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诗人中国】沈浩波访谈录(续2)

张后：我读你的诗时，我总将它和金基德的电影某些画面联系起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喜欢金基德的电影吗？如果用你诗歌中的部分情节让你拍部情感类型的电影，你愿意拍吗？尹丽川和李红旗都去拍电影了，我建议电影名字就叫《通往牛X的路上，一路狂奔》？
 
沈浩波：是啊，那俩拍电影去了。以前我觉得挺可惜。现在不觉得了。应该尊重朋友的追求。但我自己对电影真的没兴趣，金基德的电影，我都看过，当黄片看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黄片搞得太直接，看多了没意思，看金基德的电影，就像搞一个一开始穿了很多衣服的女人，但又一直在挑逗你，等你把她脱了，那就觉得比直接看一个光溜溜的女人有意思。所以金基德在那里绕来绕去，我只是饶有兴致的等着看属于把衣服脱掉后的那一部分，其他的——只是前戏。别说我不懂艺术，他那套我一看就明白，我不觉得有多高级。不就是挖掘内心的极致之狠嘛，相对于诗歌来说，算是艺术的童年期。
 
张后：我一直觉得你的诗歌也没有什么下半身的概念？我十岁就在胡同墙上写过类似这样的东西？王小丽你的乳房像宝塔，我要趁黑摸上你的宝塔……是不是我比较麻木？写点身体的特征和名称就下半身了？这不抬杠吗？那医院的妇科不是天天都下半身？也没什么大邪大恶的？我觉得你当年（2000年）抛出“下半身”这个概念，完全是故意和某些人或某些集团叫板或抗争？比如我们年轻时候，梳爆炸头穿喇叭裤，是和传统抗争？试问如果以现在的年龄，历史重新演过一回，你还倡导“下半身”写作吗？
 
沈浩波：你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想着力说的。本来，这几年，我几乎是在刻意回避关于“下半身”的各种问题。因为我始终觉得，“下半身”作为一个群体和一场诗歌运动，在2004年之后，随着当年参与者们个人命运的变迁，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史命。作为“下半身”的发起人，我有一种“好汉不提当年勇”的自矜。有什么可提的呢？历史是历史，行进中的我是行进中的我，现在的我不想去沾过去的那个我的光，一个像我这样的诗人，可以永远发出新的光彩，有什么问题呢？不光是我，这几乎是《下半身》杂志主要创始人的一种集体自矜，人生漫长，我们骄傲的内心不允许自己多谈那时的光荣。你什么时候听过巫昂、朵渔、南人、尹丽川、李红旗喋喋不休的谈论他们的“下半身年代”的？

但是现在，我却非谈不可了。因为历史太容易被抹杀。因为我看到了这种刻意抹杀的行为正在发生。我可不会天真的认为，这一场当年曾经摧枯拉朽的掀起中国诗坛集体“向下走”的，具有大拐弯意义的诗歌运动真的是抹杀不了的。真正的现实是，如果我们再绝口不提，你以为会有几个客观的人会面对自己的内心，会公平的表述？用鲁迅的话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中国人的内心。对于很多人来说，恨不得“下半身”从来没有存在过，他们希望自己遗忘掉这一切，也希望整个中国诗歌遗忘掉这一切。

但是，我在呢！我作为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存在着。只要我没有失忆，你们一个也忘不了。很多人的方式是，说我的诗歌写作在“转变”，甚至说我现在的诗歌成就是因为对“下半身”的“转身”，呵呵，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是一个灵魂里的“下半身”。我不是说我要死死抱着这个词不放——我早已不需要。而是，我必须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青春，我的血液里流的就是这个东西，下半身时代的写作，已经成为我写作的根基。我现在的写作，只不过是在新的人生阶段，做到了内心和题材的更大丰富和写作的充分可能。也许在过去，你们看到的沈浩波，是个腰间挂着鸡巴写作的狂徒，但现在，鸡巴长在心里，长在了魂里。我的诗歌的每一行，每一句，都充溢着精液流淌的那种生命力，那种生机，那种饱满的创造情怀。

你的这个问题，暴露了你的狭隘和对“下半身”的属于集体无意识的那种无知。
什么是下半身？从来都不是“性诗”这么简单和无聊。当然不是，从来都不是。
“下半身”是一种方向，向着更具体、更现实、更有血肉的人生进发的写作方向。这样的写作方向，天然是向“下”的，不是凌空蹈虚，不是抽象的文学概念；天然是先锋的，是向前的，是对传统的不屈和对永远创造新美的坚持，是不做传统文学和诗歌之美的无条件服从的奴隶，是追求崭新的、当下的、现代的诗歌核心和价值。

“下半身”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追求生命内核的写作，是灵魂中有鸡巴的写作，是尖锐、反抗、挖掘、探索的写作，是永在拷问的写作。如果回到2004年之前的“诗江湖”网站，你会看到，在遮天蔽日的荷尔蒙之下，这种追求反叛和自由的写作精神，洋溢在每一个老诗人和新诗人的笔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创造体，可以混乱，可以粗糙，但却充满力量和生机。“下半身”使得中国诗歌拥有了身体，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在开始写作时，写的就是充满身体感的诗，打开身体，获得内心的自由，获得诗歌中的生命感。“下半身写作”，是为生命本身的尊严而写作，是找到自己生命本身价值的写作，是洞悉和了解生命的伟大和挣扎的写作，是拨开那些强加在个人生命上的一切腐烂的文化寄生物的写作。这么多年来，起码我本人，一直走在这一条直路上，从未拐弯。

“下半身”是一种价值，是追寻个人生命尊严的价值。是一种道德，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新的纯粹和干净的道德。那些“下半身运动”的创始诗人们，你什么时候看见他们蝇营狗苟？同流合污？从来也不会。他们甚至有着过高的道德优越感，这种道德，贯穿在他们的写作和人生中，从不妥协，对肮脏之物嫉恶如仇。当时在“诗江湖”写作的年轻诗人们，多少人是被这种气氛吸引而来的？我热爱这种道德，它对我的内心的坚定有很大帮助，但我同样不希望这种道德转变为一种精神的洁癖，我不希望我的朋友们成为道德清教徒。实际上这种分歧在我和尹丽川、朵渔们之间一直存在。“下半身”并不是一个整体，它是由一群完全不同的诗人组成的氛围，但我们每个人，都贡献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和道德，我们有着很大的精神共通之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现在想来，当年的那场我和尹丽川、巫昂发动的“签名”事件，不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写作道德外化的结果吗？

“下半身”是一场反动和一次新生，更是一场巨大的催化。“下半身”反动了朦胧诗以降的种种趣味化的诗歌、概念化和文化化的诗歌，是对文人趣味、文化趣味、学院趣味和平面化的生活口语趣味的反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从写作伊始就尊重个人生命体验，追求自由与反抗的写作，追求有身体的写作而不再去写内心浮夸的诗歌，它使中国诗歌开始获得了更新的和更现代的美学体验，催化了中国诗歌迈向更深刻的追求写作者个人生命核心的写作。

由于深刻的骄傲，当年“下半身”的参与者们都不再愿意提及当年之勇，有的诗人为了追求更独立的个人写作，甚至有意与当年“下半身”所追求的价值和方向拉开距离。我能理解这种写作的追求，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被局限在某一个群体中是不能被自己容忍的，尤其是“下半身”的那一群个人精神非常独立和强壮的诗人们，他们不能容忍“下半身”笼罩于自己的写作声名之上，不能容忍个人写作的独立性遭遇任何质疑。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也有这样的心态。但我今天对此已深感无所谓，因为我知道，不会有任何东西，真的能够限制我的个人独立性，我已经天然是我，“下半身”也遮不住我，或者说，我已经足够充分和自信的可以重新面对这个我曾经以为会遮蔽我的强大诗歌词汇——“下半身”了。我还想说的是，当年受到“下半身”影响的一些诗人，这几年，由于这种骄傲的存在，刻意让自己与当年“下半身”的美学方向越拉越远，其实反而生硬的伤害了自己的诗歌，当年的那种生命感和身体感变得越发苍白，这是得不偿失的。其实，追求纯粹生命本体感受的诗歌体验，本来就是放大各人独立内心的，又岂会被区区一个名词遮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