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报告从标题可见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互相关联且又密不可分，下面我将逐一展开。
实际上，很多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汉诗的过程中，都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西方近百年的整个文学或者诗歌，在我们这里仅用了十年一变的时间很快地学习了一遍。几乎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流派学了过来，以期迅猛地跟上世界的步伐。不仅是中国文学，包括日本也是这样，按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所说，就是“以极端短暂凝缩的形式”把西方百年来到诗艺用短暂的十年或者二十几年的时间集中重新学习了一遍。这是很多学者都有的共同看法。唐德刚先生，一个在大众心目中炙手可热的历史学家就曾说过，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是十年一变。他说，中西文化一旦接触起来，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在这之前，我们认为自己是天下中心，自以为具有绝对霸主的地位。结果“1842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不断的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他说有许多现代史家为了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就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为“中国现代化运动史”。这牵涉到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即我们是被迫卷入到现代性的潮流之中去的。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晚清以来的历次惨败从此开始，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从1894到1895的甲午之战，这是很多历史学家注意到的一个历史关节点，这一战太重要了，因为好像以前觉得输给西洋人还说得过去但无论如何不可能输给日本，而结果却是全军覆没，彻底输了。甲午之战从某种意义上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包括文学。因为在那个时候，甲午战争之后，我们彻底地被迫卷入了现代性的潮流之中。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不被卷进去，我们还自以为是天下的中心，那我们今天可能仍是用古文在书写。现在情况已经彻底改变了，孙中山当年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儿所谈的世界潮流，其实就是现代性这个潮流。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了西方化。所以说唐德刚认为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西化，但是这个西化为许多学者不满，认为这个失去面子。这样我们的主体性就丧失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应有一种本位主义，或保持主体性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可以讨论不休的问题。在此，暂不作深究。
现代性在中国发生之后，它的路线图大概一般学者公认为经历了三次标志性的转变。第一阶段从晚清以来到五四时期，在那个时间段里，我们对西方的心态比较复杂。既羡慕西方，又狂热地恨自己；既想融入，又要追赶。一时间有很多争论，到底是西学为体还是中学为体等等。当时大致出现了两派，有很极端的，也有保守的，譬如学衡和新文学之争。新文学那边的傅斯年也好，胡适之也好，还有鲁迅也好，都说过很多极端的话。鲁迅甚至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当时新文学诸家几乎众口一辞：唯有灭掉汉字中国才可以兴盛，包括汉字拉丁化，包括后来的大众文学运动，包括中国的文字是最野蛮文字等等。不过那时的焦灼激愤之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要赶上所谓的世界潮流，反映在中西文化上，一部分人就必然要救亡要启蒙要革命要改造国民性，这些都是从日本输入进来的概念。另外一部分人讲求改良，保持中国本位，出现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晚清另外一派的文学，这一派是被压抑下去了，后来有人（王德威）说这是被压抑下去的现代性。还有人认为从鸳鸯蝴蝶派到张爱玲是另一条现代性线索。这个线索被后来的左翼文学压下去了。这一切后来又发生了逆转，毛泽东文体和毛泽东思想出现了（中国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后面还将论及），国外汉学非常重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遗产，公认他开辟了或者说创造了另一种现代性的叙述方式，是对现代性有所贡献的一个人。在他的文体引导下出现了新的文学风貌，包括诗歌风貌都有所改变。一直到后来改革开放（中国现代性的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又和前面两个阶段不一样了。这时我们的心态发生了巨变，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论述下，对西方开始了全面开放，这一次我们是彻底地认输了，即除了羡慕之外就完全按照你西方的标准来推进我们的整个现代化进程。
前面讲了现代性在中国发生的这么一个大致情况。但有些人却非常霸道，比如杰姆逊就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性，就是欧美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没有什么印度现代性或日本现代性，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越南现代性及中国现代性。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现代性都必须按照欧美这种模型来执行。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或按照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研究中国的方法）模式下，中国便只能是在西方的现代性猛攻中回应西方的挑战。这种说法引起一些学者的不满，比如王岳川，他认为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必须具有自身的文化指纹和身份，如果丧失了这种文化身份，这样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仅仅是后殖民的进程而已。王岳川就曾对杰姆逊这一说法做过如下义正严辞的表态：“这里隐含的文化霸权问题绝非可以轻轻放过。”王岳川这话说的不错，但是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攻的时候，也就是我刚刚讲的现代性的三个进程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学者认为我们这一段是俯首称臣的，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规划来实践我们的现代化的。所以出现了曹顺庆先生讲的“失语”，所谓失语也就是不会说话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西方文论来指导我们，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说话怎么写文章了。说到这一点，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北师大教授郑敏年轻的时候非常西化，她在西南联大学习西方哲学，到美国后也学的西方哲学，写诗必师法西方，她自己也承认她年轻时是完全西方化的。到了晚年，她突然对此（对她年轻时的写作）持否定态度，完全否定。1993年3月，她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诗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此文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她写那篇文章不仅是反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诗，更涵括了现代汉语”（奚密），其目的是完全否定新文学，否定新诗，认为现代汉诗是彻底失败的。当然也有人批驳她的观点，美国汉学家奚密就看出她的论述方式和观点是西方汉学家的习见，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这种说法在西方汉学界长期存在，从第一批治中国现代文学的汉学家如捷克的汉学家普实克到后来的兼乐（William Jenner），到最近的宇文所安，观点完全相同。我认识的汉学家都是这样，他们只崇拜和推崇中国古典文学，认为是瑰宝，是可以和西方文学并驾齐驱的伟大文学，他们说了很多赞美的话（甚至包括庞德，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等），而且发自内心非常推崇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包括现代诗歌在内，他们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比如普实克最早就说过，中国包括日本及整个东亚的现代文学根本就不是这个民族的文学，完全是西方文学的翻版。这样的话非常多，就不一一提及了。现在回到郑敏，像郑敏这样的人，他在晚年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这段话非常令人震撼：“今天，经过了八十多年的检验之后，历史已经开始在惩罚我们了，我们一代一代的工作都放在毁灭自己的传统上，到今天，可以说，这种毁灭已经几乎完成了。……今天我们已经切断了去继承遗产这条线，我们没有了后备。我们每天都在等待西方提供给我们明天的去向，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几乎自觉地沦为文化殖民地。”（郑敏：《遮蔽与差异》）我刚才说过，早年的郑敏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后来却完全变了。这也有点像王岳川，他早年也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后来也变成一个很保守很传统很“士“的一个人。这个题目也算一个研究课题，这种转变很有意思，包括刘小枫等许多人早年都很西化，后来全部都回来读中国经典。老年的郑敏在《新诗评论》的访谈中有一节，说当年包括她自己看到朦胧诗很亲切，一点都不隔，很像四十年代袁可嘉、穆旦，以及她自己当时写的诗。其实和传统的断裂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就完成了，在他们手上结束的，在《九叶集》中结束的。她自己就承认，当时他们是非常西化的，完全没有中国传统。从那个时候开始（她提醒我们注意那个时间点），中国现代汉诗就停止了向中国古典诗歌的学习，停止了这个冲动，再也不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了。
中国现代汉诗从胡适之开始，胡适写尝试集的时候，他也有很大的焦虑。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大概我们这一辈子半途出身的作者，都不是做纯粹国语文学的人；新文学的创造者，应该出在我们儿女一辈里。他们是正途出身，国语（白话文）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大概可以避免我们这一辈的缺点了。”（引自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14页）由于“我们这一辈”写的不是纯粹的白话文或白话新诗，由于这个所谓的“缺点”，这成为胡适的一个焦虑。胡适之也好，刘半农也好，他们这一代人都是有深厚的国学基础，然后去西方留学，他们本身是中西合璧的。但是从胡适之这段话感觉得到他想把中国古典的这一面完全切割掉不要，而要纯白话的文与诗。他的这个焦虑其实是杞人忧天，没有必要。他写的白话诗到了闻一多等新月派那里，就出现了一次纠偏，新月诗人开始走中西合璧的路了，并不是扬西方而压中国。闻一多的名言是，希望中国的新诗成为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到了卞之琳就明确提倡化欧化古，化欧化古到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但胡适也很复杂，他一方面提倡纯白话诗，一方面又提倡整理国故，国学在胡适的提倡下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学问（有关论述，可参见我另文《对失去汉学中心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