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春，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合唐代“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此墓志体量不大，近方形，边长不足40厘米，志盖四侧毫无纹饰，且无落款，撰文与书丹者不详，貌不惊人，在关中这个历代碑碣石刻精品荟萃之地，自然难以惹人青眼。据说，墓志的持有者曾辗转数家机构，求售未果，几经周折，终遇慧眼之人，算是货与识家，不致明珠入土。因为后来的研究表明，这方墓志是中国首次发现的也是唯一的唐代日本谴唐使或留学生墓志，被誉为“神驰日中文化交流史的一级史料，”可谓非同小可，奇货可居。消息披露后立即引起轰动。学者惊喜，媒体聚焦，社会关注，一时间，成为中日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我看到了这方墓志。那一刻，这块覆斗形的石头就静静地卧在展台上，仿佛等待着与来人交谈，诉说墓主生前身后的荣衰际遇。待伏身细读楷书的志文，就觉得那冰冷坚硬的石头渐渐地变得温润而鲜活起来。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朝，难与俦也。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遇移舟，逄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皇上□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产水□原，礼也。呜呼！素车晓引，丹行哀，嗟远□兮颓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其辞曰：□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
古人惜墨，这方盖棺论定的井君墓志通篇仅171字，让事主生前身世背景的许多细节湮没不彰。甚至连他的死因也是语焉不详，令人颇费猜测。然而，透过这寥寥百余字的志文，我依然看见一位年轻的日本遣唐留学生那单薄而挺拔的身影：他容貌俊秀，才华出众，胸怀远大的抱负和强烈的求知欲望，衔命异邦，负籍远游，渡海涉险，来到中国，研览经史，博涉众艺，期冀着有朝一日学成归国，将大唐博大精深的文明带回家乡，建功立业，告慰双亲。孰料却英年早逝，埋骨他乡，成了客死异国的孤魂，年仅36岁……
我并非是想要刻意渲染生离死别的伤情，毕竟按照常理推测，井真成当年离家远行之际，亲人送别，必有一番临歧分袂，挥泪沾巾的伤痛；而他死后，桑梓故园，秋风萧瑟，鱼雁无踪，也该有白发双亲翘首盼子的辛酸。因此，就生命个体而言，井真成一生实在不幸，而阅读这方墓志无疑就是阅读一则真实的历史悲剧故事。但是，将井君个人的不幸放在千余年前国际交流的宏大叙事背景下去感受，却不由人思接千载，心凝神释，浮想联翩，生出无限的感慨。
大唐王朝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封建大帝国，而国都长安则是当时享誉全球的国际大都会。当是时，所谓“声教所及，唯唐为大”，“万国欢心，四夷钦化”。中国事实上成为文明发展的颠峰而令世界心向往之。那时的长安，八方辐辏，群贤毕至，随处可见肤色不同，语言各异，胡服异装的各国使节、商人、僧侣、学生们来去匆匆的身影。他们或急冲冲奔走于长安的通衢里坊、东市西市、旗亭逆旅，从事商业贸易；或翩翩然出入国子监太学，读诗诵经，沉浸在卷帙浩繁的儒家经典之中；或者供职教坊，嚼徵含宫，泛商流羽，教授胡旋浑脱之舞；或建寺度僧，翻译佛经，潜心研究中国的宗教文化与建筑文化；或丹墀传唤，行走宫廷，沐浴皇恩，给大唐天子讲授异国风情……长安那一轮明月的光辉普照天下，而大唐王朝海纳百川的气度，举贤不避的胸襟，从不吝惜给予各国人士以应有的礼遇，让几乎所有来华的外国人都感到宾至如归。其中不少外国人还被唐王朝委以官职。按照井真成墓志记载，井君去世后，唐明皇曾诏赠其为尚衣奉御，虽说是官职不大，为从五品，又是死后追封，明日黄花，但尚衣奉御一职却非等闲，他为宫中六尚之一，负责执掌皇帝衣物，每每有亲临圣泽之幸。检点文献可知，唐初乃至盛唐时期，有太子、驸马和后戚显要也曾任过此职，足见这是一种何等的恩宠与荣耀。
回顾这一段历史，反思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几度兵戎相见，创深伤巨的惨痛，乃至郁结于国人心头至今难以释怀的愤恚和挥之不去的阴霾，我真是非常艳羡有唐一代的中日外交关系。遥想当年，从唐贞观4年（公元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的二百余年期间，日本国先后向中国派遣过19批“遣唐使”，每批少则百余人，多则六七百人，总人数超过数千之众，且皆为当时日本国之学者精英，俊彦才杰，龙蟠凤逸之士。他们抱着崇敬向往，高山仰止，师唐兴邦的信念，踌躇满志，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取经求法，不仅受到唐王朝的优厚礼遇，不少人还和大唐的官吏和文人雅士诗赋唱和，结下金兰之谊，在中日文化交流互动的史册上镌刻上他们的英名和身影。有学者统计，由于当时海路交通环境的险恶，远非今人所能想象，加上恶疾和其他不测因素，日本的遣唐使据说只有百分之六十可以最终返回。如果这个比例大体不虚，它着实令人触目惊心。据此推想，还有多少遣唐使节，也许正值韶华之年，壮志未酬，赍志而没，葬身于波涛汹涌，险象环生的大海；又有多少暴病而亡，客死异国他乡，永远告别了他们魂牵梦绕的故园家国，以生命的代价谱写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可歌可泣的壮美华章。
其实，依据文献和考古发现，为中外文化交流而客死中土乃至长安的外国人还有很多。有史可查的就有日本使者弁正、高向玄理、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朝鲜新罗的泉男生、金可记、慧超，印度的那罗迩娑婆寐以及波斯的卑路斯和泥哩斯父子等等，而名不见经传者更不知几许。由于文字记载的阙如，他们中多数人准确的埋骨之地我们至今也难以确考，成为愧对这些先贤们的长久遗憾。在今长安区子午镇西侧的子午峪内有座金仙观，相传是后世人为纪念朝鲜新罗遣唐使者金可记而在原玄都坛旧址附近所建。金可记其人在当时已享有声名，故文献中还有雪泥鸿爪可以寻觅，大体可以推断其应在公元九世纪中叶，即唐开成、会昌、大中年间，由新罗政府派遣留学长安。《太平广记》说他“博闻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曾考中唐王朝专门为外国留学生设立的“宾贡进士”，博有功名。依其才情而论，当不乏如锦似绣的前程，但最终却不求仕进，归隐山林，受道教仙祖钟离权传授内丹术，曾几度返回新罗，传播中国道教文化，成为今天韩国的道教鼻祖，后于公元858年即唐大中12年2月25日羽化于长安子午谷中。如今，金仙观一带奇峰壁仞，山泉潺潺，花木扶疏，有“果峪”之誉，俨然道教的洞天福地。而在长安博物馆的后庭院内，则有迁移至此的一幢摩崖刻石，高丈余，镌刻有金氏传略。《全唐诗》506卷中载有唐代诗人章孝标《送金可记归新罗》诗一首:“登唐科第谙唐音，望日初生忆故林。鲛室夜眠阴火冷，蜃楼朝泊晓霞深。风高一夜飞鱼背，潮净三山出海心。想把文章合夷乐，蟠桃花里醉人参。”朦胧的诗意中把金氏入唐，进士及第，航海涉险，触景思乡，乃至退隐山林，青灯黄卷，?孤寂修行，潜心于两国道教文化交流的一生行迹悉数道来，千载以下读来，仍依稀感受到诗人的殷殷深情，成为今天祭奠这位新罗文化使者的一瓣心香。
近多年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长安故地先后发现了不少外国人墓地及其相关遗物，除了上述井君墓志外，1955年在西安西郊土门村附近曾发现唐代波斯人苏谅之妻马氏墓志，其志文用汉字和中古波斯的婆罗钵文两种语言书写。而时代较早的还有近年来于北郊未央区先后发掘的北周安伽墓、康业墓、史君墓等，皆为当时旅居中国的中亚阿姆、锡尔两河流域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墓葬。虽说这些墓主长期留驻中国，不仅与汉人通婚，并担任北周政权正式任命的“萨保”职务，几乎已经中国化，充其量算是“华籍外裔”，与唐代那些各国遣唐使者自不是同一类型，但他们毕生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商贸往来流通，直至终老异乡的贡献，却实在不应轻易抹杀或遗忘。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对文物考古工作更凭添了几多敬意。因为，史学常有曲笔或者舛误，有时它会让许多真正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俯仰之间，化为陈迹，尘封不现，被人遗忘，却让一些龌龊无聊的小人载入典册，充当了英雄的角色。是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修复了历史的公正。是他们发现的一件件文物，不仅勾沉起中外交流的许多千年往事，为枯槁的历史真实注入了血肉，更让那些远逝的先贤俊杰再度复活，有着光彩照人的多维界面，成为远比呆板的字符和扑朔迷离的传说更为鲜活的生命， 并得到不朽之名。
“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这是井君墓志文中的最后两句。谨借此言为所有客死长安的异国魂灵祈愿。因为我相信，魂兮归去，伴随着他们的不仅是历史上的绮丽风光，更有中国人民对他们缕缕不绝的怀想和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