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杨昌文／答：韩庆成
1、你好。很高兴你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我想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写作的？还记得自己的第一首诗吗？
答：读高二的时候，我就偷偷写小说，导致高考时除了语文、政治，其它课都不及格，落榜是必然的，也在我意料之中。很多落榜的同学选择补习，我却带着一个当作家的梦想毅然回乡。那是1981年的夏天，我白天干农活，晚上看书写作，写诗也从那时开始。
写的第一首诗应该是律诗，因为我是从唐诗宋词开始认识诗歌的。
2、听说，后来你放下诗歌去经商了。在商海里漂浮，感觉好吗？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么多年你在商海漂浮的经历吗？另外，曾经写诗的经历，对你的经商活动有影响吗？如果有，那是什么样的影响？对经商有帮助，还是诗人气质有碍于经商？在我的感觉里，诗人和商人毕竟是你个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属性，你是如何在其中找到你的立足点，平衡二者之间的冲突的？
答：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人格应该是崇高的、谦逊的。而一个商人，他又必须唯利是图，竭尽全力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整个九十年代，我认为是物欲扼杀理想的年代，社会有意识地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理想的追求改造成对物质的攫取，一大批本来不应该经商的人（包括知识分子）进入了商界。社会成功了，它看到了它希望看到的东西，即让人们的视线从一个焦点转向另一个焦点。它同时也是失败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社会本真的丧失，而本真丧失的严重后果，在00年代中期以后，十分尖锐地凸显了出来。
因此，很明显，诗人与商人，本质上不是互补的，而是对立的。诗歌会影响商人对不择手段的商性的发挥，一个不能完全摒弃诗歌的商人不可能在商界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换一个角度，因为心中有诗，也使商人不至于完全堕落下去。
在这一波物欲潮中我也未能幸免。1998年，我经过长久的观望后离开媒体开始经商。虽然从九十年代初就基本不写诗了（写新闻和报告文学），但诗的那块净土还一直保存在心的深处，并在尔虞我诈的商界，时时规范我的行为。
3、诗歌目前在你的生活状态中处于什么位置？在百忙的生活中，你如何安排自己的写作时间？一般什么时候写作？
答：从1985年第一次发表诗歌起，诗歌在我心中的位置就一直没有改变过，这个位置是至高无上的，即使是在经商最“疯狂”的00年代中期，也是这样。那时的诗歌就像是一位远方的恋人，虽然我不能去看她，但心中时时刻刻都想念着她。
应该说，商人也是很辛苦的。在我经商的第二个阶段，经常工作到半夜，基本上每天都是12点以后才能休息。那个时候，写作完全中止，连女儿的学习也没时间管。从2010年起，经商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时间相对宽松，所以才斗胆回归滴撒，才把写诗重新纳入日常生活。
八十年代我都是晚上看书写作，因为白天要干活上班。现在虽然白天也有时间，但还是晚上写作多一些。
4、我读了你不少近作，感觉你的诗歌作品，最大的特点归纳起来就两个字：“干预”，即对现实人生里的“不圆满”、“不如意”、“不和谐”说“不”。可以说，你是比较喜欢通过诗歌这一体裁来实现对目前所面对的现实人生的干预，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发出诗人的评议，以期完成对 “假、恶、丑”的鞭挞，和对“真、善、美”的歌颂这样的写作意图的。你觉得诗歌是实现你这一写作意图的最好的选择吗？能不能就这个话题，谈谈你的诗观？你如何理解，诗歌与这个时代的关系？
答：正如你所说，在看穿了人生的大是大非之后，我今天的诗歌主张就是干预。
接下来就有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何干预？为什么？原因有二，首先是文学的属性所决定，文学反映现实，诗歌也不例外，干预是反映的一种。其次是因为每天都会发生让我有干预冲动的事件，换句话说，是有很多时事促使我去干预。遗憾的是，在时事面前，很多诗人选择缄默，他们可能认为干预不会有什么作用，或者认为干预并不是诗歌的职责，他们更擅长在诗中抒发与个人有关的感情和体验。这里我想引用一下德国神学家马丁·尼莫拉铭刻在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诗：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存在主义之父、丹麦诗人克尔凯郭尔的话则更加直接：最好的缄默不是闭口不言，而是开口说话。
他们异口同声的“说话”，是对为什么要干预的最具现实意义的回答。事实上，二十世纪末期以来，“诗歌首先作为一种纠正方式的力量——作为宣示和纠正不公的媒介——正不断受到感召。”（爱尔兰诗人山姆斯·希内）
第二个问题，干预什么？我的定义是干预时事。时事很多，以前打开电视、报纸，现在打开网络，最近发生的事都是时事。什么样的时事是需要或值得干预的？判断可能因人而异，但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有原则可循。用简明的语言来说明，就是，当你看完一件时事的时候，你认为不符合常理，不应该这样，你内心波澜起伏，你愤怒、悲伤、唉声叹气、想喊叫、想咒骂，那么，这样的时事就是应该予以干预的。你问题里提到的，假、恶、丑的东西，都是需要干预的。
第三个问题，如何干预？我认为，干预的内核是批判。直接的批判或隐晦的谴责都是干预，这两种干预方式本身没有优劣之分，而仅是一种策略上的考量。同时，干预应该是迅速的，在能直接的时候应该是直接的，为了争取最大的干预效果，语言上我主张直白，艺术化的直白。我认为，口语化不是诗人标新立异的产物，而是信息时代对诗歌提出的变革要求，是诗歌适应网络社会的必然步骤，口语化是对诗歌语言的丰富和发展。需要说明，网络上一些没有任何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口语诗，与我所说的口语化没有关系。
在如何干预的问题上，诗人梁雪波的一段话也有借鉴意义：“我力图将诗歌的触角深入存在的底部，体验生命的悲悯与疼痛、沉默与孤绝，用质感的语言激荡精神的火焰，在呈现个体生命与时代的深刻摩擦中，召唤一种阔大、锋锐、复调、介入的写作向度。因此，写作成为个人精神自治的一种方式。尤其在这个犬儒化的时代，诗人应是权力和市场最难以消化的一根骨头。诗歌就是思想和语言的骨缝上绽开的鲜烈之花。”
法国作家加缪说：“我从荒诞取得三个结果，即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人心中一切不可制伏和充满激情的东西都朝着人生的反面激励着人的觉悟和反抗。”“反抗将自身价值给予人生，贯穿人生的始末，恢复人生的伟大。”加缪从哲学角度所说的反抗，也是一种干预。更重要的是，他精辟的语言不但涉及如何干预，更总结了干预的意义和价值。
就干预而言，我觉得时评类的杂文也许更加适合批判。这也更切合新文化的批判传统，如鲁迅当年的杂文；更适合网络时代对直截了当、酣畅淋漓的要求，如李承鹏、韩寒的杂文。在回归滴撒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也尝试写过一些时评性的杂文，直抒胸臆，嬉笑怒骂，没有类似诗歌文体的诸多束缚。在读李承鹏的一些杂文的时候，我从中发现了某些属于诗的东西，这给了我一个启发，既然杂文中可以有诗，诗中可不可以有杂文的东西呢？“用时评的视角写诗”，于是写在了我微博的首页。我同时发现，诗歌的短小精悍，也让诗歌成为适合在网络时代进行及时干预的文体。
诗歌与这个时代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用一句话简单说明我的观点：诗歌应当在鞭挞时代黑暗、促进时代进步上有所作为。
5、在我看来，因为你的诗歌写作的倾向性，目前，你诗歌中的思想与语言之间关系紧张，很多时候，我个人感觉，在你的部分作品中，存在着“思想大于语言”的现象。你个人有感觉吗？你觉得，在诗歌中，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才最合适？
答：“思想大于语言”的现象确实存在，有的时候还很严重。
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已涉及到语言。我再做一个补充。
语言自呈当然是诗歌语言的最高境界。在滴撒中，不乏这样的佳作，这让我受益良多。
就干预的诗歌而言，我认为首先遇到的是思想，因为时事给你刺激的时候，首先刺激的是你的思想，让你有迫切表达思想的愿望，然后才有寻找适合表达的语言的需求。思想如何隐于语言的后面，隐多深，如何处理好自呈与直白、隐与现的关系，对我来说是一个长久的、艰巨的、需要探索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