非常简单化?认为有符号的政治性的艺术就是政治的艺术,没有政治符号的艺术就没有政治和社会性,这个是他们的一种偏见。我不是前一段做“无名”吗?无名是文化大革命画风景,文化大革命画风景没有政治,实际上你把他们的风景跟红卫兵一对比,它就是政治。

       对“意派”的质疑

       篡改版对话录读完之后,笔者随意想起数个问题,现列如下,以为读后感:

       以具体艺术家为对象来阐释“意派”概念的对话,为何没有涉及这个艺术家具体创作是怎样体现“意派”的特征?

       我们的理论构建,是否可以脱离具体的作品?进行空泛的概念阐释?如果不是这样,应该怎样解释将对话中重要角色的“隋建国”转换为“杜尚”,对话竟然还能顺畅?

       追求一个与西方能够对持的“理论构建”,是否只是将一些浅显的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简单套用即可?如果这种方式行之有效,是不是说明中国古代已经有了大量的所谓的“意派”作品?

       对于上一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追问,在构建与西方不同的“美学帝国”的时候,我们是否还需要追问一下,这个“帝国”与中国既有的古典“帝国”有着怎样的差异?如果两者没有差异,那么构建如此这般宏伟的工程到底有着什么意义?如果两者之间存在差异,那么应该怎么明确表述这一差异?如果这种差异的产生,是因为二十世纪以来中西方沟通、互融的结果,也即我们与古典美学的不同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化”社会语境造成的结果,那么是否恰恰瓦解了“意派”最原点的意图——构建一个能够与西方区别的“美学帝国”?

       对于上一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西方的某些创作也是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比如最明显的“激浪运动”,那么我们的“意派”是怎样与之区别的?难道仅仅是因为中国人的身份界定而进行区分吗?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加区分,将此类作品也纳入伟大的“意派”框架之中,但这样做我们无疑面临着两个危险:一、我们会发现,原来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艺术进程,有很多创作都是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那么将这些创作都纳入“意派”的范围,我们费力气打造出来的“意派”还有什么价值?二、我们将这些创作纳入“意派”,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些创作在西方理论体系中的有效性?同样的创作,在两者以“对立”、“区分”为述求的理论体系中同时有效,说明了什么?是否说明了其中的一个体系就是“伪理论”?

       接着上一个问题,就回到了这篇篡改对话中了,杜尚的创作为什么不能被纳入“意派”?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中国人?如果不是,就需要我们阐释“隋建国”与“杜尚”在进入“意派”范畴上的差异到底在哪?而且,这种阐释还不能脱离具体的作品来谈,否则势必又将陷入空泛无聊的中国古典美学概念的重复中!

       再由着上面的问题发问,到底应该是哪些艺术家属于“意派”?难道将三十年来当代艺术的成果拼凑在一起,就是“意派”?如果这样,是不是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一直以来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学习西方的判断就是错误?因为这些艺术家都是可以与西方抗衡的“意派”的艺术家,所以三十年来他们一直就是处于一种与西方区别的主观述求中。

       也就是说,如果“意派”真的成立,是否说明了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来一直就是如此这般的“自觉”?如果不是这样的“自觉”,我们又该怎样理解“意派”涵盖了这三十年来的几乎所有不错的创作?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是不是一定要有着这种所谓的“责任”打造如此华丽的理论框架,而且还是在一个目的先行的方法下展开的?这样的构建到底是一种理性的学术研究?还是一种感性的话语争夺?

       当然,问题随想完了,我还想说一句:没有参观“意派”展览,还能感觉这种理论述求有着一种民族情怀的共振,但一旦走入展厅,却发现自己会因为展出的作品而糊涂——这个仿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非官方当代艺术成果展的伟大展览,就像一个大澡堂子混杂了各类视觉体验,但却没有一个可以清晰呈现的线索。当然,我们可以开玩笑地说上一句:这个展览和展览的作品都是“意在言外”,呵呵!

       但是,理论构建沦为如此玩笑之中,是提出者的悲哀?还是观看者的悲哀?抑或主办方的悲哀?

       2009年6月5日于望京寓所

       附“意派”展策展人高名潞之《何谓意派》

       “意派”非风格之意,乃思维模式之谓。“意”乃“理、识、形”之契合,与再现、分离迥异。

       “意派”非派,因“派”有流派之嫌。而流派系古典师承之概念。取“意派”之“派”,实欲有别于西方“现代派”或东方“物派”。走出现代性藩篱,树“世纪新思维”。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因知古人不谈“真”,只谈善与美,艺术并非模拟或再现真实。然西方艺术始终以“再现”为真,以替代为本。替代者,以艺术表征现实、观念或逻辑。于是乎,写实、观念及抽象遂主导二十世纪全部艺术之历史叙事,中国亦不例外。

       “意派”试图树立非再现、非替代与反分离之思维模式。谋求自由、契合与整一。艺术与人生不可互相替代;理、识、形不可分离;言、义、象必须共生。

       在言外、理外、象外求“是”,然其途径非“是中之是”,实乃意在言外,“不是之是”。

       意派展分为三部。一为“人”,人之本为“思”,故曰“意思”;二为“物”,见物方可感物咏志,故曰“意见”。三为“场”,意之驻所谓之场,故曰“意在”,境界之谓也。

       七十八位艺术家来自五湖四海,携二百余件作品参加“意派”展览。论年龄,既有二十俊杰,亦有古稀之年,熙攘切磋,共襄盛举,何其壮观!论作品,则横贯文革后三十余载。论风格,则不拘媒介手段,或严谨,或散漫,或开张,竞相标举意派之我见。

       “意派”者,理之悠远,识之广博,形之浩荡也!有朋自远方来,若吾等能将“可思、可见、可在”献与诸位及雅集,不亦悦乎!

       高名潞 己丑年四月廿九日于酒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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