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30年。
1978年2月至1982年1月，整整四年，15个男生，原本5个女生，一年后剩下4个，共同学习、生活在中国内地的西北大学。
今天，19个年过半百的人回顾过去，品评一生，最后的思考竟出奇的一致：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时，他唯一能带走的是记忆。这些记忆使你感动、满足，你就幸福；反之，你就不幸福。百分之百，是纯主观的东西。
如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一个人来说，记忆或遗忘都是选择性的，说到底，它决定于你今天的心灵和精神。
西大的四年，是19个人的人生记忆中最值得珍惜的一部分：
春节前的一个下午，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几近眩晕；
搬着行李走进宿舍，面对穿工作服的下铺老家伙时的惊异和紧张；
刘侠缠着白纱布的额头和失去血色的白皙的手；
第一次偷看禁书乾隆版《金瓶梅》时迷乱的心跳；
一堂专业课后，惟妙惟肖地上台模仿老师的授课；
晚饭后翻墙，被体育老师从游泳池里抓获，认错时的尴尬和佯装的真诚；
大三以后，为抢占图书馆座位时的算计和艰辛；
课桌搬空的教室里的周末舞会,砖头式录音机播出的劣等音色里，踩着对方脚时的无措和隐隐的兴奋。
华县梓里考古实习，把偷拔来的萝卜切丝拌盐，盛在刚刚挖出的仰韶圜底钵里下酒，而酒的来源是几个同学打赌剃光头赢得的赌资；
延安南郊市场沟窑洞里炕桌上的黄酒、羊肉、油糕和被灶火照亮的深藏在老人脸上褶皱里的慈爱；
看着被烛蜡封堵得死死的班级信箱的锁孔，从茫然到激愤的转换。
乃至
晚自习时，教学楼阳台上与异性同学的一次深谈；
熄灯后，男生宿舍里一次关于文革的抬杠式辩论；
静静图书馆里，面对一段文字醍醐灌顶般的顿悟；
深夜的女生宿舍，每个人必须交代心仪的同班男生时的羞赧；
考古参观，西安到凤翔敞蓬卡车上声嘶力竭的一路语录歌疯唱；
万马奔腾般的壶口瀑布岸边的忘情呐喊。
15个与4个之间，青春的每每走火最终没能酿成古老而甜蜜的正果，最后，4位女士全部外销，班内没有成就一对。
也翻墙，也跷课，也恋爱，也写诗，甚至，也真诚地玩一把民意测验、罢课、竞选。够疯，够野，够快活。
回忆那四年，立刻跳出来就是这些，而二十多位老师讲授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知识，不少，都还给了老师。
进校时的19个人千差万别。年龄，相差了近一轮；地域，来自陕北、关中和陕南；身份，有工人、基层干部、教师、居委会干事、知青、农民、学生。面对校园里的一切，却是同样的陌生和新鲜。在狼吞虎咽地咀嚼着书本的同时，不少人开始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
对很多人来说，四年铸成了一个起点，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专业管理者、实业家和诗人的起点，也是人生价值判断的起点。
当时想过，通过高考，把这么多来自各地的人集合在这里，门卫把着门，围上高高的墙，仅仅是为了读几本书，学一门技艺，好以后有一碗饭吃吗？
现在想，大学的定义应该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在法律的范围内。
西大幸亏不是私塾，不是农讲所。
那四年，中国社会少有的宽松，西北大学少有的自由。
今天，用现行的社会标准给19个人定位是简单的。多少个教授、研究员，几个博士、硕士，几个厅局级、处级；再细一点，出版过多少专著，发表过多少论文，获得过多少奖项；世俗一些，收入、住房、车子，子女的境况，等等都是。当然，也有负面的指标：几个人受到过什么样的处分。
以这些指标看， 19个人的最大公约数是高级职称：16个高级职称。按社会标准说，混的还可以。甚至也有骄傲的地方，如在某个学术领域的卓有影响的成就。
但这不是全部。
夜晚，有人打开电脑查找资料，准备还一笔无法再拖的文债，有人打着哈欠按着电视遥控器的按钮；于此同时，有人刚刚写下一行灵性而诡异的诗，有人在筹划把一笔资金打入一个民办刊物的帐户；而在钟声响起的大洋彼岸，有人在教堂里笃诚地翻开《圣经》，有人在完成了一轮紧张的教学之后，预定了飞往夏威夷的复活节度假机票。
19个人的生活都是丰富的，19个人的感受都是独特的。
毕业后的19个人，经历虽然不同，心路却可能相似。如果一定要给77级考古班一个定义，如果一定要找出19个人精神层面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
可能要回到这个班的开始，王子今、焦南峰开的那个头。
第一年进校，由系上指定班干部，王子今任党支部书记，焦南峰任班长。这一年，他们除过尽心地为同学服务外，浑不管。
进入第二学期，二人不顾系上的一再劝说，坚决辞职。接下来，书记、班长由大家推举产生，以后三年半，党政首脑年年换。到毕业，刘云辉、马振智；王震中、张小舟；韩钊、尹申平陆续当过班上的领导。这样一种轮换制度，不要说在今天，就是在当时，也是鲜见的。
是磊落，是真诚，是宽容，也有功利，但取舍之间，有坚守，有担当。延续下来，在社会发展与人生道路交叉的几个关键时刻，没有置身事外，更没有出卖。
可能还有一些更深的共同点。
或许是，从农村和工厂的底层学来的粗话和只具皮毛的江湖气。
或许是，被严谨的专业、繁忙的业务和单调的岁月怎么也杀不死的文学细胞。
或许是看穿了那些过眼烟云，看到了烟云下屹立不动的礁石。
或许是懂得了，挫败也是生命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更为珍贵的一部分。
或许是理解了：“生命不是由我們呼吸的次数来衡量，而是由让我們激动不已的时刻来衡量”。
或许是潜伏在大脑皮层深部、主宰生理气质的某个共同的神经节点。
或者干脆，如同给爱情的定义一样，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
人们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什么是家？网上的回答成百上千，“心灵的港湾”、“疗伤的憩地”等等，都没有错。我的定义是：一个可以把脚翘在桌子上的地方。在77级考古班这个准家庭里，没有防范和猜忌，你可以没有顾忌地笑和哭，甚至，也可以把脚翘在桌子上。
肇庆聚会，60岁上下的一伙人坐在一起，仍是抢着说话，大呼小叫，老某、小某，直呼其名，生理年龄也回到了30年前。那天，有人唱歌，有人赋诗，有人落泪，有人交代初恋的情书。白酒、红酒、洋酒，放倒了好几个。在这种场景中，被班上的同学调侃、挤兑，也是人生的一个享受。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上下铺，我们的77级考古。
珍惜缘分，感恩四年，我们的77级考古。
该感谢了。
西大那四年，首先要感谢的，是校长郭琦。
第四学年，历史系学生会组织“雷锋精神研讨会”，满满当当的大教室里，除了全校各系的关心者，还有郭琦校长和张岂之系主任。我发言，结结巴巴，因为激动和紧张。最后的两句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校长是蔡元培式的校长，我们的老师是鲁迅式的老师”。换来了不少掌声。
岁月，能改变一切。
郭琦校长1990年9月9日去世。20年后的2010年8月底，在西安举行纪念座谈会，十几个人发言，对校长的评价都很高，第二天报纸的通栏标题是“具有大家风范的大学校长”。我在心里郭琦校长是高校中少有的蔡元培式的校长。
感谢诸位授业和给予种种关心的老师们，他们是：
考古学：王世和（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史前史、考古参观）、戴彤心（夏周考古）、刘士莪（两周考古）、?段连勤（战国秦考古、）、肖安顺（两汉考古）、贾正中（魏晋南北朝考古）、段浩然（隋唐考古）
考古实习：戴彤心、张洲。
考古参观：王世和、王志桢。
中国通史：徐清廉（先秦史）、韩养民（两汉史）、张永禄（南北朝隋唐史）、刘清阳（宋元明清史）、韩学儒（近代史）、李云峰（现代史）、刘秉扬（现代史）。
世界史：朱文良（世界古代史）、彭树智（世界近现代史）。
选修课：段连勤（民族史）、段浩然（古代建筑）、景尔强（古代汉语）、戴南海（历史文献学）、李学勤（古文字学）、张岂之（中国思想史）、林剑鸣（秦史）、张扬（印度古代史）。
哲学：刘宝才。
政治经济学：何炼成。
日语：李文琦 。
班主任：邱亚民、王志桢、张春玲。
这个名单肯定还有遗漏。当年，我们就是站在这些老师的肩头上。
最后轮到了同学。感谢白建钢、张宏彦。为了这个集子，一个出了钱，一个出了力。而17个人没有说出口的，是两个人的心。
这本集子，是毕业30年后19个人的一次合唱。留着它，多年之后，可以翻出来自己解闷，也可以给子孙们炫燿。
2012-5-8
