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30日，铊杀亲夫的冷血妇人华裔化学师李天乐被判谋杀罪名成立，终身监禁，62年内不得假释。这名妻子于2011年被控用铊毒死当时为软件工程师的丈夫王晓业。两人当时婚姻出现裂痕，丈夫要求离婚。但妻子宁可下毒也不愿离婚。今年44岁李天乐被捕前，在纽约必治妥施贵宝制药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担任了10年化学师。这对夫妇都是中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妻子毕业于北大，而丈夫则毕业于清华。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精心策划的、并且用残忍手法进行的犯罪，”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说。李天乐的律师称，李从头到尾都否认自己谋杀丈夫。在周一的法庭上，李天乐含泪说，她为丈夫的灵魂祈祷，并且会就该有罪判决上诉。夫妻二人育有一4岁之子，目前由家人照顾。
控方的证据显示：担任化学师的李天乐在2010年曾通过工作之便订购了铊。这种无色无味的化学元素含有剧毒。1994年到1995年期间，清华大学女生朱令曾被这种毒药毒害导致终身残废。39岁的王晓业2011年1月因中毒入住普林斯顿医院, 一开始症状显示为流感和病毒感染，但1月26日陷入昏迷并去世。李天乐在丈夫入院期间一直在床边陪伴，甚至为他翻床。控方则称，“李天乐一直秘密记录丈夫的症状，好奇丈夫什么时候才会死。她计算好谋杀丈夫的每个细节，不仅包括如何实施谋杀，还包括如何躲过谋杀指控。她以为她能不被发现。”李天乐1990年代末来到美国。她和丈夫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期间相识，并定居新泽西州梦露市。两人争吵期间，警方曾多次被电话要求上门调解矛盾。?
这不仅又让我想起多年前所写的几篇杂感：
凶杀是人类文明的副产物，有欲，有妒，有惑，必有凶杀。凶杀者动机各异，或因财，或因权，或因色，或因仇。凶杀本应遵循犯罪学和法律学的鉴定，但在文学家的笔下，却显示了文学的悲剧美。男女凶杀者有着不同的悲剧效应。男性用剑杀人，女性用毒杀人，即用毒杀死那些最爱或最不爱但最近的男人，最著名的如潘金莲；而最近的一例就是薄古开来。男人是火，女人是水，水终能克火。一个典型故事是《爱米莉的玫瑰花》，讲述一个妇人不愿心爱的郎君远离，竟将之毒杀，置尸于榻以求长期厮守。还有一个故事，讲述一对男女决定殉情，结果女子自杀，男子却在最后一刻偷生。女魂在阴间等不到相思的人儿，便返阳，直把那男人挟至阴间。
《易经》说：物皆有阴阳，阴阳和则物固，反之则物崩析；有阴阳交感而生情，情可使物聚，又可使物离。女性似重“近取诸身”，男性却似重“远取诸物”。也就是说，女性重身边人之情，而男性却重更远的物之利。男性凶杀多在战争、竞争和利害冲突中，为政治经济军事之求而杀戮；女性则擅杀亲近的人，丈夫、情人或丈夫的情人、情人的情人。男人为物欲而仇杀，女性则为人怨而情杀。女性的情，强烈得要男人死。对女性来说，既无能力又无必要杀那些不相干者。据说中国古代女人头上的簪子不仅为美丽的装饰，而且是为杀人和自杀用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女权运动越来越兴起，女性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其中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传统的两性关系受到强大的挑战，同时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有人惊呼，男女之间正展开着一场激烈而残酷的“战争”。当然好莱坞绝不会放过这样一类耸人听闻的题材。20世纪80年代有两部影片最有代表性：一部是《与敌同眠》，另一部是《燃烧的床榻》。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是好莱坞“反浪漫爱”的模式。
《与敌同眠》的女主人公嫁给了一个英俊而富有的男人，他几乎能给她物质上所要求的一切，如豪华的游艇和海滨别墅等，但同时又把她当成了私人占有的“财产”。不能说这个男人不“爱”她，他简直把她当作惟一关注的对象，当她同别的男人有点接触，甚至只说了几句话，便遭殴打。一般东方女人能找到这样的男人正是梦寐以求的，完全可以终身有靠，即便受到他的掌控，皮肉受一点苦又算得了什么。然而，这种“爱”，却使影片中的这个女人无法忍受。于是，她巧妙地布置了一个意外落海死亡的假象，趁机逃离了那个男人。但不久，这个男人还是发现了这场“骗局”，终于追踪到她。影片的结局是，她开枪打死了他。同样，《燃烧的床榻》的女主人公在其丈夫的百般虐待下，终于忍无可忍，最后趁其熟睡之时，用汽油浇满在床上，然后一把火将其烧成灰烬。
这类影片后来又出了一些。其中《朵洛瑞斯·克莱伯恩》很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名叫朵洛瑞斯·克莱伯恩的妇人的遭遇。她的丈夫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和虐待狂，竟还毫无人性地猥亵了他们惟一的女儿，使其受到身心的摧残。朵洛瑞斯后来到多诺万太太的家中做女仆，终于熬成管家。数年后，多诺万先生神秘地死于车祸。多诺万太太又先后两次中风，于是朵洛瑞斯便搬进这栋豪宅，成为多诺万太太分秒不得离开的伴侣。然而某日，多诺万太太突然摔死在楼梯下，在她的遗嘱里，朵洛瑞斯竟是百万家产的惟一继承人。当地警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朵洛瑞斯为了早获遗产谋杀了自己的主人。此外，早在十多年前，她的酒鬼丈夫就意外地摔死在自家院里的一眼枯井内，警察把她当成谋杀嫌疑犯，后来证据不足，未能立案，但警察并没有放松对她的怀疑。影片用时间倒叙穿插的手法，将朵洛瑞斯黑暗苦难的一生一点点揭示出来。她的丈夫从来不把她当作人，而仅当作免费的奴仆和泄欲器，随时可以打骂。他为了酒和赌，偷走了她为女儿上大学而千辛万苦攒下的3000美元。终于在她发现丈夫的乱伦行为后，下决心除掉他。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受到她所服侍女主人有意无意暗示“一场意外事故总是我们这些不幸女人的最好朋友”之后，精心设计了一个事故，终于将丈夫引至枯井而置于死地。这部影片把不同女人的复杂心态展示得惟妙惟肖，如富有而曾经骄奢刁蛮的多诺万太太，吃苦耐劳但又刚烈的朵洛瑞斯，逃离家庭、后来成为女记者的女儿琳娜。它一方面揭示了美国家庭的某种创伤，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美国的某些女性在内心深处是如何承受这些创伤、而又被这些创伤如何扭曲了心灵和人格的。这部影片的原小说作者斯蒂芬·金在扉页上引用了西方性心理学的开山鼻祖弗洛伊德的一句名言：“女人想要什么？”
对这样一类影片，有人叫好，认为大出了女性的怨气；也有人忧心忡忡，认为等于创造了形象直观的教范，使本来可以用其他温和方式解决的问题，用最极端的血腥方式来完成。果不其然，电影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效仿，这以后，妻杀夫的案例屡见不鲜。其中一个曾震惊全美的是“莉达杀夫案。原在美海军部任职的莉达，数年前因杀害同样是军官的丈夫约翰，目前正在佛罗里达监狱服刑。约翰生前经常毒打她，但她从来不敢向人诉说，总认为是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希望有一日丈夫能改弦更张。的确约翰每次动手之后，都不断地道歉、送礼物，保证下次再也不犯，她心便软下来。但不久情况更加恶化，于是她提出离婚诉讼，法院禁止约翰接近她用退休金在佛罗里达买的房子，但约翰毫不理会，每天都到房外骚扰，敲击门窗，并大叫要破门而入。莉达叫来警察，但他们也无能为力，便按社会惯例，劝她买枪自卫，结果酿成了悲剧。莉达一直说自己“大脑中一片空白”，只记得丈夫手里拿着刀，并没有留下扣板机的印象。陪审团判断不出莉达行凶的动机。第一次审判时，虽然在亲友作证中，描述了她的人格特质，并展示了满身的伤痕，但检察官从所放的电话录音带中，指出她对约翰的威胁很令人震撼。她被控为一个冷血的、丧心病狂的、诱骗丈夫然后持枪等他前来送死的预谋杀手。这次陪审团没能作出判定。第二次审判，陪审团裁决她犯了二级谋杀。她的上诉被驳回。假释委员会也驳回她的申请。
据美国《洞察》杂志，美国男子入狱的数量增加了11.2％，而女子却增加了20.2％，几乎是男子的2倍。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虐待而越来越多地走向暴力反抗和犯罪，是造成妇女入狱人数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女性暴力罪犯中，有2/3是袭击家庭成员的；女性凶杀的矛头，25％以上是指向情人、配偶、前夫或男妓的。多年前，美国就约有1000多名妇女因杀害其丈夫在狱中服刑。2012年1月19日，在美国南加州罗兰岗杀害丈夫和两名幼子的华裔女子曾玫琳（Manling Tsang Williams ），在笔者工作处不远的波莫那法院被判死刑，成为加州第一个被判死刑的华裔女性。
日本电影“不容性侵犯”（石井隆导演〕竟将现代日本女人的某种心理变态刻划得令人毛骨悚然：柔弱的千希露设计杀了三个轮奸又要挟她的汉子，然后将尸体冻于冰柜，但故事才刚刚开幕，她没有逃亡也没有灭尸，而从此观赏自己冻制三副肉块标本的杰作。一段时间后，有点厌倦的千希露萌生新生的念头打算出走欧洲。正在她刚关掉冰柜电源，未婚夫来了，他痛诉悔恨的衷肠，乞请宽恕。千希露感动了，于是两人激情荡漾之后，未婚夫突然闻到尸臭，继而找到化冻的尸体，惊惶失措的他看到未婚妻手中的凶器正朝自己砸来。暴风雨之夜，千希露裸露着失神地在崖边凝望，接着，纵身扑下。弱女雪恨的精巧构思，逼真细腻的写实手法，暴力指数的突显强升，这一切都让观众胆战心惊。凶器皆为垂手可得而熟视无睹的日常用品：锤子、瓶子、床单、胶带等等。在后现代的思潮下，如此“生活化”的凶杀渲染，很容易让称为“复印猫”（好莱坞的一部连环凶杀影片的片名，描绘了人们模仿犯罪的情景）的青少年们受到“教唆”。目前，这类日本女性“以暴制暴”的复仇影片大受青睐，如《 41号女囚》、《末路狂花》、《操我》等。有影评专家认为，在商业化模式的激励下，日本女性复仇电影早就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不断上演着；这样集女性凶杀、暴露，以及微弱而扭曲的女性反抗意识于一身的影片，恰是商业电影体制下的畸形儿。
台湾女作家李昂的短篇小说《杀夫》在海峡两岸引起轰动。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时，曾在李鸥梵教授家庭晚会中当面问过这位作者的写作动机。1976年李昂赴美，住在白崇禧之子，教授兼作家白先勇先生加州的家中，偶尔在桌上翻到一本《春申旧闻》(陈静山著)，这本小册子中记载的都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奇闻轶事，李昂本是作消遣，不料被其中一篇《詹周氏杀夫》吸引住了。詹周氏是个信佛的女人，其夫是屠夫，以杀猪为生，那个男人以杀猪为乐趣，还常常戏弄信佛的老婆，强迫詹周氏看他杀猪，从不杀生的詹周氏吓得闭住眼睛。但丈夫不放过她，把妻子当作取乐与施虐的工具。日久天长，詹周氏有点疯了，她趁丈夫熟睡，把他斩成8块，放在床下。不料那屋子的地板有缝，血就流到楼下二房东家中，那房东以为是猪血，也不当一回事。但她借口污血弄脏了她屋子，要赔一条猪腿，詹周氏这时已经不知所措。二房东上来敲竹杠，结果从床下拖出一条人腿。案发后，詹周氏被判了死刑，但未到枪毙日，抗战胜利了，詹周氏也不知去向。李昂说：“这段史料很有价值，我把杀夫的背景搬到了台湾鹿港，写出屠夫残忍背后的东西。”
说来甚是嘲讽，中国古代处死女犯，多用毒药、活埋或赐三尺白绫自尽等比砍头较为“温和而体面”的行刑方式。
相比之下，女人更证明了阴柔胜刚强的道家哲理。不过，文学家常会误导人们，似乎男女之间只有战争，只有迫害，来点儿凶杀，才足以升华生活的悲情美感。
最新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共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