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罂粟为什么开红花》，这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美的课文。丹柯举着自己的心向前走着，照亮了森林中的路。在他的身后，在他的血流过的地方，开满了美丽的罂粟花……
后来读北岛的《走吧》：“……走吧／路啊路／飘满红罂粟”，又一次感受到这种悲壮的美。这大约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被迫中止了学业，又被迫脱离了正常的生活模式，思想却依然惯性地沿着以往多年形成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轨迹运转。当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撞击得龟裂、扭曲的时候，我们一面感受着那种锥心刺骨的失望乃至绝望的痛苦，一面以挑战的姿态选择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我们读书、写作，并且以书会友，以诗会友，以文会友，形成了若干个群体，从不同的角度与途径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当时北京学生中这样的群体很有几个，互相之间也有一些多边的接触和重合。在这些群体中孕育了当今许多第一流的学者、作家和开一代诗风的大诗人。在我的周围，比较固定的成员先后有我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戎雪兰、潘青平、武嘉范、陶洛诵、张雷、孔令姚等人，男四中号称“三剑客”的赵振开（北岛）、曹一凡和史康成，还有清华附中的仲维光、宋海泉、郑光召（郑义）、甘铁生、刘满强、车宏生等。
那时有不少人写诗。由于几千年民族文化积淀的影响，加上以毛主席诗词为主要教科书的诗歌教育，因此起初写旧体诗的人居多。但是尚谈不到创作的冲动，只是一种渲泻，把那种混杂着青春、理想、郁闷、茫然和反叛的情绪浓缩在字斟句酌之中。不过后来成名的大诗人当时尚未登场，想是在厚积薄发。
一九六七年秋天，我以弟弟养在瓶中的热带鱼为题，写了一首《临江仙》：
剑头凤尾翩翩舞，
清涟顾影婷婷。
静如秀玉动生莹，
彩鳞多婀娜，
锦腮自含情。
杯中有水乐便在，
何必逐浪平生。
龙门堪劝鲤兄明：
似我非无志，
终饰案头瓶。
一九六八年是理想主义的顶峰，夏天，我和女附中老高一的两位学长戎雪兰、潘青萍一同混入水木清华，冒名顶替住进大学生宿舍，过了一段如诗似梦的校园生活。不记得她们二位当时所读何书，我自己则是一本唐诗三百首，一套中学数学课本。每日黎明即起，洗漱已毕，便携卷踱上荷岛，开始一日的功课。那时正是博闻强记的年纪，一个早晨便能将字数如《长恨歌》的篇幅背得烂熟。下午骑车到体院游泳，晚上则乘着清凉的夜色，或荷塘赏月，或秉夜长谈。有一次，我们还趁着月白风清潜入颐和园，我和戎雪兰并排躺在排云殿脚下一只平底大木船的舱底，听微波拍岸，望斗转星移，推心置腹，海阔天空，人仿佛与山，与水，与风，与月溶化在一起，进入了一种宠辱皆忘的无我之境，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那是我至今难忘却绝难再有的一种感觉。
那时我十七岁。十七岁正是人的一生中的春天，是充满诗情画意的阶段。但这种诗情画意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梦，便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不久，我们被清华工宣队发现，通知女附中将我们三人“押解”回校，隔离审查，随后便被淹没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作鸟兽散。
从六八年下半年起狂热的理想开始降温，对人生和社会的思索开始走向深化。贫穷，寒冷，饥饿，劳累……究其竟都还不是最深的痛楚，大环境的压抑最令人窒息。
戎雪兰在我人生中有过重要影响。一九六七年初我们相识，很快便成了形影不离的挚友。她多才多艺，不仅国学造诣很深，而且游泳，滑冰，拉手风琴，样样都很漂亮。她有思想，有主见，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是很杰出的。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去了内蒙，她去了白洋淀，从此便音讯渐稀以至全无。我在一九七零年曾有诗给她，其中有“笔伐四月识君志，戈枕三载赖师尊”的句子，表达了我对她的思念和敬重之情；她回我曰：
芳凄草迷归路断，
绿绮久损恐难弹。
绻纸虽感暖君意，
无奈岁月易温寒。
灵旗空扬赤子絷，
朱帘待秀正辛酸。
去载玉关一掊土，
胜似秋山枫叶丹。
近日听说她在美国做社会学博士后，发表了不少很有份量的文章，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甚至白宫的关注。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她本来就是龙象之材。
一九六八年冬季我到了内蒙农村。当时经历了一次感情上的挫折，又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丝毫没有思想准备，还生了一场肺炎，精神却并没有全垮。有《满江红》词一首为证：
茫途疲旅。此去岂必重披挂？忆流年，三度昙花，往事烟霞。
一别小园春秋梦，画中塞外今是家。欲浪迹三江寻故事，遍天涯。
断血戟，谱胡笳，弃长缨，赴蛮鞑。却人情依旧，足下难乏。
兰草经年伴忠骨，诗魂几醉付黄沙。何须顾当年曾临海，雄关下。
这首词一寄出，应者甚众，大约能有三十余首。可惜绝大部分都已散失。记得闫恒有“待来年再看史、青、兰，在谁家？”的句子。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我大病初愈踏上归途。从内蒙经河南、甘肃、山西，辗转漂零了五个月，终于回到北京，在几个朋友家轮流栖身。这时又写了一首《满江红》，算是对朋友们的回答：
别来一载。晋中会，又值年残。喜重读，华章秀藻，韵简毫寒。
无能信笔任沉浮，有劳俯拾责与赞。看志得意满文横溢，曾何难。
春秋史，付笑谈，血珠字，任千般。多才莫诧我，无意苦攀。
躬耕未感天伦乐，凡心宁弃儒子冠。已秋风隔断归时路，是群山。
就是在这次旅途中我到过著名的黄河古渡口──风陵渡。那时风陵渡铁路大桥还没有修通，行人往来都是乘摆渡。船仓很深，抬头只能看见沉沉的天色和船夫们绷紧了劲的身躯。船驶入激流，开始颠簸，那船身一倾的瞬间，只见滚滚的黄水仿佛来自天边，无涯无际，气象苍茫，使人顿生悲壮。那首不记得何时读过的《箜篌引》不觉涌上心头：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我们是在渡一条历史的河。
郭路生的出现极大地震撼了诗友们：
燃起的香烟里漂浮过未来的幻梦
浓厚的烟雾里挣扎过希望的黎明
可如今这烟缕仿佛是心中的愁绪
汇成了低沉的含雨未落的云层
……
我的命运是辗转漂零的枯叶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
只希望敲倒在朋友的门下
得到一点微薄的施舍……
这些诗句在我心中一遍又一遍低吟浅唱，仿佛是从我自己的心底溢出，仿佛是在我自己的血管中流淌，使我激动不已。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当时读到的诗有：《相信未来》、《烟》、《酒》、《命运》、《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鱼群三部曲》等。这些诗我至今会背。郭路生的诗在更大范围的知青中不胫而走，用不同字体不同纸张被传抄着。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诗人数不清自己诗集的版本，郭路生独领这一风骚。
从那以后我便没有再写。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郭路生的出现使诗歌的形式发生了一场革命，他启发和激励了一批出色的诗人。从这个角度看郭路生，称之为当代新诗的第一人是毫不为过的。而我自觉在美觉的涵养和哲理的思辨方面都很有限，超越不了他的高度。因袭又不愿意。二是清查“五?一六”清到我头上，所有的文字材料都受到监视，惹不起这个麻烦；三是不堪生活的重负，每天要从事十多个小时的特重体力劳动才勉强能够其力自食，纵有诗情也没有诗意了！
第一次读到赵振开的诗是在一九七二年前后：
把我的话语传向四方吧，
──长风的使者！
我是那漆黑的午夜里
一把黎明的火
我是那死样的沉默中
一首永恒的歌！
这几行诗引自赵振开于一九七一年夏季去湖北沙洋干校探望父亲返京时在江轮上所写的《在扬子江上放歌》。
那时正是我人生的低谷。在那遥远的土地上，在完全陌生的人群中，如同陷入黄河险恶的漩涡，使我元气大伤。我想念北京，但北京留给我的也是痛苦的记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我痛切地感到死的诱惑。
死去，
难道只为痛苦的解脱？
活着，
难道只为唱理想的凯歌？
……
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为什么？
是因为世人的勒令，
还是我自己的软弱？
……
去你的吧，
尊敬的勒令者！
我不会死在您的前头，
倒担心您棺材的单薄。
我们还要亲自尝试
用纯洁与真知将人类化合；
用原子武器去征服大熊星座，
为宇宙联合国的第一届大会举杯祝贺！
……
也许是我死的决心本来就不大坚决，也许是赵振开的这些诗行将我从迷津中唤醒，我忽然觉得自己不那么软弱了。
七二年底到七三年初我曾回京小住，结识了北岛、多多和芒克等人。这时的北京已是新诗的盛夏，而来自白洋淀的诗歌则是其中的一支劲旅。我赞同今天的评论家们用“白洋淀诗歌群落”这一称谓来界定当年的诗歌现象，它至少应当有两层含义：第一，当年到白洋淀插队的北京学生无一例外，全是自行联系去的，这表明了在限制个性的大环境中追求小自由的一种自我意识。白洋淀作为水乡，它符合人类“逐水草而居”的天性；作为距离北京最近的水乡，它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知识青年对现代文明的眷恋与追求。在当时思想交流媒介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白洋淀与北京的距离便成为不可多得的一个优势。尽管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反文化的， 但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都和政治文化中心， 在反文化的表层下有一条巨大的思想文化之河在缓缓地流动着。唯其如此，处于这一流域的白洋淀才得天独厚， 成为人杰地灵的诗歌的风水宝地。第二， 广义的“白洋淀诗歌群落”自然包括当时主要生活在北京的地下诗人们，如郭路生、北岛、江河等人。但是“群落”并不是流派，它不是诗风的集合，而是诗人的集合。我喜欢郭路生深情的新格律诗，也喜欢北岛的凝重，芒克的率真。更何况即使是同一诗人的不同作品，也会有不同的品味。从这个角度理解，“群落”的提法很迷人，很原始，很自在，令人想起半坡村，想起山顶洞，回响在山野之间的无伴奏多声部合唱， 蛮荒之地上开垦文明的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