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写诗时，所有激烈的情感喷涌而出——我想回家，回到那鲨鱼的国度，梦中的家。
就这样，辗转于香港、马来西亚、香港、挪威。
最后一站，挪威。尹丽川于我在挪威汇合。我们一起参加一个诗歌节。春树正好也去那个城市参加同一个以中国文化为名的活动中的另外一个单元的节目，旅居海外的诗人杨炼也在。他乡遇故知。慰籍了我漂泊中难安的灵魂。
在挪威待了一周。阅读一份中文报纸时，看到中国政府中某位大人物下台的消息。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回国。这个决定的起因看起来荒谬，但在那时却是决定性的。一颗渴望回家的心，必须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我觉得这至少可以构成一个理由。那位我在前文中说到的，看到我的诗集给宣传部门打电话的事无巨细的政府高官，现在应该没时间挂念我这个原本不应在他注视范围里的诗人了吧，他每天要处理的大事恐怕都忙不过来，又逢政局动荡，更新换代，哪里还有可能记得两个月前他的一纸命令呢！只要上面没人追着，下面办事的想必也该把这事抛到脑后了吧。我已不在他们眼皮下晃荡，低调得很，干脆跑掉了，还要怎样！我当然也考虑到了最坏的结果——但还能比浪迹天涯更坏吗？
此念一生，决定回家。与尹丽川一起飞回。途经哥本哈根时，停留了一天，这是第二次逛哥本哈根，一切都还熟悉，看到了我们4月份在此朗诵时的咖啡馆。想起我差点就要跑到丹麦来避难，不禁心中自嘲，再见了，哥本哈根，再见了，这个城市里默默关心我的朋友，但我必须回国。
9月，回到国内。
10月，回江苏老家结婚。必须的。我已让我的伴侣度过了寝食难安的几个月，我想还她踏踏实实的一生。
直到年底，依然不敢抛头露面。12月，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国际图书博览会时，曾经参与查处此事的某部门的相关官员特地跑来找我，对我说：放心吧，现在没事了。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肯说，只是表示，过去了就没事了。
这才放下心来。惊魂不定的2004年才算走完了。
后来的这些年，经常反复回想此事。很多时候，一些当年的细节会突然蹦出来，一些与当年的事情有关的人，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每个人都在讲述不同的细节。我已难以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比如，当年为宣传部门执笔写下《心藏大恶》一书“定性判决书”的某官员居然非常喜欢我的诗集。他在酒后对他的朋友背诵我的诗歌，声称特别喜欢，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给我写上“黄色、下流、反动”这样最终导致我仓皇逃离的鉴定词。当专栏作家十年砍柴，也就是这位官员的朋友，后来将这件事当笑话讲给我听时，那种荒谬感真是难以复加。但又让一切变得合情合理——写鉴定文件的，居然是个读诗的行家，折在这个环节，我能说什么呢？
又在2007年的某个酒局。居然碰上某个当年被尹丽川的朋友托去摆平此事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语焉不详的描述证实了我的猜测，他确实做到了忠人所托，把尹丽川从黑名单里删了出去——但留下了我！这背后当然又有一个故事，一个很人性的故事，一个有点恶的故事。但我已不想说出。
就在前几天，一个来自大连的电话再次让我回忆起此事，勾起了我积压在心中多年的对大连出版社的歉疚之情。对方一开口就亮明身份，说是当年大连出版社的编辑，因《心藏大恶》一书受连累被开除。我无语。还能说什么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站出来提醒你当年的黑暗，当年对这些无辜者犯的罪。这个人我以前并不认识，也未听说过他的名字，我不知道当年受我瓜落的到底有多少人，我也从来未敢去问。好在这个人最后解救了我，他居然是来向我表示感谢的。他说他现在自己做书商，做得挺好，当初要不是因为我，他也不可能离开体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喜剧性的电话，让我在几分钟内感受着自己内心的大落大起！
但是，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告诉我，当年到底为什么对我的一本诗集那么狠，要搞出那么大的阵仗，真的仅仅是因为一本《心藏大恶》吗？我一直有怀疑。
很多朋友认为这件事情的发生与我和尹丽川、巫昂在2004年3月发动的一场签名活动有关。
2004年，在我和我的“下半身”朋友们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在《心藏大恶》出版之前，我和尹丽川、盛兴去丹麦参加了“中丹诗歌节”，又和尹丽川一起赴荷兰、比利时做专场的诗歌朗诵。“下半身”这个群体，在2004年，开始领受到来自国际的荣誉。
在我们去欧洲之前，我和尹丽川、巫昂，搞电影评论的张亚璇、搞先锋美术的兀鹏辉在互联网上发起了一场签名活动。主题是不愤广州当局逮捕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和副总经理*。
在我们签名之前，我和巫昂去了河南省上蔡县著名的艾滋病村“文楼村”，触目惊心的事实，人性中的荒蛮与残忍，麻木与恶毒，交相映照。我写下了后来广为传诵的名作《文楼村记事》。
所有这些事情，看似无关。其实，都有内在关联。
2004年3月，我陪着巫昂，还有新浪网的首席摄影师陶子一起，去文楼村采访。巫昂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艾滋病村的书。这个不靠谱的，最后居然没有写出来。我们在文楼村的7天，是疯狂、绝望和荒诞交织的7天，那些我们眼中还活着的人，每一个心中都装着一颗等死的心；那些不甘和挣扎过去后，再无指望的麻木；那些控诉的声音和过期的药品；那些一次次的欺骗和镇压；那些对身边人的冷漠和垂死者扭曲的表情……那些孩子，那些崭新的坟墓……这一切，我都写在后来那首被流传甚广的组诗《文楼村记事》中，这当然又是我的一组难以被发表的诗歌，我的诗歌，有60%都是很难被发表的，这才被逼出了铤而走险的《心藏大恶》。
那7天，我们的心情，被浸泡的深深的黑暗中。人性的黑暗，比山西的黑煤窑还要更深，更曲折，更让人难以自拔。我们仿佛遭遇了一场心灵的矿难。就在这样如矿难爆发般的黑暗中，北京的朋友给远在河南的我们发来了一个短信，告诉我们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和管运营的副总经理*被广东省公安部门抓了，要判刑。我从来不认识这两个人，但已经被黑暗浸泡得发胀的心却再也无法容纳这崭新的愤怒！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被抓，无非是《南方都市报》得罪了广州当局，尤其是广州的公安部门，因为这张报纸2003年连续报道了两件大事，一是广州爆发sars 的新闻，另一个，就是广州公安部门在拘留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务工人员时，打死了大学生孙志刚。前者就不必说了，后者也引发了媒体和公众对于城市收容制度的积怨多年后终于爆发的沸反盈天，并最终导致了折磨外来务工人员多年的城市收容制度的取缔，对百姓来说，这是天大的幸事，但对相关政府部门来说，《南方都市报》简直太给他们添堵了。*和*犯事的原因是私分公款，私分的数额是10万元人民币，10万元，中国人都知道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代名词。可以想象，已经在文楼村遭遇到了疮痍现实和麻木人心打击的我们，再次听到这样的消息，心中的震撼该有多大。我们从来都不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但身为诗人，愤怒的情绪不可遏制的燃烧着。
回到北京，与尹丽川在后海喝啤酒。谈及此事，尹丽川那一段时间也深陷于这种愤怒的情绪。两个愤怒而又无奈的诗人对坐，越坐越郁闷，我说，为什么没有人起而抗议呢？要有人挺身而出做些什么，我肯定支持和追随。那时候，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们，并不知道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传媒人和律师在发起抗议的行为。我们在对国人和知识分子懦弱不争的指责中，自己的脸先红了起来，说别人没有但当,可我们自己呢？还不是在坐而论道，等着有热血冲昏头脑的人挺身而出。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呢？我们能否做一些什么起码让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自己内心的事情呢？这种念头一旦产生，就再难收回——最后，在讨论了各种方式的可行性，在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在经历了很多颇可把玩的人心故事之后，我们决定做最简单的事情，在网络上发动一场文化界的声援签名。为了让我们的行动看起来更文化界一些，我们还拉上了一些其他文化艺术领域的朋友，最后，发起这场签名的是5个人：我、尹丽川、巫昂、电影评论人张亚璇、美术评论家兀鹏辉。很诚实的说，即使在我们如此热血上涌的时候，我们也并非没有考虑过后果，但当时毫无经验的我们觉得，中国总归是越来越进步和开放的，这种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应该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在主要发起人中，我是个男的，毕竟是件有风险的事，不能让尹丽川和巫昂把名字写在最前面，所以最后，5人签名，我的名字挂在最前面。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签名的名单会议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当我看到我们的诗歌前辈如韩东、于坚们纷纷签名时，心中还是很感念的。不过现在我与他们的关系多僵，这份敬意其实我一直保留在心，因为我知道，他们那个年龄的人，比我们经历过更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更深知其中包含的风险。作为愣头青的我们，这件事情做就做了，也不会想到，会被国外的很多媒体转载和报道，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小圈子的行为，现在却有些把动静搞得太大的意思。即使走到那一步，我依然没有太多危险的感觉，我承认，我总是一个乐观和不以为然的人。其后，当我们去丹麦开诗会，在机场，我曾有过瞬间的担忧——会不会把我们扣留下来？但是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当然就更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直到两个多月以后《心藏大恶》出事，很多人才越来越将“签名事件”和“诗集事件”联系在一起。但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两件事情是否真的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只能去猜测，可能，这将永远是一件无头公案。但不管怎么说，一个素来将一切政治行为都理解为肮脏的诗人，他的诗集被莫名其妙的扣上了“反动”的帽子，总是令人难以理解。
诗集的被禁，颠沛流离的奔逃，多事的2004，成为我人生命运的一个小小转折。回国之后，我结婚、生子，从一个众人口中放荡不羁的青年变成了有家有室的开始迈向中年人生的居家男人，从此不交游，不参加各种活动和聚会，不参加任何北京文化圈的饭局，把自己封闭在家庭和工作中，直到现在；在诗歌上，那种青春时激情昂扬的荷尔蒙四溢的写作被命运强行终止——我再也写不出那些诗了，一动笔，我就会想起那些巨大的现实，我无法再去写作鸡毛蒜皮的生活琐屑，我有更大的情怀，更愤怒的情绪，总是想写更大的题材，去触及我以前并未触及的一切。但是，我的写作自律又告诉我，这种贪大的写作，容易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不真实，我第一次觉得写作非常艰难，难以落笔，一写，不是自觉写大了写空了，就是自觉写小的写得毫无意义了，写作的意义，甚至什么是写作，这一切困扰着我，进入2005年，随着妻子的怀孕，生活进一步陷入庸常的庞杂，对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做好准备的我，感到茫然无措，手忙脚乱。整整一个2005年，我一首诗都没有写，内心十分痛苦，一直在奋斗着挣扎。直到2006年，我逼着自己用一天写一首诗的疯狂方式，在找回了新的写作状态，进入了新的写作阶段，那种拨云见日的感觉，终于让我吐出了一口长达三年的恶气。现在想来，那时的写作困境，其实是由于新的写作要求因为巨大的个人命运事件的发生而提前降临，但我的人生经验却又依然停留在青春阶段，尚未做好充分准备造成的。所以，我在2006年之后，尤其是2007、2008年的写作其实是在命运的强行安排和个人的强行努力下强硬的完成的。我对自己感到满意。
我经常想起，在香港的海边，郑单衣对我的劝告，他说，回国之后，你只要拼命写作，拼命赚钱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要做。我很感谢他的劝告，这几年，我一直是这么干的，拼命写作，让我内心越来越强大，拼命赚钱，让我心里踏实，没有后顾之忧，2004年的那种不安定不安全的漂泊感终于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