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断言：中华传统文化就有滋生腐败的土壤。这也许有失于偏颇，但至少是部分的真理。自从隋代科举制，即所谓开科取士正式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在这一期间，还进行了“开科”与“捐官”的双轨制，当然后者更直接造成显性腐败。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旧时官吏都是受过教育而走向仕途的。
宋真宗《励学篇》劝导：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是为以皇帝为核心封建王朝服务的整个的庞大的官僚集团。中国的皇帝们用科举制来扩大自己统治的人力基础。这种开科取仕的办法不讲门第贫富，明显优于西方中世纪的世袭制，使普通人得以有机会参与政治，不过，最终仍脱离不了在功名利益的追逐下，成为统治者的鹰犬帮凶。
中国文人满脑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的士大夫都称自己为儒者，然而，在孔子看来，儒者又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呜呼哀哉，每朝每代，这君子儒寥寥无几，而小人儒却多如过江之鲫。士大夫们常自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多数能被屈、被淫、被移。中国人都知道“官本位”效应，权与钱可以转化，有权就有钱；就连好官，也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不用说那些鱼肉百姓、一味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贪官污吏了。若清清白白规规矩矩地做官，恐怕很难如意得到那“千钟粟”，“黄金屋”和“颜如玉”。
当然还有极少“矫然自拔于污世”的清官。汉代刘向《说苑·谈丛》曰：“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唐李商隐《咏史》诗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宋大儒朱熹也云：“自古兴俭以劝天下，必以身先之。”春秋时齐国的晏婴，为相五十载，“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居陋室，乘老马破车。汉代倪宽居高位却“衣若僮仆”，“食若庸夫”。曹魏时的华歆“淡于财欲”，日常“蔬食”，“终不殖产业”。唐代魏征“所居室屋卑陋”，太宗数度“欲为营构”，均遭拒绝。宋代包拯生活清苦，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宋代寇准成为“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的名相。明代海瑞去世后，仅剩“俸银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不过很遗憾，这样的清官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岳武穆曾言：“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些清廉的文臣和忠勇的武将，然而，遗憾的是，历代大多数文官都爱钱、武将都怕死，所谓“文官不怕死地爱钱，武将爱钱到怕死”。政治的腐败，导致民众造反、藩镇叛逆、外族入侵、社会动乱，中国历史上多半时期不太平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今，我国的官员几乎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这比文革前与文革期间明显是一大进步，因为给与人们，尤其是平民子弟大展宏图的机会。知识本身是中性的，人们用其既可造福，也可造孽于社会与民众。“知识腐败”与“知识贪官”比“无知识腐败”与“无知识贪官”，更有成效，更有手段，更有“战略”，更有“智慧”，更有“全球观”，更有“高科技素养”，更有狡兔三窟的精明算计，因而更有欲壑难填的追求，故更可达“天文数字”的“伟大收获”；这使那种“大老粗”或“泥腿子”式的贪官望尘莫及，可说两者根本差了好几个数量级。
笔者不想“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倘若一个人并非“白内障”，或“老眼昏花”，或“童目幼稚”，只要随意扫描一下某些官员的所作所为，就很容易得出这一结论：“知识腐败”和“知识赃官”更加可怕！
难道不是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