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莪先生是山东泰安人，1949年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1954年留校，后协助武伯纶、马长寿等先生创办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他是西北大学历史系1954届毕业生，原任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教授，主要从事商周考古教学与研究。刘先生为人低调、谦和，却桃李满天下，赢得了无数学生和友人的盛赞。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极力强调从没有干过什么大事，都是在辅助各位先生完成自己份内的事，也是我们采访的所有“大家”中唯一不让拍照的老先生。
师生情
刘先生是共和国初年考入西北大学的，当时的西大历史系可是人才济济。1950年，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来西北大学担任校长，历史系相继应聘知名历史学家陈登元、陈直、武伯纶、黄晖、楼公楷、林伦彦、王耘庄、姚学敏、斯维至、马长寿等教授专家来校执教，加上在职的林冠一、许兴凯、史念海、冉昭德、李之勤等教授、助教，一时之间大家云集，蜚名学界。
独特的历史地理因素，朴素的师道之德熏陶着刘先生，随着学习步伐的深入，他竟然与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1951年，刘先生选修陈直老师的“考古学通论”课程，又在历史系文物陈列室学习，日益感到考古文物对学习历史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他又长时间的陪陈直先生为文物陈列室购买文物，曾经到青年路一位姓康的友人家买到唐代石狮一尊，后经人介绍买到甲骨文一盒（8件），这些皆是良好的教材。1952年，他聆听了党晴梵先生的“中国古文字学”和王耘庄先生的“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的课程；1953年，又跟随武伯纶先生参加了“甘肃麦积山石窟调查”“新疆文物调查”?“北京及沈阳等地的文物陈列参观”；1954年，陈直教授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他协助老师工作，朝夕相处，聆听教诲，这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以后数十年的教学生涯。
1955年9月，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教授支援大西北，从上海复旦大学来西北大学任教。刘先生接受学校安排给马长寿教授做临时助手，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不但借此机会弥补了个人在民族学领域的知识空白，同时感到民族学研究必须与历史文献、语言谱系、风俗、宗教及与地方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始能阐述民族学史上深邃的奥义。马长寿教授在给五七级历史班讲授“中国西北民族史”课的同时，又组织领导了对陕西、甘肃两省十余县的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的历史调查，他随马长寿教授参加了回民起义波及区的西安、渭南、华县、大荔、咸阳、泾阳、三原等市、县的第一阶段的调查，后因考古课程教学和筹建教研室工作，脱离了调查小组，此后再也没有从事过类似的活动。
图书梦
限于历史系图书资料的缺乏，教师学习备课受到了困境。为此，学校在侯外庐校长的关注和支持下，从1956年开始，及时下拨经费，令历史系根据教学急需自行购买必要的图书资料，以便教师公用。历史系经过认真讨论，特请陈登原教授负责，刘先生作为副手一起前往江浙一代为西北大学历史系选购图书。
陈登原长期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有史学大师的尊称。刘先生曾经随堂听过陈登原老师讲授的中国古代史、史料整理和史部目录学的课程。当年9月，刘先生陪陈登原老师离开学校，去南京、上海、杭州去购买图书，他每到一地安顿好陈教授，然后开始在各古旧书店探访，了解存书品类，摸清销售价格，与店主洽谈付款方式。陈登原教授在讲授史料学的课程时，着力对线装古籍的发展变迁和历史价值做过强调，但由于缺乏实践认识，通过这次实地购买图书，使刘先生认识到江浙一带书商，世袭传承较多，这类人虽没有大的学问，但为了生意赢利，在实际经营中叶对版本目录也有一定的经验，谈论起来头头是道，极易蒙蔽只有理论而没有实践的人。在整个购书的过程中，刘先生配合陈登原教授完成购书任务，并孜孜不倦地学习着，成长着。书到学校后，相应地成立了历史、考古资料室，刘先生申请专款为线装书制作了布函，还请资料员在书背贴上书名，分类就序，以便利阅读保护。
1958年，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大发展的影响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当时，武伯纶先生兼任考古所所长，王家广先生任副所长。考古所成立之初人员紧缺，为长远发展的需要，给刘先生汇去1万元，要他在北京购置一批考古专业书籍，把考古所的图书资料室建立起来。先生便利用北京大学教研室和其他朋友，反复征求购书意见，最终形成了着眼于古旧线装书为主，凡金石著录、文字考释、古器物论证、地方志和有关名人札记、游记等兼及能够买到的考古报告。前后两个月，他到中国图书店、文物出版社、琉璃厂、隆福寺、莱薰阁、广雅堂、东安市场等地购得线装古书、中外平（精）书近万册，后又在西安青年路一姓“武”的藏书家手里，用2500元购买了一套《陕西县志》。刘先生留给西北大学考古系图书室一套百纳版的二十四史，留给陕西考古研究所图书室一套《陕西县志》都是知识之源、无价之宝。
考古缘
每一个考古人最喜欢的就是田野，刘先生也不例外。他第一次下工地是在系主任林冠一指示下，到西北地区基建工程文物清理队茹士安主持的咸阳底张湾机场工地，学习了最基本的考古田野知识。
从1953年3月初到5月底共清理了30多座北周、隋、唐时期的中小贵族墓。刘先生并没有过多的提及考古生活中的喜悦，但却语气深长的告诉我们他当年经历的"事故"。由于建国以前修筑机场时，仅将各个坟头铲除，并没有清理夯实，他和同事杨增寿清理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在清理完墓道进入墓室发掘，墓室突然坍塌，把杨增寿半截身子下压土下，大家七手八脚推起堆土将杨救出，造成杨增寿终生残疾。刘先生总结是因为缺乏实践经验，当时没有对土质细致观察，熟土当成夯土，加之飞机长年的降落震动，以致酿成了如此巨大的事故。
刘先生撰写过多篇学术论文，但对商周考古影响最大的要数《老牛坡》了。他从1986年就常年带领学生在西安灞桥的老牛坡（许家寺）发掘实习，对这一代的地理、地貌熟记于心。他认为老牛坡位于南下商洛、武关；向北接近关中腹地，是商王朝在关中地区重要的据点，结合文献考证，先生认为这里极有可能才是文王伐崇的崇地。刘先生主要从事商周考古教学与研究，在谈起岐山周公庙发现的带四个墓道大墓时，说那里绝不可能是岐周的所在地，从聚落的面积以及墓葬的等级，周公庙绝不可能取代周原的地位。
刘先生常说：“我一生干的都是琐碎之事，都是在辅助各位老师和前辈。”岂不知，就是这种琐碎的小事，成就了他一生的不平凡。作为教书育人的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引导着他的学生们，而他的学生们又传承着老师的睿智，且个个也都有着自己的考古成就。佛家常说：“一花一世界，一沙一菩萨”，红花平凡成就了璀璨的自我，细沙微小蕴涵菩萨的智慧，同样他自己也就在这种琐碎中成就了他自己。
2011-9-8（子露执笔）
作者附言：今天听说先生去世了，回首见过先生已经是前年的事情，先生的音容笑貌，永留心中！沉痛哀悼先生……（2013-3-14于“汉唐有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