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滩滩的啤酒——兼及《城堡》的隐喻
看样子，啤酒的历史得改写了，因为在米兰·昆德拉看来，啤酒这种与人类生活史密切相关的饮料还可作为性爱的背景来出现。在他的这本片段式的阅读札记《被背叛的遗嘱》中，我读到了迄今为止最为精彩的对卡夫卡小说的切片式的分析，当然，不是病理切片，而是小说语言肌肤的切片。在谈到卡夫卡伟大的长篇小说《城堡》时，米兰·昆德拉如是说：“卡夫卡所写的最美的色情场面在《城堡》的第三章：K与弗莉达造爱的一幕。第一次见到这个‘不起眼的黄头发小女人’过了才不到一小时，他就在柜台后把她抱住，‘地上满是一滩滩啤酒和脏东西’。脏东西，它和性，与它的本质不可分。”
看得出， 米兰·昆德拉对卡夫卡小说中这个经由“一滩滩啤酒和脏东西”制造出的场景如此着迷并陶醉其中，他认为这样的性爱场景描写是美的，而不是性爱本身。这美来自“地上一滩滩的啤酒和脏东西”和色情场面的相称。我想，除了啤酒，还有什么可以 “一滩滩”地泼在地上？这“一滩滩”的情形符合啤酒的性状。作为人类酿造出来的一种液体，啤酒是非常特殊的，它以丰富的泡沫征服了我们。喝啤酒的人往往关注啤酒的泡沫，并以此来判断其品质的优劣。与啤酒漫长的酿造史相比，我饮用啤酒的时间可谓不够久矣，且一次无法多饮，不是怕醉，而是饱胀。我所见到的“一滩滩啤酒”倾泻在地上的场景多是在城市午夜的大排档旁，一些人影晃动，一些人在湿滑的地上跌倒又爬起。啤酒，在我看来是一种可以倒在地上制造某种狂欢气氛的液体，人们喜欢摔的也往往是啤酒瓶子，炸弹似的、丢到马路上可以发出爆裂声的玻璃器皿。我们经常需要对付的是啤酒的泡沫，那些我们一不小心就溅得满身都是的泡沫（开启啤酒瓶盖时是如此，喝啤酒时更是如此），而我们无疑都是喜欢喝啤酒的泡沫的，啤酒的泡沫使我们难堪也使我们无比快活。
当“一滩滩的啤酒”在房间的地板上流淌，正是情欲激发的时刻。没有什么比这“一滩滩的啤酒”更能使一个简陋的客房充满情欲的气息了。米兰·昆德拉说“脏东西，它和性，与它的本质不可分”，而我说，啤酒的泡沫流淌，它和性，与它的本质相似。我由这“一滩滩的啤酒”所联想到的是性爱时所产生的一些液体分泌物，咸津津的汗液，乳白色的精液以及女性的分泌物等，我读这样的简洁而充满暗示的文字时不可能不联想到这些。从本质来讲，小说《城堡》是那种情节非常单纯而枯燥的小说，但小说中随处可见类似于“地上满是一滩滩啤酒和脏东西”这样一些充满了暗示的隐喻，令阅读者着魔。正如在K与弗莉达造爱的这一幕，只呈现“地上满是一滩滩啤酒和脏东西”，而不直接说性爱的粗鲁、肮脏和欢愉，小说也至始至终没有点破“城堡”究竟为何物，是我所认为的小说的一种最高的隐喻。读这样的小说，让我们领悟：不要说出的就一直不要说出，永远也不说出。猜测“城堡”究竟有何寓意同想象这些“地上满是一滩滩啤酒”到底暗示了什么是一样徒劳伤神的。在我看来，隐喻之美正在于隐喻所制造的那巨大的镂空，让人一言不发地进入畅想的镂空。
同样是杰出的小说家的米兰·昆德拉在讨论卡夫卡小说《城堡》的这个典型片段时还提到了卡夫卡将“长时间的性交”隐喻为“在奇特的天空下行走”的一段文字，并且他认为这段文字就像“性的诗”，我认为这种论断是对的，隐喻从来就是属于诗性的，一个充满隐喻的世界，正如卡夫卡小说《城堡》具备诗性的那种纯净和轻盈，而不是一团混沌不清的影子。我愿意同卡夫卡的小说一起接受米兰·昆德拉在这段阅读札记中的表白：“它使我陶醉：它是美。”
啤酒病
啤酒这种东西最好是罐装的。——我来代替村上春树来说这句话吧。罐装的啤酒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在小说里玩。我读《且听风吟》时，感觉啤酒的气味奇浓，读一段就被这日本的罐装啤酒给呛一口。先来听听小说中那个叫“鼠”的男人所讲的喝啤酒的好处吧：“啤酒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全部化为小便排泄出去。一出局一垒并杀，什么也没剩下。”——这就是啤酒的好处吗？这就是啤酒的好处！所以，我们也尽管像小说中的人物们那样放心地喝吧。但喝啤酒真的就这么简单吗？把身体当作过滤器那样的简单吗？不是的。我在《且听风吟》中所看到的却根本不是“过滤器”那样简单的人，他们借助啤酒一次次地放开了身体，越是忧伤和郁结越是畅饮。
是的，畅饮，《且听风吟》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写畅饮“啤酒”的小说，小说中随着情节的延伸和发展不断出现的畅饮场面实在令人应接不暇，给人感觉像是一种无法制止的病在发作，是一种啤酒病。村上春树心中肯定十分明了啤酒这东西不仅可以和倒入“胃袋”中的奶酪饼干、蔬菜色拉、醋腌竹鱼混合在一起，还可以和小说中的人物当时的心境搅合在一起：“我们从附近的自动售货机里买了六听罐装啤酒，走到海边，歪倒在沙滩上一喝而光，随即眼望大海。天气好得无可挑剔。“——这是我在《且听风吟》中所读到的关于畅饮的最美的片段，读这些文字和他们喝啤酒一样爽快。“歪倒在沙滩上一喝而光”，真是痛快之极！照我看来，躺在沙滩上将这些罐装啤酒一股脑儿地倒进胃里解决的不是干渴，而是某种与干渴无关的精神问题，比如焦虑，比如茫然和困顿。只有精神的问题解决了，一切才可以像“天气”好得无可挑剔。
与畅饮相对应的是怅然若失，这关乎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从我的阅读观察来看，小说中人物喝的几乎都是罐装啤酒，罐子不是无用之物，在小说中，啤酒的罐子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如，在那个海边沙滩上饮酒的片段中，小说人物在喝光啤酒后，顺其自然地“将空啤酒罐一股脑儿扔到海里”，然后“背靠防波堤，把粗呢上衣蒙在脸上，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等他们睁眼醒来，“直觉得一股异样的生命力充满全身”，这让他们感到“甚是不可思议”。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些在他们安睡时被扔到海里的“空啤酒罐”，它们漂浮在茫茫大海上，与这两个畅饮者的梦相对应。
《且听风吟》是一部依赖了畅饮并依此营造了无比伤感的情绪的小说，小说中这些畅饮啤酒的片段值得我们将它们截取下来细细品味，就像我们打开一罐啤酒那样将它倒入杯中，然后才可以陷入沉思。
动物感
只有人才会有动物感。只有人才会有动物的那种脆弱感。当人蜕变为动物时，他一定是弱的，他的周遭也一定是危机四伏的。当强大的压力致使一个人无法获得人的体面和尊严时，动物感便悄然而至。在父亲巨大的阴影的笼罩下，卡夫卡——这个伟大的弱的天才的动物感便油然发生了，他在他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长信中，细致地描述了这种强烈的动物感：“说得更正确些，你的反感是针对我的写作和你也不知道的一切与之有关的事情的。在这方面我确实脱离你自立地走了一段，尽管这有那么点儿让人想起一条虫，尾部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我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得以松一口气，你一开始就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反感，它例外地受到我的欢迎。”
看样子，只有做一只可怜的爬虫，一个人才能从“一只脚”的下面挣脱出来，继续他的自由“蠕动”。因此，动物感也可视作人的一种软反抗。而只有动物才能对付动物。不是这样吗？我小时候所看到的孩子们最害怕的色彩斑斓的蜈蚣却被一只公鸡轻松地啄食了。而人往往不能这样轻松地对付这样的爬虫，用“一只脚”去踩有时也是徒劳无益。一个人想象自己变成一条虫子是一种将自己缩微和隐蔽的行为，在将自己变得看上去很弱和很细微之后，获得安全和自由。这是一种强大的蜕变。这也是一种仅有人才可以做到的强大的触目惊心的蜕变。
相反，动物不能使自己蜕变为人。从来就没有一种发生在动物身上的蜕变成人的感觉。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一种西瓜虫，只要轻轻地拨动它的身体，可怜的小东西便会缩成一团，抱成一个小小的球滚到一边去。它的滑稽可笑往往使我们很容易地放过了它。西瓜虫逃避危险，也只能像一只西瓜虫那样。只有动物感，发生在一个在父亲的巨大阴影笼罩下的儿子身上，没有这种情形的对立面。所以我们希冀读到的有关人类痛苦生存史的小说都和发生在人身上的动物感有关。动物感是属于小说而不是童话。
突然长大的少女
这个突然长大的少女出现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里。在小说的结尾：“萨姆沙先生和他的太太在逐渐注意到女儿的心情越来越快活以后，老两口几乎同时突然发现，虽然最近女儿经历了那么多的忧愁，脸色苍白，但是她已经成长为一个身材丰满的美丽少女了。”这个一瞬间被父母发现“成长为一个身材丰满的美丽少女”的女孩叫葛蕾特，她见证了她的哥哥格里高·利萨姆沙在一个早晨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并且最终悄无声息地死去。突然“长成一个身材丰满的少女”，被我解读为小说突然释放了一直被压抑的性欲。从整体来看，《变形记》是一部令人倍感压抑、灰暗和消沉的作品，女性只作为这个甲虫的照看者和陪护者出现，不仅因为人变成甲虫后被取消了人的功能，并且也因了亲情而不可能有想入非非的事发生。而当这个可怜虫死掉，被压抑的性欲才可释放出来。也可以这么认为，变成甲虫的男人是丑陋的，遭人厌恶的，值得可怜的，他需要葛蕾特这样的美少女来陪衬，尽管她是他的妹妹。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格里高·利萨姆沙的妹妹一直在“发育”中，或者虽已成熟却不得不隐匿其性感特征。而当格里高·利萨姆沙这个可怜的甲虫死掉，一家人方可脱去沉重的思想包袱，一起离开公寓乘电车出城到郊外去，葛蕾特也在这一瞬间“成长为一个身材丰满的美丽少女”。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不可能期望在小说中看到“丰满”这个词。
压抑的写作，对卡夫卡而言是一种期待快感来临的写作。而压抑的解决和取消往往在小说的结尾。在小说《判决》的结尾，当格奥尔格服从父亲的判决从桥上“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之后，我们看到：“这时候，正好有一长串车辆从桥上通过。”当一个人投河自尽，那一刻有“一长串车辆从桥上通过”，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冷漠！“一长串车辆”的集体通过是对自尽行为的一种不理会，也是作者对投河自尽行为的孤注和决绝。“一长串车辆”足可压制所有的冲动和叛逆。而“正好有一长串车辆从桥上通过”也是《判决》这部小说中最具痛快的一句，是一种戛然而止和勃射。且听听卡夫卡是如何对他的好友布罗德说的吧：“你知道（小说《判决》）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写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一阵强烈的射精。”
卡夫卡的小说不是问题的小说，而是解决问题的小说，在《变形记》中，通过格里高·利萨姆沙变成甲虫后最终死掉解决了一个人如何面对异化的问题，而《判决》则通过格奥尔格服从父亲的命令“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解决了摆脱“父亲”的统治阴影。但都是压抑的和消极的。当这种压抑达到顶点，像那个叫葛蕾特的少女在她的哥哥格里高·利萨姆沙死掉后突然展示其“身材丰满”的身体，以及“一长串车辆”从死者跳下的桥上集体通过，一种快感才会出现，既是身体上的也是写作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