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羞于人言，我第一次到美国闯荡时，在餐馆侍者、小报编辑生涯之外，还曾经当过两个月的“照看小孩者”--英文称为baby-sitter。
我的职责是：女婴早晨醒来时，我为孩子穿衣服、洗脸、准备早餐，让她的外婆多睡一会儿。等她外婆起床后，将孩子接过去照看，换下我准备全家人的早餐。早餐 后，如果天气晴和，就和外婆一起，将孩子用披风、口罩全副武装起来，推到街上逛逛风景。常常有这样的情景：一个看上去知书识礼的青年男子，和一个年约六 旬、同样知书识礼的妇人，推着婴儿车，并肩而行，温言细语，在这个几乎全是白人的住宅区，和碰到的任何邻居点头致意，用一声不卑不亢的“哈罗”，将诗人的 尊严和“保姆”的尴尬平衡得恰到好处。
十个月大的女婴，长得健康活泼，令我喜爱不已。发愁的是，她正介于“走路”与“爬行”之间，每当 她摇摇晃晃站起来，旋即倒下后，她就立刻旋风一般爬走。我常常感到惊讶万分：一个女婴，竟然可以爬得那样快。客厅里有一道陡陡的楼梯，通到我晚间“下榻” 的地下室，无遮无拦。那是我的心病、我的深渊--如果孩子从这里滚下去，我的朋友、美国的法律、还有我的良知，都绝不会宽恕我自己。当孩子飞快地爬行，转 眼就到了楼梯边缘时，我竟然发现，我比她爬得更快，一头笨拙的狗熊就这样将楼梯堵了个严严实实。
想不到，在谁负责照料婴儿上，我与孩子的外婆产生了严重的权力之争。
朋 友临回国前嘱咐说：由外婆协助你照料孩子。这就是说，孩子的饮食起居，由我--这个一手一脚养育过孩子的年轻父亲负责，而一辈子担任医院护士的外婆，给予指导和咨询。我的报酬虽然菲薄，但毕竟是领取薪水的“雇员”；分文不取的外婆只能算是“义工”，在照料孩子的权责方面，我显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外婆却觉得，天生的血缘关系，重于一切雇佣关系，至少孩子的吃喝，要完全由她负责。
于是，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她毫无节制地将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苹果、香蕉、牛奶、甚至酸奶等，喂给孩子，生怕孩子饿着了，非要将她的小肚子撑得圆鼓鼓不可。我加以制止，她说：“你看，她还在张嘴，这就表示她还想 吃呢！”和所有的中国老人一样，孩子吃得越多，老人家越满足。当孩子嘴里塞的食物，终于从胃里吐出来时，老人才满意地住手，说：“宝贝，歇会儿咱们再 吃！”
终于，孩子拉肚子了。婴儿的妈妈到纽约办事未回，我们只好眼巴巴地等着她回来，带孩子去看医生。我不停地给孩子洗换，屋子外面， 异国的大雪正飘飘而下，如果在中国，正是邀约三五文友，“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温馨时刻。当我在浴室里又一次给孩子洗干净，换上尿布时，孩子的小腿 一蹬，碰到了水池的热水水龙头。
幸好水池里还积有半池温水。热水哗哗地喷出，浸在水池里的孩子的右脚，被热水一“激”，孩子“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赶紧将孩子抱开，但孩子右脚背上，出现了一小块红色。显然，这是热水注入温水后，刺激了她细嫩的皮肤所致。
外婆听到孩子的哭声，从隔壁房间跑过来，看了看孩子的脚背，一屁股坐到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天啊，你把孩子可烫着了，这可怎么好？我早就说过，千万不能请 个男的来照看小孩，这下惹大祸了。等会儿我女儿回来，我们俩怎么交代哟！”外婆的哭声，一下子就将孩子的哭声盖住了。无论我怎样解释，劝她放心，外婆的哭 声仍然无法止住。哭了好一会，她才想到，去找了一盒红花油，擦在孩子的右脚上。半个小时后，孩子脚背泛红的地方，已经恢复了正常，既没有受伤，也没有发 肿，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这一天，是1996年春节的大年三十。除夕之夜，在中国的乡村里，该是阖家团聚、围炉守岁的时刻。此刻， 在大雪封锁着的新泽西，我怀里，朋友的孩子已经熟睡，冷冷清清的屋子里，连灯也没有开一盏，晚餐时分，女主人还没有回来，引起了我隐隐的、却不便言说的担 心，而我，已经快两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了，很想梦见他，却偏偏梦不着。
第二天，新年初一，女主人给我放了一天假--一个月以来，我一周七天，从早晨5点多钟就守在沙发上，等待女婴早早醒来，直到晚上10点多钟，安顿孩子睡觉后，我才可以推开门，踏入漫天风雪中，绕着附近的街道转一两圈。至今我还记得脚下的积雪所发出的“吱呀”之声。
无处可以消磨这宝贵的一天，我找了一本过期的《明报》月刊，踏雪向附近的一处购物中心(MALL)走去。在那里，我给自己买了最便宜的一份午餐，端到露天餐 桌上，摊开杂志，开始读当时旅居德国的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一篇关于乡音的散文。散文的梗概是这样的：作者小时候，随政府军离开故乡长沙南撤，在外婆家寄养的哥哥，被带到火车站时，拼命哭闹，不肯离开外婆。作者的父母就说，算了，过一段时间再来接他。谁知，“这一段时间”一晃就是40多年。后来，作者受父母 之命，回到故乡，终于找到了身为农民的胞兄。作者拿出录音机，请哥哥录一段话，好让自己的父母听听亲生儿子的声音。哥哥起初不肯，说几十年都没有见过面， 没有什么话好说。最后，好歹录了几句话。
作者将录音带携回台湾，放给父母听时，在某湖南小县土生土长的父母，到台湾后自认为自己讲的是真正地道的家乡话，这时，竟然全然听不懂自己儿子的湖南土话--这个被战争、离乱所遗弃在故乡的儿子，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老家半步。
读到这里，我伏在桌上，任我的泪水，无遮拦地、默然地、痛痛快快地流下来。
坐在我对面的美国人，在片刻的错愕之后，走过来拍了拍我抽动着的肩头，说：
“你需要帮助吗？你不要紧吧？”
我无法用英语回答她的好意。如果我开口，她一定听得出来，我的还算流利的英语中，有浓浓的异国口音--确切点说，是古老的、已经灭亡了两千多年的楚国的口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